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说》新译新注

初抵剑桥，阔别多年的知青战友M从洛杉矶飞来探望。走进哈佛老院（Harvard Yard），她掏出相机拍照，忽听身旁有个男中音道：要不我帮你俩来张合影？扭头看，是一个笑容可掬、微微谢顶的绅士，自我介绍，说是做律师的，刚去过中国旅游，名叫布莱德利。M走后，布律师就约我出游，参加他的哈佛同学聚会，遂成了好友。

1988年，卫斯理女子学院友人D君以学姐希拉里为榜样，念了法律。暑期她到州长杜卡基斯的办公室实习，向我谈及州府的内幕，法律人如何纵横捭阖。我心想，这肮脏的法治，莫非上演的是中国的明天？便找布律师商量报考法学院。他非常支持，说：历史上，法律不就是文学的一支？修辞术而已，奥古斯丁没当上圣人那会儿的营生。你的情况，像我们一个同学邓肯；他是天才，原本立志学习罗马诗人贺拉斯，要给美国文学树一块“不朽的纪念碑”。后来钻研“西马”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痛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业已堕落，祖国亟待解放，就上了耶鲁法学院。现在他是哈佛“批判法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了。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是邓肯送他的文集，让我拿回去读。

那是我头一次接触美国法学，觉得不仅“政权堕落”的各样问题都是我关心的，论者的辩驳也偏颇可喜。兴趣大增，却不知邓肯他们一伙耶鲁“批派”（Crits）已经“把哈佛变成耶鲁”（《非凡》，28页），跟建制派的“死硬分子”（hard guys）势同水火，公开决裂了。

詹姆斯·哈尼克编：《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

圣诞节前，耶鲁寄来一只大信封，首批录取，应了布律师的预计。他想带我去拜访邓肯，聊聊批派“未竟的事业”，不巧人不在学校。后来一忙，每周榆树城（耶鲁）、安多佛（家）两头跑，就没有再约见了。

《非凡》的编者 / 采访人，波士顿东北大学的黑人教授哈克尼先生，也是耶鲁校友。哈克尼得知邓肯念完哈佛，报名加入中情局下属全美学联（NSA）派驻巴黎，仿佛吃了一惊（26页）。这段掌故于我却不是新闻，早听布律师侃过。他猜邓肯是思恋巴黎，有点浪漫主义。少年邓肯从安多佛中学（麻省的私立名校）毕业，曾在巴黎打工两年，法语流畅，自命“欧洲人”。另一方面，恰值冷战高峰“布拉格之春”，左翼青年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深感失望，中情局趁机招募，摘的是爱国主义的果子。

耶鲁法学院的左翼“出走”哈佛以后，“耶鲁就变了哈佛”，用邓肯的话说。果然，迎新派对上，我被分在院长圭多·卡拉布雷西夫妇那一桌，院长太太说：你看，我们这儿除了圭多，全是哈佛来的。

耶鲁有个好传统，跟清华一样，新生入校，每人派一位教授辅导。我的辅导老师是科尔曼先生。科先生却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既非哈耶血统，也不是J.D.（法律博士）出身；他是美国法学院的珍稀物种——货真价实的哲学家。哈克尼整理的成长经历，科先生同我也聊过：从前，耶鲁在我们纽约的普通犹太人家眼里，属于新英格兰“洋基佬”的天下。谁会想来这里念书？不，我的首选是纽约城大 / 布鲁克林学院，绰号“穷人的哈佛”。选哪个专业？哈克尼问。荷尔蒙专业，科先生笑道，那时节我稚嫩天真着呢，跟父母一起住家里（274页）。

科先生言辞犀利，底子里却是敏感而忧郁的气质。大学时代读卡夫卡入迷，乃至“个人心理和情绪生活”染上一种“自由浮动弥漫四方的负罪感”。初出茅庐，曾写书评与法学大佬德沃金商榷，不料遭大佬蔑视，他很难过，觉得不可理喻。而卡夫卡笔下，法律人蝇营狗苟的阴暗世界，卑微者任人摆布的荒诞场景，则刺激了他探索关于侵害的法理（286、280页）。读博，他考取了洛克菲勒大学，那是王浩先生的教席所在。我问他听过王先生的课否。他说因为数学不用功，早早放弃了数理逻辑，只好做“事故的成本分配和正义”之类的题目。

访谈录还提及，祖父希望他成为一名拉比，所以他认认真真学过犹太法典跟巴比伦大藏。确实，科先生讲课有股子拉比论辩、串解律法（midrashim）的狠劲。特别是“法哲学”，一门课从头至尾，边沁、哈特、科斯、德沃金，句句引证，层层分析。我更喜欢他的“证据法”，指定读一部砖头般笨重的案例教程，但课上他案例几句话带过，就领我们进入胜义纷呈的哲学思辨，把耶鲁人引以为傲的“ABL”（anything but law，除开法律什么都教）发挥到了极致。期末，我交了一篇研究证据认定与事实推断相关性的论文，科先生颇为嘉许。于是，又抽出其中讨论的一个案例，改成中文发表，即后来收入《木腿正义》的“未名博士案”一文。

