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编写与民族主义有何关联？

（一）历史教科书：联结国家、学界与民众的纽带

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完成的，“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过程中，所谓的民族共同体一定会按角色分解为两种人：一种是精英，另一种是大众”。

普遍民众提供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与土壤；民族文化的制造者，通常是知识分子，从历史文本的记录中发掘出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文化梦想；政治家把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结合成为政治运动。知识精英的思想，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传达给民众，进行社会动员，形成一般的社会意识与民族主义运动，才可以实现其政治诉求。如何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结，换言之，精英的思想如何才能成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成普遍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是民族主义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目前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较多的关注。一些研究从思想人物与“关键词”入手，考察精英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及“关键词”意义的变迁，这对认识中国民族主义有重要意义。但需注意的是，有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在某一时期内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对普遍民众的影响程度还是个问题。目前的研究没有充分关注到精英思想的社会影响，以致将精英民族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现实中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民众的民族情绪，忽略了从精英思想到民众观念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转化。如清末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清政府倡扬的道德标准在教科书中出现，但在新式教科书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涵义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教育目标通过教科书的实现程度尚可讨论。就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来说，“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有不同的含义，也主要限于部分知识分子言论中；民国成立后一系列的努力，无疑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出现到普遍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间也充满了变化。这提醒我们，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要区分精英思想与一般的社会意识，关注民族主义思想传播路径及其转化。

教科书是联结政府（国家）、编者（学界）与学生（民众）的一个纽带，在民族主义思想传播中居于重要地位。民族主义思想可以有多种方式传达给普遍民众，就实际影响而言，利用国民教育对民众进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是社会动员最有效途径。统治集团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等意识形态一致化的途径实现其精神和道德领导。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在推行官方民族主义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资讯与传媒尚不发达的近代中国，学校教育是民众获取知识与形成民族意识的重要渠道，学校是培养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场所。近代中国，在塑造中国社会舆论过程中，教科书比报刊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主要工具，在形成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值得关注。

教科书的桥梁作用，不是说教科书对政府或编者的意图全盘照搬，而会有一定的选择。“知识是由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认知的功能是适应，它应有助于主体对经验世界的组织”。这里尤需注意民族主义通过教科书传播的具体情况。

一方面，政府与编者的意图，经由教科书传达给学生（民众），使得学生对国家政策与编者（精英）思想有所了解，可能会认同政府与精英，因而能够配合他们的要求，形成民族主义运动，以实现其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在经由教科书传递的过程中，政府与编者试图表达的意思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民众）在接受过程中会有自己的取舍，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政府与编者的期许。这使得民族主义传布情况变得复杂，甚至结果也难以确定。因此，对教科书桥梁作用及其在民族主义传布中的效果要具体分析。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在通过教科书途径传播过程中会发生何种变化，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实与教科书编写密切相连。

（二）历史教科书编写：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

教科书编写涉及多个方面，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它决定了教科书知识生产的状况，反映了教科书功能，关系到对教育本义的认识，是教科书研究的重要环节。

教科书编写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教科书是国家教育制度与教育目的的体现物。政府通过颁行教育宗旨，制订教育政策与课程标准，加强教科书审定，来指导和规范教科书编写，这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编写。

清末民国时期，经历了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除南京临时政府外，其他政府都颁布教育宗旨，学制上也有较大的变动，教育宗旨与学制的变化，相应地会引起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的变动，从而影响到教科书编写。这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主要因素。教科书编写受到国家教育方针与政策的影响，体现了国家意志，这是历史教科书与一般历史著作的重要区别。

二是编者的素养。编者的专业和政治素养，和单种教科书质量关系最大，是影响教科书编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学制与课程设置对教科书编写的影响，主要是外在形式；教育宗旨与编者素养则影响到教科书内在质量，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编者是构成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政治与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民众。由于编者对国家教育目的的理解以及知识水平不同，不同教科书对历史的阐释有所不同，所表达的知识观念有一定的差异，其结果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教科书往往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一个核心。

