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为何还在使用南市卢湾这些消失的地名

6月7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玮、潘霁在“全球城市与地方性知识：网络力量”讨论会上以去年上海静安闸北两区合并引发的讨论为个案，共同研究了不同群体对于空间意义的理解分歧。

他们发现：“政府与决策专家等主流话语的空间意识主要局限于经济理性框架，将城市发展视为空间的首要价值。而大众话语中的空间意义包含历史、文化、集体记忆、城市认同等更加丰富的内涵。”

“大众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努力地把官方话语中偏重经济属性的‘空间’转换成多重意义的‘地方’。”

政府与专家的空间意识

2015年9月7日，上海市政府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称：“今天接到媒体有关闸北静安行政区划调整事宜的询问，经向有关方面核实了解，关于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的过程中。”

此消息一经发布，当天就有评论数千条，且网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过网络舆论并未使这一公共决策发生变化，2015年底新静安区成立。

自“上海发布”发布9月7日的消息后，孙玮、潘霁便对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媒体对“主导城市发展的决策方（政府及专家）如何理解空间意义”的呈现高度一致。以下这则中国青年网的报道颇具代表性：

环上海经济圈课题组负责人于今认为，此次上海撤区并区，有利于对现有的空间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推进核心区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闸北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加强核心区在城市更新中的整体建设和有效保护；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水平，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有利于推动构建环上海经济圈，自觉带动环上海经济圈同城化和沪江浙一体化发展。

“这五个‘有利于’流传甚广，以各种方式在媒介报道中反复出现。”孙玮说，这类话语呈现的空间意识包括几个意涵：第一，空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对于城市核心区而言；其二，政府是城市空间的主导者；其三，空间资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联想2011年黄浦卢湾“撤二建一”，当时政府主要领导者所阐释的理由几乎完全一样。孙玮认为：“这集中体现了政府及决策咨询专家代表的主流舆论所认识的空间意义。”

来自民间不同的声音

为了了解民众观点，孙玮与潘霁还分析了2015年9月7日21点01分至10月16日16点18分中针对“上海发布”消息的3220条评论。这一时间段里的信息讨论最为密集。

他们比较意外的发现是，对合并提出不同的看法者中居然有众多闸北市民。

“如果从现实经济角度出发，闸北区市民应该是此项政策的高度拥护者，因为预想中的合并会带来很多现实利益，比如房地产价格上升、静安区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的分享。但似乎不合常规情理的是，可以经由合并获得现实利益的闸北区市民却高调反对此项政策。”

细看网友的评论，两位学者发现“人”出现在民间舆论对空间意义的叙事中：空间并非只是一个供城市事务得以施展的物理容器，相反它突出的是人与物理空间承载的社会内涵之间的关联。

比如评论“闸北的表示不想并入静安，历史文脉断了”。

又比如“卢湾、静安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她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1970年代，上海火车北站的知青专列。

“网络舆论的主要视角不是经济，而是历史、文化，以及大众的城市文化认同。在这些大众意识中，城市空间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孙玮如此总结。

上海具有顽强的“小尺度认同”

孙玮与潘霁进一步分析，此番静安闸北两区合并的社会背景是上海自2000年始在十五年间经历四次行政区划调整：南汇、南市、卢湾、闸北渐次消失。

“上海的小尺度认同在民间有着顽强生命力，深深地潜藏于普通市民的意识中。自2000年以来，上海因行政区划消失的地域仍然存活于市民的记忆中，甚至此次上海发布引发的讨论中，被撤销的南市区、卢湾区仍然被广泛地提及。”

“这座城市本身是非常特别的。”孙玮说，经历了“一市三治”近百年历史的上海，更让这座城市拥有极高的异质性。“此次‘撤二建一’所涉的静安区与闸北区，在百年租界历史中，分属英租界与华界。这也是网友在此次网络公共讨论中着力呈现的内容。”

1952年的上海市政区

如今的上海市政区

“其实政府与民间都明确地意识到空间对于城市而言极具重要意义与价值。但究竟是何意义与价值，官方与民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孙玮、潘霁看来，地方性不仅指经济利益，也不单是行政机构，更重要的是给予人“家”的感觉。人和地域之间的历史、文化、情感的联系，才是空间的主要意义。

同时，“上海城区的小尺度认同，与上海城市认同非但不矛盾，反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体现上海城市多样性的强有力证明。”

空间理解背后的城市认同

当然，中心城区的合并绝非上海城市规划的孤案。曾有学者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国内已有数个大城市陆续进行了大手笔改革调整行政区划，包括北京、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

“这显示着，在急速展开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的价值与意义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其重要性持续高涨，由此展开的资源争夺与意义竞争，也已上升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孙玮说，“但在中国现有的城市研究中，相较于城市整体研究，城市群以及城区研究两个层次较为薄弱。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型城市的发展现实。”

孙玮提及，早在二十世纪初，城市研究者就发现，现代大都市在空间分布上不是均值的，而是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物质空间的状况，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态势。城市内部多个地域的存在，也被视为社会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如纽约的曼哈顿、布鲁克林、哈林区、东村的并存，构成了纽约城市的多样性。在美国社会学家莎朗·佐京看来，“就是这种社会多样性，而不只是建筑物和使用的多样性，赋予城市灵魂”。

孙玮与潘霁得出结论，对于空间价值和意义的不同理解正是官民意见不同的主要原因。“城市想象在不同群体间出现了差异、断裂。这种断裂常常直接呈现为公共决策中的分歧，而更深层面的议题则是，城市认同、集体记忆、城市文化传统延续的问题。”

“如果撇开空间元素，单讲公共利益平衡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认为，他们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城市经济发展会带来城市利益的最大化；但普通市民不买账，因为他们看待城市的着眼点是‘家’的感觉。这并非是说，家的感觉与经济无涉或者冲突，而是说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构成家的感觉，它还需要考量其它因素，如城市历史与文化传统、市民的地方认同。”

尽管这次网络舆论并未在政策层面发挥影响，孙玮与潘霁认为大众表达并非毫无意义，它又一次伸张了地方性的价值，唤起了人们的城市记忆，加固了大众的城市认同。

“它也打破了一些关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惯常认知。比如在传播与全球化的议题中，新媒体经常被指认为是消解地方性的罪魁祸首。这个个案也显示了与这个常规论断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新媒体却常常是与本土化、在地化的大众诉求连接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相较于传统主流大众媒介，新媒体反而显示了与地方更加紧密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