女性写作，让知识不再具有压迫性

原创 颜歌×郭玉洁×王磬 单读

《单读 27·死里逃生：2021 原创小说选》收录了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郭玉洁的《观音巷》和颜歌的《情陷亚历克斯·韦伦》。在已经过去的夏天，单读和 JustPod 联合主办了一场关于女性书写的对谈，《不合时宜》的主播王磬从这两篇小说出发，和郭玉洁、颜歌一同探讨了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女性写作能提供的独特力量。单读对这场活动做了文字整理。

郭玉洁和颜歌都聊到了女性身份对自己成长乃至写作的影响，对她们而言，女性写作者需要有意识地对抗父权制下的表达方式，找到女性自己的语言和叙事，而这也是改变知识压迫性、欺骗性力量的努力。她们也谈到文学在今天的重要性，当人与人之间越发难以互相沟通，文学依然是帮助每个人理解他人，将边缘的声音拉回公共讨论的艺术形式。

疫情时代，如何思考女性写作

访谈：颜歌、郭玉洁、王磬

我们的文学史，

其实是男性写作的文学史

王磬：其实三个女性一起聊天，不一定要聊女性的话题，因为将“女性”视作女性作者唯一的标签，是一种比较窄化的理解。但是在当下，我们这个话题又非常应景。我想各位可能也都关注到了最近塔利班组织包围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在阿富汗总统出逃后，塔利班可能很快就要接管整个阿富汗。关于塔利班掌权的优势和劣势，现在网络上也有不少讨论，但我想有一个群体一定是输家，那就是阿富汗的女性。由于塔利班奉行非常保守的伊斯兰教主义，可以想象阿富汗女性之后的生活会非常艰难。他们要求女性完全地回归家庭，要求她们在公开场合用很厚的罩袍把自己的身体遮住。女性可能连进入学校学习的权利都将受到限制，就更不要想拥有自由表达和创作的权利。我今天早上也读到单读推送的文章，作者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法齐娅•库菲。文章讲述的是她在塔利班统治下举办了婚礼，在这期间她遭到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暴力。

虽然这是发生在阿富汗的故事，但是我想全球的女性创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很类似，这也让女性的表达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挑战之外还有机遇，也就是说在危机四伏的今天，当我们面对疫情、极端天气和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时，女性写作是不是存在一些特质，为我们回应现实提供新的方式？女性创作者应该如何认识和记录她们所处的时代，又应该怎样与所处的时代相处？我想借此机会跟两位老师交流一下。

我想先从郭老师的作品《观音巷》讲起，这部小说收录在《单读 27》中。小说讲述的是在一个传统家庭中，祖孙三代女性面临的不一样的性别挑战。主人公叫做鱼钩，她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格格不入。鱼钩有一个姑姑，由于自己身体上的原因，在婚恋上遭遇了许多困难。她的奶奶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遇到不公正的性别待遇，比如没有上学。通过这样的人物关系，作者勾织出了一幅比较乡土，甚至有点父权的社会图景。故事的最后是奶奶的葬礼，虽然鱼钩是姐姐，但因为弟弟是长孙，所以他走在前面，这样的细节对于很多熟悉中国乡土社会的读者来说应该都不陌生。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又发现这些细节线索埋藏得比较深，女性的性别视角是一个比较隐形的存在，是随着篇幅的层层展开、新的人物和情节不断深入，读者才能慢慢地意识到。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想问郭玉洁老师，这种处理是有意识的选择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以及想通过这部小说讲述怎样的故事？

郭玉洁：谢谢王磬用心的阅读和分享。你刚才提到阿富汗的最近，也让我联想到了写这部小说时的感受。作为 70 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时代的悲剧已经落幕了，但在和长辈接触的时候，我又发现，那些痛苦其实没有走远，并且去追忆、去感受那些痛苦还是非常必要。