耶鲁法学院。

光阴荏苒，一晃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邓肯、科先生都荣休了。这是放下书，望着车窗外三百公里时速冲不破的雾霾，突然想到的。哈克尼的导言称，十位受访者“根子”扎在二十世纪，他们播下的“运动和理论的种子”，将在新世纪“开花结果”（21页）。可是，受访者论及美国法学的现状，似乎并不乐观。拿科先生来说，他比邓肯小几岁，但我知道他心底也站着一个光荣的“六八年人”。对九十年代以降学界的“实用主义转向”——年轻人现在多半栖身于狭小的专业，一亩三分地各自经营，无意也无力重启“跨领域的广博智识对话”——他虽然不至于像邓肯那般“怒吼、咆哮”，宣布“法学理论已死”（55页），却也是十分惋惜的。

应当说，主流学界的“理论已死”，或学术的去政治化——经由政治而对政治死去，化用一句传道者的名言（迦2：19），是冷战结束，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中国亦不例外。故而这十篇充满了理论反思的访谈，之所以可称“非凡”，是要明了那“已死”的语境才能读懂的。

这么看，田君组织翻译《非凡》，是为中国知识界同读者做了件大好事。诚如此书的中文副标题所示，访谈录不啻开通一趟“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之旅，邀我们近距离聆听十位引领者的对话（英文书名：对话法学知识分子）。而登上“运动和理论”之高峰，再回望我们自己的坠落与攀援，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应该是不难的了。

詹姆斯·麦克弗森著：《林肯传》。

回到北京，难得的风和日丽。打开信箱，竟又见证了田君的勤勉。原来，他把美国内战史权威、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麦克弗森的《林肯传》译出，做一本别出心裁的小书，托人送来了。

我说别出心裁，有两层意思。一是赞赏此书的内容编排。林肯研究在美国历来是“热门”，著作汗牛充栋。译者挑出麦氏的传记，是有眼光的。这小册子省却了资料堆砌，着力普及历史知识，文字通俗易懂，作者夹叙夹议，不乏生动的人物性格细节。拿来给中国读者做入门的向导，再合适没有了。不过，移译麦氏只是田君贡献的一半。配合传记，他不光撰文作一译序，阐明林肯“再造”宪法、终结“州权主义”的历史意义，还选译了林肯六篇著名的演讲，包括《葛底斯堡演说》，各具导读，为本书下编。末尾，则备一份扼要的“林肯书目”并“林肯生平大事记”，便利读者检索参阅。

第二，《林肯传》装帧不俗：淡墨护封，书名加总统头像烫蓝；翻开，历史照片插图之外，附一折页，与护封一色，印着葛堡演说传世手稿的唯一签名本，the Bliss copy。众所周知，林肯是演讲天才。少时在小鸽溪农场的木屋里，如饥似渴地读两部书《圣经》和《天路历程》，练就了他独具一格的“诗性文体”（第5页），又朴实，又高贵、坚韧。而林肯演讲最著名也是最短的一篇，即葛堡演说。

这演说全文仅二百七十二个单词，从前英语课本必收，要求学生背诵。或许正因为脍炙人口，汉译如何，一直没怎么留意。如今签名本折页在手，便上网查询，见有四五种译本；对照原文，各有千秋，但一些关键语汇跟风格的把握仍不甚贴切。究其原因，大约是译者不谙西文修辞，未解演说对英文钦定本《圣经》的借用、发挥。加之宗教传统不同，观念相殊，就容易遮蔽了葛堡公墓落成典礼上，林肯以高超的修辞与政治智慧，使之获“新生”而堪比圣书“垂范万世”，那是一场“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的宪法献祭（演讲一，107、112页）。

这么讲，以林肯“串解”林肯，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兼向我的拉比科先生致敬。说到底，翻译经典属于“再创作”、经验活（见《信与忘》，第2、107页），抽象地讨论，不给实例，于读者无大助益。既然如此，我想，何不“下水玩一把”，试试新解是否可能？以下便是签名本的拙译，逐句注释了，供诸君参考、方家指正。

葛底斯堡纪念碑。

葛底斯堡演说

（1863.11.19）

八十又七年之前，我们的先辈在此大陆接生了一个新国，她孕育于自由，奉献于人受造而平等之公理。

如今，我们已卷入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国家，或任一如此孕育并奉献的国家，能否常存。我们来到这里，在一处伟大的战场集会，是要把战场的一角献给长眠于此的将士；他们捐出自己的生命，乃是要国家永生。而我们此举，是完全合宜而正当的。

然而，在更崇高的意义上，这片土地是我们无法奉献——无法祝圣而使之归圣的。那浴血于此的勇士，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已经将它祝圣了——远非我们的微力所能增损。此刻我们说的，这世界未必会留意、铭记；但他们在此做的，却永远不会被遗忘。毋宁说，奉献于此的，是我们生者，以继续那未竟的事业，他们一路奋战、光荣推进的事业。毋宁说，在此奉献于那留存我们面前的大任务的，是我们——

