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群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心中有多少苦闷

【编者按】

刘健群是国民党军政要员。他早年参加黔军，并非“黄埔系”出身，却能借助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位列“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并担任过复兴社书记长。其后虽然曾在内部倾轧中失势，抗战期间还一度遁迹于云南鸡足山中，但战后又复出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晚年在台湾以“立法委员”身份终老，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201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刘健群的回忆文集《银河忆往》，本文选摘自书中《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一文，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在西安事变的前几个月，南京召开党的中央全体会议。（二十五年七月）我是中央执行委员，从广州赶回南京开会。副司令张汉卿先生，也因为开会由西安回到了南京。他住在下关与南京的中途新开的一家首都饭店。在当时的南京，算是首屈一指，比中央饭店、安乐酒店更华贵的旅馆。相当于现在台湾中上等的观光旅社。我到南京后，有一天去中央饭店访友。出了饭店门，忽然碰见黎天才。他含着笑而且又似乎很庄重的对我说：“刘先生，我们副司令有点快发红了。你应该好好地同他谈一谈！”他在张副司令处，是主办情报的人员。也是四维学会的理事。他所谓快发红是说张和一部分左倾分子有往还接触的意思。我知道他说话的含义，但我对当时西安的情形，一点都不了解。我请他向张汉卿先生约定次日下午三时到首都饭店去作长谈。

第二天下午，好像中央的会，已经快结束了。会议中没有重要事，所以张和我都用不着去开会。而且知道张次日上午，已定好包机飞返西安。我按时到了首都饭店他的房间内，他谢绝了其他的访客，关起房门，我们准备痛痛快快地畅谈一下午。话题开始，我先静听他的意见。谈不到四五十分钟，并没有接触到任何问题的核心。忽然委员长官邸来电话，要张即去官邸，委员长原定六时半请他吃饭，现在就请他去，当然是委员长有重要的话要和他谈。他一算时间，去官邸吃饭回来，为时已晚，到明晨动身返西安，已经更没有再和我详细谈话的时间了。他说：“健群兄，我们只好再谈了。希望你有机会来西安一次。”我们就是这样的匆匆分别。第二天他回西安，好像我也是那一天飞回了广州。梦想不到西安问题，会有以后那样的严重。假如稍微有一点感觉，我就会乘他的专机，一同去西安住上十天八天，再回广州工作，也是千值万值！可惜之至！我和张谈话，有甚么用处呢？

第一，我知道他对我可以比较不十分隐讳地吐露出他心中的苦闷。

第二，凡是他对委员长有不了解或属于他观察错误的地方，我自信一定能委婉曲折替委员长解说得明明白白，让他心服。

第三，真是他所有的困难，必需中央解决的事件，我会向委员长报告，委员长也一定会替他解决。

第四，他对他的部下有说不出口说不清白的话，也许在得他同意之后，我会替他帮忙解说，比他自己解说，方便得多。总而言之，这一点上下通气的工作，我一定优为之。一点不是吹牛，也不是空想。我应该成为这一剂药方中的甘草。为甚么天不让我们在首都饭店，有这半天痛痛快快的谈话呢？我想只要谈一个大概，我心中有数，一定会注意去解决这一个可以成为问题的问题。我会用尽心力，去为张解除苦闷而使之归于平静。

委员长对张学良一贯是爱护的。张学良对委员长也是敬信的。对国家的目标并无二致。对私人的情感，更是纯真。还有甚么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呢？西安事变，说穿了只是两个字“误会”。能通气，则误会冰释。我事前事后研究，获得如此的结论。

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的苦闷

当时张学良的苦闷，从直接间接研究，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外以下各点：

（一）“剿匪”的战争，不是轻而易举的战争。应付的艰难，牺牲的重大，都在预计之中。东北军中，可能先有战志不旺与畏忌牺牲的缺点。

（二）在陕北“剿匪”的初期作战，东北军一百十师、一〇九师先后失利覆灭，一百十师师长何立中阵亡，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这些失利的战况，更使张学良内心懔惧而彷徨。

（三）因为战志不旺，又对安内攘外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遂想到离开家乡，远适西北，如此牺牲，是否值得？

（四）内体不固，外邪感冒自然乘虚而入。延安共党在生死存亡关头，自然用尽心机，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救国”“打回东北”等各种理论和口号，向东北军文武干部多方侵入。当时共党的最高希望，原不过只是使东北军对“剿匪”工作丧失战志而陷于瘫痪，以便勉作“最后垂危的挣扎”。至于搅到西安事变，如此收获，可能也出乎了延安共党们意料之外。

