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对农村的关心或妖魔化

残酷底层物语：是对农村的关心还是妖魔化？

6月8日，微信公号“X博士”的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社会》刷爆网络。此文详细描述了某视频APP上各种匪夷所思的内容，比如自虐吃玻璃、鞭炮炸裤裆、十五岁小孕妇、6岁纹身小孩等等，宣称“只需扒拉扒拉这个APP，就能了解中国乡村的精神面貌”，并感慨“被遗忘的乡村”有6.74亿人没人关注，直指城乡间的对立隔阂。

文章迅速引发争议。有怀疑这篇热转文是APP的营销软文，而更多的批评则指出，文章不仅存在技术上的断章取义，而且本质上并未摆脱“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是打着关心的旗号妖魔化农村现实。

微信公号“乡愁影像计划”发布了《谈谈X博士的刷屏文——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一文，逐条分析了X博士文中的一些错误和过于凿凿的断言，指出那些自虐、低俗黄段子事实上只是所有视频中的一小部分，远没有作者营造出来的那么触目惊心。

作者阿谬感到最有疑义的，是X博士在标题和正文中对“农村”的标签化使用。阿谬认为那款软件的主体用户是二三四线城市的人，并且在一线城市也有着大量的用户群体。将如此复杂的用户群体统归到农村当中，并以此立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是不严谨的。

微信号“清华社科研究生”的《“残酷底层物语”真的残酷吗？——对X博士刷屏一文深思》，作者施兰茶“生在农村，长在城乡结合部，尔后才进入城市”，认为X博士一文用近乎偷窥的视角看待中下阶层群体，期待的是猎奇和制造话题，这难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最后不仅把可能弥合裂口，反而会让自诩“主流”的阶层加深偏见，并营造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施兰茶也认为“残酷”一文摘出的是那些最极端、最具有话题性的视频内容，相当具有误导性，而这些“荒唐集锦”连这个APP都不能代表，遑论整个庞大无比的中下层群体。而这种视角背后所反应的态度，对中下阶层倒是挺残酷的。“想要真正了解基层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扎根浸润，起码应该做到客观、合理选择观测对象，了解具有代表性、广泛性的事物进行调研，而非危言耸听、夺人眼球。”

看上去，互联网能拉近不同地区和阶级，可事实上文化与经济的巨大裂痕愈发明显，边缘群体和底层阶级这些“失语者”以相当扭曲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阿莫撰文《猎奇、审丑与异化，是看向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残酷目光》，指出《残酷底层物语》的广泛传播并非偶然，从“山歌教”、庞麦郎到张全蛋，“无论刚刚接受互联网普及的底层如何渴望彰显自己的生活，互联网的主流话语权者绝大多数是对农村无知，自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上阶层”，而对于绝大多数网民来说，平庸无奇的农村景观并不值得一看，永远只有最惊奇的景观才值得传播。

“X博士”的微信号功能介绍中有言：“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稀有冷知识、黑历史、酷文化、神人物，从钱学森到摇滚乐，无所不包。”除了《残酷底层物语》，X博士近日还连续发了《气功热：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核战争之后的乡村爱情》、《黑帮，宗教与铁锈：忧郁的东北》、《你小时候在公园里见的那些人头蛇身，花瓶姑娘到底是什么》等奇文。从标题上就不难看出，并不只是广大的农村群众在互联网上有着被围观，扭曲的风险，其他不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小众文化和边缘群体，往往也难逃异化的命运。

阿莫认为，诸如此类的文章，尽管打着关心小众群体的旗号，但多半依旧是以大众的视角出发，将一些“爆点”作为猎奇的噱头，选取某些极端和罕见的事例或者私人感受来代表一个群体，完全谈不上客观，更谈不上全面，只是指向一种窥探“异世界”的可能——通过对离奇图景的观赏和意淫，看客们似乎能够短暂逃离庸常的平日生活。

如何走出韦伯神话？

《开放时代》杂志2016年第3期刊发了专题文章《走出韦伯神话——<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呈现了苏国勋、黄万盛、吴飞、何蓉、梁治平、马小红、泮伟江、赖骏楠、高超群、吴增定、陈明、方朝晖、任锋、姚中秋等来自国内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在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出版百年之际，重新思考韦伯的成果。

众所周知，韦伯之《儒教与道教》，连同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许多人接受了韦伯或者漫画化了的韦伯观念，即只有新教支持资本主义，儒家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现如今，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来的想象，怎么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与他的东方文化研究——《儒教与道教》的关系，就成为当前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由此，文章认为“清算韦伯是儒家在思想学术上得到重估的前提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苏国勋首先对会议“走出韦伯神话”这一命题提出异议，他并不觉得韦伯思想对中国是神话。“神话者，迷思（myth）也，是指对无根据的观念、虚妄传说的迷信。其实中国学术界对韦伯思想的认受远没到达这个程度。”中国学术界接受韦伯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标志是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于晓等人翻译的韦伯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韦伯著作的译介而言，国内现已出版的中文韦伯著作，一度主要是由广西师大引进台湾远流图书公司的再版书，且多由英文版转译，许多地方都与德文原著存有差别，而且韦伯的影响也主要在人文社科界。

苏国勋认为，直至今天，我们对韦伯思想的认识还缺乏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不同门类的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参考，总体上还处在消化阶段。对《儒教与道教》的反思既要抱着对自己民族文化珍重的态度，也要有欣赏他民族文化长处的雅量。