让我们多多领受这些牺牲者的荣耀，忠于他们为之捐躯尽忠的伟业——

让我们在此庄严保证，战士的血绝不会白流——

让这国家，上帝保佑，获自由之新生——

让这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在大地上，永不消亡。

解说

八十又七年：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化自钦定本（诗90:10），延缓节奏，适于布道、演讲。

接生： brought forth，统摄全文的意象，呼应下句“孕育”、结尾“新生”“消亡”。

新国： new nation，比作奉献于上帝而承“永约”的以色列圣洁之邦（创12：2, 17：7，出19：6，赛61：8-9）。林肯刻意不提北军代表的联邦（Union），标举国家 / 民族，是着眼于战后的民族和解，以弥合“分裂之家”（可3：25，太12：25；参《林肯传》，28页）。

奉献： dedicate，原文重复六次，经书熟语（民6：12，利27：17-18，申20：5）。旧译奉行（原则），不妥。

公理： proposition，主张、提议，此处特指《独立宣言》引以为据的“不证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s）。

受造而平等： created equal，旧译生而平等，误。语出《独立宣言》，回放《创世记》一章：所以上帝造人，取的是他自己的形象；男人女人，都依照 / 他的模样（创1：27）。据此，男女一同受造，形象取自天父；人既是神的镜像，自然不应分尊卑贫富。可是圣法悬于奥秘，紧接着，伊甸园故事颠覆了“平等之公理”。第二章，耶和华“取地上的尘土”抟了亚当。女人虽说是亚当“般配的帮手”，却是他的一根肋骨所造（创2：22）。而且，不幸偷吃禁果后，上帝诅咒了夏娃，命她“依恋丈夫，要丈夫做[她]的主人”（创3：16）。这是圣言启示，男尊女卑的成因。奴隶制的出现，则要等到洪水灭了恶人，救主同完人挪亚及逃生的众灵立约之后。那一天，完人醉酒，得知幼子瞥见父亲的“裸相”，大怒，指圣名诅咒方舟的孩儿：迦南该死！将来给哥哥们当/奴隶的奴隶（创9:25）！可见，“受造而平等”并无“生而平等”的阶级革命的含义（对比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一条：Les hommes naisssent... egaux en droits，人生来权利平等），仅指人未食禁果，或者末日受审，在造物主面前的平等。解放黑奴，如林肯多次解释，本是为赢得战争而“必需”的一项军事措施，目的是打击南方的经济、削弱其兵源（《林肯传》，63-64页）。事实上，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压迫和私刑丝毫没有消退。

卷入： engaged，意谓“新国”是被迫应战，经受“烈火的考验”（演讲四，158页）。

将士：旧译烈士，不妥。因公墓安葬两军的亡灵，所谓“捐出生命”的“勇士”，是包括失败者在内的。后者抵抗的不是别的，正是林肯誓死捍卫、不许分裂的“国家”；而南方邦联（Confederacy）的旗帜，如作家门肯（H.L. Mencken, 1880-1956）指出，是各州人民自决、自治的自由。当日，公墓落成典礼的主题演讲嘉宾并非合众国总统，而是哈佛校长艾弗列（President Edward Everett, 1794-1865）。艾校长滔滔汩汩，奏响华章，一派拉丁化的靓丽大词。他称阵亡者为“英烈”（martyr-heroes），骄傲地站在“义师”一边。轮到林肯，他只言“死者”（the dead），将双方的牺牲一同纪念，一显政治家清醒的头脑于圣者的谦卑与宽仁之中。且不说修辞高下，仅此一点，总统的两分钟致词（address）就胜过了校长的两小时演讲（oration），一如“新耶路撒冷”完胜罗马（启3：12, 21：2）。

合宜而正当： fitting and proper，也是经书熟语，强调一同纪念之必要。

祝圣而归圣： consecrate, hallow，《圣经》术语，词根（qdsh）本义分别、隔开，转指献归至圣（上帝）的物或人，称“祝圣归主”，如子民供奉祭品，立会幕、祭坛、大祭司等（出29：1, 33, 43-44, 30：30）。

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living and dead，“勇士”的同位语。国土归圣，“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是双方“浴血”牺牲换来的。

未竟的事业： the unfinished work，重点在生者：未竟，因为后人不忘。故圣洁之邦的“自由之新生”，不是一场内战能担保成功的；民主作为“政治宗教”要求每一代人的牺牲与“尽忠”（devotion）。

民有、民治、民享： of, by, for the people，借自废奴主义者帕克牧师（Theodore Parker, 1810-1860）：民主即直接自治，self-government, over all the people, for all the people, by all the people。此短语的源头，学者考证，在“宗教改革之启明星”威克利夫的英译《圣经》序（1384）：This Bible i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参《信与忘》，53页）。

政权： government，对应上句“国家”。语出钦定本《以赛亚书》，希伯来文：misrah，本义君权、治权，转指治权之行使、掌权者（赛9：6-7，罗13：1-4）。旧译政府，不确；由苦难和牺牲的献祭中获“新生”的，不是联邦行政机关，是全国人民做主之权。

永不消亡： shall not perish，经书熟语（出9：15，耶10：11，箴2：22，伯18：17），回应起头的“接生”、“孕育”。

2016年劳动节于清华园■

（本文载2016年6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