（五）张的下级军事干部，属于年青的一代，多半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自称对张副司令系亲切爱戴。在普遍情绪不安之下，有人说：“副司令，你带我们回家乡去打日本人，我们死而无怨。你带我们到西北来‘剿匪’死得不明不白，我们永不甘心。”最刻毒的一句话是：“你把别人当父亲，别人未必把你当儿子。”这句话使张的内心，有说不出解不开的苦痛。

（六）也许关于不“剿匪”而先抗日的见解，可能张学良曾经向最高当局略有陈述。这当然是不可能获得同情的。以蒋委员长的个性对张又是一贯的爱护，一定指示他要整顿军队，完成“剿匪”工作，才有抗日回东北的可能。但委员长素重保密，天生个性庄严端重，不轻易多言，绝对不会委婉曲折将全般未来计划一一对张学良分析解释。也许根本想不到应该有此解释的必要。因此可能在张的心中，理论与情绪，均陷于长期深深的苦闷和难堪。

（七）委员长批给东北军的款项，比照中央或其他各军，只有从宽，绝无苛刻。但在东北军来说，在关外时，一切富裕，不需担虑任何开支。入关以后，除正规部队外，还有附带的眷属亲友，若干款项是不能加入任何报销的。四川人唱戏的台词中有两句：“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东北军这些时候，感觉得到的是处处都拮据，处处都不方便。听说委员长批的款项有时主管部门，以格于规定，表示为难，还要多方交涉，七折八扣，才可以领得。这一类事件在张氏心中，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八）共产党“千变万化”，有的纯以东北老乡的身份，表示爱乡爱国的赤忱，一切为东北军打算，为张副司令打算。有的纵然不隐讳共产党的身份，但在张的面前，一定也表示得赤诚坦白，一切都好商量。使得张对这些人觉得平易近人并不可怕。反而在中枢方面，处处都有些扞格不入。有时情报机关，在西安逮捕左倾分子，不曾事先与张商洽（实际是先商则无效）。张更感到身为方面统帅，一切不能做主。有时连面子上都过不去。十分烦闷，隐在心头。

总而言之：张在关外，是处处有权有势。论出主意，他父亲张作霖八成是要听他的。也许干脆是言听计从，十足照办。论经济，他即是东北王。说啥有啥。只有人求他，绝无他求人的时候。自从来到关内，感觉处处在受苦受罪。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不深入和允当。而只感觉到不能发挥高见，只有听命受训的份儿。再加前途茫茫的艰难，下级干部议论纷纷的讽刺，他的头脑，不能冷静。他心中的烦闷和苦愤已经是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听人说委员长去西安时，到军官团训话。军官团是东北军青年将校的集汇。委员长曾义正辞严的指出安内攘外工作的重要。不“剿匪”，便是不抗日，等于汉奸。理论是千真万确。情真语挚，但出诸委员长严正的训斥，可能是使他们更受不了。张学良由于平素的误会，到临时的冲动，于是乎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可悲可痛的西安事变，遂爆发而不可收拾。

沈克：蒋介石特别约见的人

记得在西安事变之后，在和中央讨逆军相持之中，有两个东北军内的军长首先表明服从中央。这在当时是有利于委员长安全返京最突出的壮举。所以委员长安返南京之后，曾单独约这两个军长共进晚餐。当中一位是沈克（字公侠）。另一位是东北人，因私交不深，恕我连姓字都忘记了。大约在国防部总还有案可查。可能因为我曾在北方工作的关系，委员长要我去作陪，座中别无他人。

在吃饭当中，沈克忽然起立说：“报告委员长，若果刘处长（他心目中指的是我）陪去西安，可能不会发生这件事。”我觉得愕然！连委员长也用惊异的眼光问他：“为甚么？！”他说：“刘处长若去，我们有甚么不好讲的话，都可以对他说。”委员长点点头。

原来沈克在北方军人中是有名的多宝道人。说不好听一点。是有名的滥王。他头脑很灵活，交游很广。北方各军的事，好的固然少他不了。他吃喝嫖赌件件俱全，任何做坏事的场合，更是离不开有他的介入。他在部队中，如同帮会一样。听说有一次全师大会，官兵知道他输钱输多了薪饷发不出，干脆有人举手发言，“听说本月份师长手气不好，薪饷发一半罢。以后手气转，再加发我们好了。”你能说不可笑吗？