电影《春潮》

这个小说是关于女孩的成长故事，当代小说中有很多关于男性成长的故事。他们如何成长？一个是出门游历，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性”，经历之后他就获得了对于世界的权利。受这个影响，很多女性成长小说也会把性放在中心的位置，比如说第一次月经、第一次性的经验，或者是窥探到性——成人世界里面的秘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女孩的成长很多时候是经历了离别，更多的是死别。就是你家庭里面的年长女性，比如奶奶或者外婆的去世，当年长的女性去世的时候，除了悲伤，我会隐约感觉到命运的循环。但在现实或者小说中，这种悲痛、恐惧的情感又不被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当事人也不曾感受到。这种离别，以及感悟到自己的命运可能会循环家中年长女性的命运，是我写这个小说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的文学史，其实就是男性写作的文学史。戴锦华老师也曾经说像王安忆这样的小说家，当她想描写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也会去写一个男性。而女性总被分配在家庭，或者是婚姻、爱情的角色里。当我们想写更社会性的角色、表达更严肃的主题的时候，很容易想到男性的故事和声音。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比较有意识的女性创作者，但我也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观念变得刻板僵化，写作的根本出发点还应该是情感推动。

王磬：想请问颜歌老师，同样作为女性创作者，您在写作时会不会有意识地与父权制传统对抗？

颜歌：在 20 岁左右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被评价为一个没有性别感的创作者。但现在我觉得如果把性别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如果不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就很像有的人在谈论种族时，会说我看不到种族（I don't see race），我看不到皮肤不同的颜色（I don't see colour），这其实是另一种种族主义。目前我的方式是逃避，假装看不到我的女性身份，因为我也还没想到解决方法。

认识到这种身份，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写作，而是我作为一个人，我的存在（being）。所以女性作家不要去写父权世界想象中的女性，不要只是服从和使用被创造出来的表达方式，而是要从女性的身份、经历出发，思索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我们所需要的语言和叙事。

电影《金都》

作为一个女性，

怎样理解亲密关系？

王磬：女性写作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父权制会覆盖从话语、叙述，到作品出版、接受的过程。而作为女性写作者，在意识到这种不对劲后，我们还是需要去寻找新的出路，创造新的叙事。

我觉得颜歌老师发表在《单读 27》上的这篇小说，就是一个有趣的女性写作实验。小说题目是《情陷亚力克斯·韦伦》，主人公是从中国移民到爱尔兰的女孩小韩，在一次线下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个叫做亚力克斯的男人。当两人成为 Facebook 好友之后，小韩通过对方时间线上的好友留言意外地发现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不过她又不能确定，于是就通过亚力克斯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种种痕迹来寻找真相。尽管她跟这个亚力克斯只见过一面，但是他留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自我衍生的网络档案，所以在查明真相的过程中，她感觉好像在和亚力克斯谈恋爱。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一方面它在探讨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我们当前的这种社交关系，有多少是由虚拟世界来建立的，而物理世界的距离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基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它也让我想到如今很流行的饭圈现象，很多年轻的朋友也许从没有见过某位 idol，但是通过他在互联网上的痕迹，比如说他的行程、日常训练的视频，最后爱上了他，但其实就好像在跟一个虚拟的人物谈恋爱。这可能不是您创作的初衷，但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我觉得这两者可能是平行的。在现实和虚拟之间，我们怎样才算是爱上一个人？作为一个女性，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亲密关系？我觉得这篇小说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视角。所以很想请教颜歌老师，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了这样一个故事？

电视剧《请回答 1997》塑造了疯狂的追星少女形象

颜歌：对我来说，如果我不写作的话，就好像没有真正生活在这个地方，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所以在 2015 年搬到都柏林之后，为了把自己拖回到地面上，我开始试着用英文写一些故事，好让我跟生活的世界、周围的人与事发生实际上的关系，做一些精神上的联结。当时写了几个小短篇，慢慢地接到了编辑的约稿，我就开始构思这个故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小孩刚刚出生，我深深地意识到女性的身份对我工作冲击很大，我要在几个月里面把小说写出来，所以选了这个拼贴的形式，这样我可以每天写一点点，也能在写作间隙得到休息。