教科书编写实践说明，即便政府审定或认可颁行的教科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政府教育要求还需要具体分析，即便是在同一课程标准指导下编写的教科书，它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要具体讨论。教科书对历史知识的释读是多样的，编者的个人意志或隐或现，这使得它与一般历史著作又有很大的相似性。

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和编者联合生产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特定群体的知识被官方裁定为面向所有人的知识，社会秩序因而也获得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政府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会利用自己掌控的教育资源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编者作为教科书编写的实际完成人，历史知识往往是经过他们的选择与过滤才进入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编者与政府有所分合：当编者认同政府教育目标时，会遵循政府的要求；反之，编者就会与政府的要求有所疏离，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编者与政府的分合，使不同教科书之间存在着差异，学生接收到的知识可能不同，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不确定性。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教科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对民族主义的形成会产生何种影响？实际上，相对于政府和编者的要求来说，其意味已经发生了改变，以自己的方式来影响学生和民众。

（三）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关注民族主义内部因素

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功能除了传授历史知识，还有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确立统治的合法性，而后者往往居于主要地位。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本诉求是国家政权问题。所谓的建立民族国家认同，主要是围绕政权展开的，其中统治合法性是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确立合法性是民族主义一个诉求，同时也会对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国民族主义演变上，一般都注意到外国侵略的影响。外国侵略是激发中国民族意识、形成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诱因。但在中国民族主义演变中，仅仅着眼于外国侵略的一面，恐怕不足以理解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对外国侵略的认识，近代中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如“鸦片战争”，清朝将之作为一个普通事件，民初注意到鸦片战争的负面影响，但强调鸦片战争导致了烟毒泛滥。

南京国民时期开始将鸦片战争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始。从对鸦片战争认识变化可见，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认识，就可能会犯“时代误置”的错误。再如，1930年代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国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要求联合中国各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汉族意识却在此时兴起。这仅从日本侵略方面就难以解释。因此，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到外部因素，也要关注内部因素。

统治合法性对民族主义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权更迭，这可能会改变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近代中国，经历了清、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变更较为频繁。如何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性与政权合法性，是各个政权需要面对的问题。教育往往被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清政府、民初袁世凯政府以及南京政府都是如此，尤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使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不同的是，1922年新学制表现出对教育的全新理解。其次是民族主义内部不同权力结构之间不同的政治诉求也影响到民族主义。

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但这种诉求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意味是不同的。讨论民族国家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谁之认同？认同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派别与诉求；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所谓民族、国家认同或许有不同的意指。政府、精英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民族主义演变的一个因素。

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途径是什么？合法性的确立高度依赖于对共同体和民众的社会记忆，历史教育是确立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民族主义者会采取多种叙述策略，把民众的民族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杜赞奇指出，民族主义者为了动员民众，不仅仅依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依靠大量权威性的历史词汇来作为新思想的联结点，使之作为对传承的优先叙述。

在历史教科书编写时，政府会要求运用一些诸如“民族”与“国家”等“历史词汇”以达到目的。编者在安排叙述要素，如选题和选材、叙述的类型、叙述的结构模式、叙述的语言等过程中，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以实现其政治诉求。

这在中国民族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在多民族的现实中，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在形成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确立政治认同。晚清，民族主义者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上有很大的分歧，在该采取何种方式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民国时期，为应对国内民族分裂的危险以及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民国政府不断调整民族政策；而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政权更迭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清和民国政府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自己的统治，直接影响到民族主义的演化。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第一，把确立统治合法性作为认同中心会对民族主义产生何种影响？第二，从历史中来建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其效果如何？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要关注其内部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历史的反建构特征。

基于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情况和历史教科书基本功能的思考，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对认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参照：政府与编者（知识界）共同促成了教科书知识生产，二者有所分合，从而蕴含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政治认同优先于甚至替代民族国家认同，真正的民族国家认同很难建构起来，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要关注其内部因素；利用历史来建构认同，要注意到历史的反建构特征：历史会冲击通过历史建构的认同，甚至动摇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