我率华北宣传总队去北平的时候，第一个愿意请政工人员去部队工作的军事长官便是他。他是师长，但是独立师，不属于任何集团。当时北方情形复杂，日本人造谣挑拨，说中央工作人员，是这个派，那个社。在日本人的想象，是要北方军队畏忌中央，和中央距离日远。哪知道结果适得其反，偏有人要接近中央，甚至想参加这个社。沈克就是北方军人中脑筋动得最快的一个。他希望拥护中央，与中央发生较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初去北方四处碰壁的时候，自然希望有一两个部队替我们政治宣传工作铺路作榜样。我和他来往数次之后，他特别表示亲切。有一天他单独一人来见我，在怀中摸出了一本支票簿，他说：“健群先生，北方局面复杂，你来此工作处处都要用钱，不是可以报销的。你我如同手足兄弟，这一本支票簿，请你收下。在五万元以内，随便用，超过五万元，先通知我一声。”我了解他的用意，我说：“公侠兄，你知道我个人生活不成问题，宣传总队，也规定有特别费。再说真有特殊的需要我会请委员长批发给我的。所以款项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北方的工作，需要你多方的赞助。”我当时还很诚恳地补了几句，我说：“公侠兄，你既不把我当作外人看待，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为了国家协助中央这一番好意，我有机会一定向委员长报告的。但军人的生命在军队，我希望你加紧整军，使成劲旅。以你的聪明能力，不是办不到的问题。假如你部队太差，我说将来一定处处能够帮忙你，那不是由衷的真话。既是好朋友，请你了解我。”我拒绝了支票簿，但我开出了更诚恳的情意。

可能他对我的真情和品格，更加有好感。以后在北平一个短时期的工作，凡是各军各部有许多政工人员都无法知道的事情，都是他来告诉我。因为在北平无论好事坏事，没有那一桩他不是亲自以自己人的身份去参加的。所以特别知道得透澈而真实。

西安地方很小，联左联右，犯上作乱，我想无一处机密会议会没有沈克仁兄的足迹。在他想象中，我若随同委员长去西安，他一定对我尽情相告。他在东北军中，仍系杂牌。若果通过我能亲见委员长，他一定会拼性命告密，以图首功。只要还有一日半日的时光，委员长自有安全应变的对策。我既没有去，在随行各大员中，他没有深交，别人也许还是真看他不起。他绝不敢向人牵入如此重大的是非。他小小军长当然也不敢直接去见委员长。事实上也无此可能的机会。所以他只好一直等到后来能够安全自作主张的时候，才首先通电拥护中央，以瓦解西安军事集团的团结意志。本来我一直认为纵然我随委员长一同去西安，已经是毫无作用的废料。照他这一说，我真深悔没有去，那对于党国该是多么的好啊！世间事，真有天意吗？！

西安事变后，南京有何应对？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熟读明史，知土木之变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们主张立刻正名讨逆，临之以威，才可以达到营救委员长出险的目的。这一主张，以戴季陶先生为最明切。因为他对委员长公谊固深，而私交尤笃。一心一意只为爱护委员长而发挥主张，不必有所顾虑。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却认为委员长既已被人劫持，当尽力婉商，以择安全。深恐激怒张氏，使委员长的生命，更陷于危难。实际这两种办法，名虽相异，实则相成。婉商固以营救为目标，讨伐又曷尝不是止于以营救的范围为界限呢？若果不是为了营救委员长，一切手段均将丧失其意义与价值了。话得说回来，事后诸葛亮，人人都比孔明强。在当时生死存亡，千钧一发，恩怨未分，情况难明，宜刚宜柔，过与不及，谁能说哪一种办法，是至当不移有效的办法？谁能说哪一种手段，是万全而无少许危险的最好手段呢？

戴季陶

事变当中，在南京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军事委员会，虽有常务委员，但委员长为了安置冯玉祥，曾设置了一个副委员长。有委员长在，一切无问题。一旦委员长被人劫持，不能行使职权，是否由常务委员会主持？还是应由副委员长代行职权，负担起全部讨伐或谈判的责任呢？以冯氏为人，对于委员长和党国的关系，他若真正代行委员长全部职权，明人不必细说，包你有花脚乌龟好戏可看。因此在组织规程上，寻出了根据，中央还是决定另行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冯玉祥只是冯玉祥。依然和蒋委员长在京时一样，照常做他的副委员长。他牢骚不牢骚？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这是革命历史，是党国大计，千万有不得一分一步的差错！当年朱培德奉委员长命，主持军委会事务。他的办法是大事请示委员长，小事去问林主任（林蔚文系办公厅主任，保有委员长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无涉。当然像冯玉祥这个副委员长，更是等于有名无职，自然应该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的。时间好在不很长，也总算是没有闹出甚么不妥不当的笑话。

《银河忆往》，中华书局，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