王磬：颜歌老师刚才说，孩子的出生让她更意识到了女性身份，也想问问郭老师，在您的成长或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那么一些时刻你意识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且更自觉地由此出发进行创作呢？

郭玉洁：我记得也是在一个和女性主义有关的活动现场，有一位朋友提问说，你是不是经历了什么事情才成为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比如说什么创伤？我说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成长在一个男权社会中，不受到伤害是不太可能的。但我还比较幸运，成长中没有受太大的挫折，真正严重受创的人，可能没有机会成为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性写作者。在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从农村来的女同学，可能上完小学，或者初中就不见了，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一种很朴素的义愤，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家里好几个姐姐务农供着一个男生念书。我从很小就不能接受这种不公平，可能从小就比较敏感。也许是这样的成长环境把我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而是一直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件。

电视剧《俗女养成记》

文学的作用是把被忽略的声音

变成我们能共情的语言

王磬：我很好奇两位的作家身份。像郭老师，您之前是资深的媒体人，做过很多优秀的非虚构报道，是怎么转变成了一个小说创作者呢？

郭玉洁：可能因为大学读中文系的缘故，当时读昆德拉，他说，“小说是这样一种地方，每个人都在里面得到理解”。我那时候很喜欢这句话，感觉每个人都能被理解，无论他的地位或者善恶。我其实非常向往小说写作，但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中。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文学是有自己的体制的，要成为文学创作者，有一条固定的路径，从爱好文学，到给某些报刊杂志投稿，然后进入一些相关的单位。但后来，文学慢慢不再是社会的中心了，所以我们那代人很多人都去了一个刚刚打开的市场，就是媒体和广告业。所以我只是那批人里面的一个，不是说有多特别。

那为什么一直没写虚构呢？因为从非虚构到虚构，这个跨越是很困难的。在非虚构的逻辑下，我们必须确认每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可以核查的，久而久之我就没法想象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准备很不充足。我刚才也讲到我相信写作的动力是情感，我想要写很多包含着痛苦的东西，但同时又不知道怎样开始，于是就一直拖延。一直到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工作改变，我才有机会开始专门写小说。

王磬：颜歌老师很早就进入了文坛，而且可能也是那一批年少成名的作者中为数不多还在坚持写作的，那小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颜歌：我确实是从很小就开始写小说，并且一直在写小说，我已经非常习惯随时记录下事情，保存我的生活和经验，然后进行编造。但我也意识到，这种编造的习惯已经进入了我的生活，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的回忆都有一些加工的成分。所以我其实很崇拜非虚构写作者，但我自己没办法写。我现在其实看非虚构比较多。在去年冬天抑郁的状态下，我觉得读小说是一个罪恶的事情，虽然这么说是不对的。其实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它们的本质是相似的：一是因为它们都在讲故事，另外它们都强调文学性的叙事。

电影《罗马》

我很喜欢法国文学理论家让－吕克•朗希，他说所有的文学都是政治化的，对政治的定义要回到古希腊中——政治是为社会中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也就是说，政治的作用是把我们原本认为只能发出“动物的嚎叫”的人的声音变成语言，变成我们能够听到和认可的声音。把被忽略的、被边缘化的、被去中心化的事物，重新放回公共讨论里。实际上文学归根结底也是同样一件事情，通过讲述、记录，或者虚构，让他们的声音变成我们能够认可、共情的语言。当下社会不断两极化和极端化，人们变得愈来愈不能对话，因此现在用文学性的表述，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是非常必要的。

新冠疫情放大了

每一个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王磬：在今天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二位对疫情有没有新的观察和思考？它会不会带来新的创作机会和空间？