他谈到《儒教与道教》一书，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表现出了韦伯作为一位欧洲人文学者的风范和博识洞见。现在回过头来看，韦伯的这部著作可说是瑕瑜互见，其中包含了一个人文学者的很多深刻见解，同时也有许多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和曲解，而且他的洞见和误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但韦伯既不懂中文，也没到过中国，仅凭早期传教士零散翻译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资料就写出了这样一本书，确实值得重视。而他自己也承认，基于当时的‘实际条件不足’，他对自己有关中国的论述持‘保留的态度’，希望后来的学者加以弥补。”

前哈佛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黄万盛发现，在处理韦伯现代化问题的过程中，不同国别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学者和法国学者会经常提醒他：韦伯不完全是一个“新教伦理”的形态，还有另外一面，比较宗教学的韦伯，对世界历史的宗教形态有深刻的研究。在他们的视野中，韦伯未来长远的意义更多会在比较宗教学的领域，而不只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中。

而在美国，他发现哈佛跟现代韦伯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哈佛的社会学家帕森斯把韦伯从美国的意义上挖掘出来，突出诠释其新教伦理。帕森斯在哈佛曾经开过韦伯和新教伦理的课程，突出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联性，建立起一个因果关系。在韦伯的研究中，是企图从源泉上做出一个描述体系，但是经过帕森斯的处理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就变成有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这个结构变得非常刚性，以至于我们讨论的时候，会不经意遗漏一些属于韦伯的东西。比如，韦伯的那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而我们习惯讲的却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常会把“精神”这两个字漏掉，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则提到，在韦伯看来，新教和天主教不同，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都不同，带来的不是心灵的和平，恰恰是人格的焦虑。特别是对于加尔文的讨论中，是否是选民的这种焦虑，使得这种宗教人格越焦虑，这个才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质在韦伯看来和现实生活有非常强烈的、紧张感的伦理性。吴飞认为，“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都是讲道德的东西，讲伦理性的东西，没有禁欲生活和城市追求之间的紧张，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判断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新教伦理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紧张，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吴飞分析，从正面来说，它和资本主义起源时候的精神——这样一种追求效率的精神，当然有极强的推动关系。现代性给人带来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焦虑、一种紧张，带来的是他所批判的“铁笼”的问题。“在我们接受韦伯对于中西判断的同时，是不是有可能得出跟他完全不同的结论？这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准确理解韦伯究竟在说什么，以及韦伯所研究的各种宗教。如果我们重新来研究的话，这些东西跟这个对照之下的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体系？我们进一步理解韦伯本身，从而能进一步理解西方与新教紧密结合现代性的实质，以及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的中国思想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者梁治平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韦伯关注的问题首先是出自西方社会内部，但要证明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他的研究又要扩大到西方社会之外，这样做产生了一些问题。他把中国当作对比类型，对中国作了一个“反向”观照，那么他笔下的中国有多少是真实的？这个问题跟韦伯当年掌握的有关中国的知识有关，而我们也都知道，韦伯在这方面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但梁治平认为，韦伯有他的启发性，用林端的话说，那是启发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不是他批评的规范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善用韦伯，把他作为一个启发性的理论来运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当然，拒绝西方中心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当采取中国中心主义？如果是这样，这种立场有多少正当性？如果有，特殊的东西如何转化为普世性的？”

他觉得，谈论一种健康的中国中心主义可能是有意义的。首先必须有健全的主体意识、充分的文化自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反思能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依凭的是什么样的传统，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其次是要有很强的反思意识，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局限性，了解自己的思想资源和面对的问题，能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调节自己和其他知识资源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地去界定自己的位置。“可以说，这两点在中国知识界都是非常欠缺的。因为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没有对自己文化的基本自信，当我们开始有一点自信的时候，却很快被政治利用。这种自信不但是浅薄的，而且要用权力来支持，甚至要通过压迫理性和开放的对话来维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高超群则关注，究竟是否只有新教提供资本主义诞生的精神资源。他认为，如果用经济发展来衡量，这一论断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或许这个结论过于武断了。至于儒家是否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实证研究的结果大多是否定的。经过一些改造和转型，儒家伦理不仅适应了现代企业，而且创造出了两种不同的企业模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则提议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不一定要问儒家、道教，或任何其他的中国传统，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思考：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宗教传统对于原汁原味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会把它带向何方？他试图从建设性角度来讲如何看待韦伯命题在中国或东亚的意义问题。

方朝晖认为，韦伯深深地为资本主义带来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的异化而担忧，这也是马克思以来很多西方社会科学家共同的担忧。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也可能东亚或者说中国文化，是有所作为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东亚文化，特别是儒家和道家传统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改造，使之更合乎人性。“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或努力去做的，这才是走出所谓‘韦伯神话’的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者姚中秋的关心在于，在西方文明拓展出的现代性面临很大危机或挑战时，思考一种或多种人类精神社会秩序的更好可能性。他感觉韦伯的讨论并不能给我们展示更好的可能性。“韦伯是纠结的，一方面，他有历史终结论信念，相信他所谓理性化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另一方面，又对理性的铁笼有所忧惧。但是，如何走出，韦伯似乎诉诸非理性。”

姚中秋认为，韦伯的例子清楚地显示，在他所在的文明中，心智倾向于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难以走出困境。这个时候，中国文明或许可以构成西方人思考的启发性资源。“我们永远不会像黑格尔、韦伯那样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终点，但中国确实可以提供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