郭玉洁：这两年真的是一个转折点，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意识到自己做的工作非常的微不足道，也会怀疑工作的意义。我也忍不住经常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但所谓的“正常”，其实是很难确定的，因为十年前全球旅行也没有这么容易。前两天看到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孙歌老师的一篇文章《“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她提到日本人存在常态偏执的心理倾向，在核灾发生之后，大家都很想忘记，或者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很希望回到常态，回到原有的秩序和生活里，因为危机发生之后，对每个人都是考验。但其实不只是日本，所有人想回到习惯了的生活中，但孙歌老师说我们应该面对危机，去反思在这种状态里面可以自己可以做什么。

其实在去年疫情期间，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包括我在内。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地做自己能做的事，以自己的经验、思考记录世界发生的变化，在人类毁灭的担忧下，其实这样的记录也是有意义的，也许对延续人类文明，能有一点点帮助。

颜歌：这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觉得新冠疫情可能是一个放大镜，放大了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以我所在的英国为例，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英国甚至全球这种反亚（anti-Asian）的情绪在上升。疫情之前，我所在的小镇上，大家都非常和善；但疫情之后，我有一次带着儿子去书店，一位华裔店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幼儿园遭到了其他孩子的排挤和辱骂，她自己也在街头遭遇过攻击。更让我觉得心酸的一点是，她说在白人居多的社会里，她不知道和谁去讲这些事，所以对我这个陌生人倾诉。另外，英国社会固有的社会阶级差距也被放大了。其实在疫情期间，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是英国的蓝领阶层，其他一些特权阶层就被保护得很好。

我很同意郭老师刚才讲的，大家不断强调要回到常态，但很可能之前那样的全球化时代只是昙花一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其实占主流的还是苦难。那在危机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断需要反思的。

王磬：谢谢二位，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新冠期间的感受。当时因为疫情封锁，文学确实对我起到了治愈的作用。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力量来支撑生活。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我阔别中文系 10 年后，再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

女性写作的重要之处在于

让知识不再是压迫性的力量

郭玉洁：我看到有位读者提问，“有没有人永远感受不到文学的乐趣”。肯定有，而且有很多。我觉得文学成为时代大众文化、处在文化中心位置的状况是很短、很偶然的，除非有意外发生，否则文学应该就会一直是一个小众的文化样式。但我觉得文学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在众多的艺术创作形式中，文学创作仍然是最自由、最便宜、最独立的，你不需要其他的工具，也不需要和别人合作。我觉得文学仍然会是其他媒介、其他艺术的一个发动机，从文学中产生的原创内容，仍然会给予后者启发。

颜歌：我特别赞同郭老师。文学作为一种叙事形式，肯定是在被边缘化，或者已经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对阅读者有很高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就像郭老师讲的，它又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叙述方式，因为它完全依靠语言。这种纯粹性其实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更能体现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也会更具有挑战性。

王磬：还有一位朋友问，台湾作家林奕含曾经说文学欺骗了我们，请问老师们怎么理解。

郭玉洁：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语言富有装饰性，它可能会被拿来作恶，包括作者在写作时是否真诚。文学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善，它需要我们有更强的力量去辨析它，读者其实不能做文学的被动接受者，也要不断地学习。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

王磬：其实这个话题也可以回应我们的主题，这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常见困境，有时候我们会分不清爱的是知识、文化、艺术，还是加诸此的人。常见亲密关系的框架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如果很爱知识的话，跟一个知识分子在一起会很完美。但我现在会觉得如果向往知识的话，学习知识就好，而不一定要跟知识分子谈恋爱。文学也有装饰性、欺骗性，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郭玉洁：知识很多时候就是力量，是权力，它不一定意味着善，也可能是压迫性的力量。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女性写作或者说其他样式的文学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需要去改变知识固有状态，让它不再是一个压迫性或欺骗性的力量。

原标题：《女性写作，让知识不再具有压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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