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上海史的“空白”：法租界奠基人为何鲜为人知

1845年上海英租界设立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54年，英美法三国成立联合租界，后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出来，英美租界继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

由此，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了上海的两个租界。租界区在上海近代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甚至是在中国近代革命研究中，租界都是值得讨论的对象。6月10-11日，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法租界与上海城市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批熟练掌握法语，又具有良好研究基础的年轻学者聚集一堂，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

法租界是上海史研究的短板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学界对近代上海展开了很多研究，上海史也因此成了城市史研究当中成果卓然的一个领域。然而，就上海史而言，法租界的研究仍然是其中的一块短板，需要年轻一辈学者去努力。在6月10日的开幕式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苏智良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王健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教授都在发言中表达了这个看法。

周振鹤教授在发言中谈了两点感受。首先，他认为从政治制度上看，中国和法国有相似性，历史上都是中央集权制。“波兰也是，但法国与中国更相似，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小农经济么，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次，他最钦佩法国汉学史。

周教授说，在一战前世界的通用语言是法语，凡尔赛条约会议上英语、法语并行使用，其后英语即成了世界通用语言之一，到了二战后，英语则一统天下。以前学者懂英语的多，懂法语的少，导致很多法语文献没有被研究者所使用，因而存在研究空白、研究短板。另外，周教授与与会学者分享了他在法国汉学研究所的见闻，称那里所藏的一些法文资料可谓是学术研究的“富矿”，鼓励年轻一代学者利用语言优势进行相关研究。

王健教授在发言中也表达了对年轻学者的期望，同时他谈到了自己对于法租界的一些认识。王教授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近代上海一个独特的存在，但二者之间也有区别。“从管理上说，公共租界重市场，法租界重政府。公共租界是商人自治的，主张自由市民，政府、领事的管理有限，而法租界则完全不一样。法租界控制在领事的手里，这可以说是雅各宾管理模式在中国的延续。从城市风貌上来说，公共租界重商业，法租界重宜居。法租界由政府管理，规划先行，在街区设计等方面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法租界是有钱人最想居住的区域。从文化上来说，公共租界重世俗，法租界重宗教，更有文化气息。另外，因为租界对革命存在管理的缝隙，所以租界对中国近代革命来说意义也不一般。但是这一点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表现也不完全一样，值得深入研究。

苏智良教授则在发言中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设想。目前已经有一批懂语言有能力的年轻学者在挖掘法语资料，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苏教授建议，未来可以把法租界的研究事业从上海的法租界转向整个中国，进一步研究法租界与中国的关系。再者，也可以把越南也包括进来，一起来拓展这个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次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上海、北京、台湾、香港、法国的十余位年轻学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具有语言优势，能够利用法文资料进行研究，对以往法租界研究中的“空白”进行了补充，也对近代史上法租界的复杂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爱棠：不为人知的法租界奠基人

提起法租界，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是其中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本次研讨会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牟振宇副研究员利用法国外交部所藏档案文献，向听众介绍了一位名叫爱棠（Benoit Edan）的法国人。

爱棠在中国工作了14年，一直致力于法租界的事业。法租界史研究巨擘梅朋的著作中对其描述只有寥寥几句，说他原是洋行职员，梅朋坦言受材料所限，对爱棠的了解十分不完整。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他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

最流行的爱棠的传记见于《上海租界志》人物卷，说爱棠是法国人，原为利名钟表行的职员，“1853年6月署理法国驻上海理事”，并记载其个人事迹。牟副研究员指出，这则简短的记载谬误颇多。除了爱棠署理法国驻上海理事馆的时间、升任正领事的时间及卸任时间均有误外，还给人形成一种印象：爱棠是从一个普通的洋行职员转变为领事的。

虽然在开埠初期，洋商或洋行职员担任领事不乏其人，牟副研究员举例说，比如美国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担任美国领事，颠地洋行大班比尔是“英国商界大王”之一，1853年他担任葡萄牙和荷兰领事。那么，爱棠与金能亨、比尔是同一类人吗？在法国外交部查阅了相关档案后，牟副研究员得出结论，爱棠与金能亨、比尔完全不是一类人。同时，他也通过这些档案资料基本复原了爱棠的人生经历，并对其历史贡献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通过牟副研究员的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爱棠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至少通晓英语、西班牙语、马来语和印度语的方言四种外语。1845年爱棠离开法国在新加坡谋得一份工作。当时法国与中国已签订《黄埔条约》，法国享有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此外，越南、暹罗等印度支那地区也成了法国殖民扩张的范围。

在新加坡工作时，爱棠受雇于西班牙领事馆，因为当时西班牙领事馆代理法国和比利时的领事业务。所以爱棠熟悉领事工作，也曾向法国外交部写信申请到中国或亚洲工作的正式职位，然而外交部的回复却令其失望。如此几次三番之后，一个朋友告诉屡受挫折的爱棠，正在上海任职的敏体尼领事急需一个帮手。

敏体尼是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是法租界的开辟者。1847年初在赴上海任职的途中，敏体尼曾停靠新加坡，在那里他与爱棠有过一面之缘。爱棠抓住这个机会远赴上海参与法领事馆的工作，1850年8月29日法国外交部正式任命爱棠为法国驻上海领事馆一等主事。两年后，敏体尼回国休假，他向外交部推荐爱棠主持领事馆事务，信中对爱棠的工作多有肯定，不乏溢美之词。1852年11月24日，外交部通过了敏体尼的提议，爱棠由此开始主持领馆一直到1857年敏体尼再次回到上海为止。

爱棠主持法领事馆工作期间，上海正值多事之秋，1853年3月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南京，危险直逼上海，引起外交恐慌。其后不过半年，又发生了小刀会起义。爱棠为保护法侨做出不少努力。在澳门工作的法国驻华公使代办顾随公爵（Comte de Courcy），对爱棠这一时期的努力极为赞赏。受顾随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的推荐，1856年爱棠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勋位。即使是1857年敏体尼回到上海之后，爱棠依然从事法领事馆的工作，敏体尼不在上海期间也依然由爱棠主持领事馆工作。

说爱棠是法租界的奠基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的工作上。首先，爱棠促成了法租界的第一次扩界，将法租界靠近黄浦江的边界延伸了650多米，租借面积扩大到59公顷。其次，他创建了法租界的公董局。公董局的成立意味着法租界有了独立的行政机构，有利于法租界内各项市政工程的开展和实施。另外，战争期间为保护侨民，爱棠还成立了巡捕房，组织建立了义勇队。1863年爱棠结束在上海的工作，赴天津入职新的工作。

牟副研究员在报告中说，当初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有意查阅相关档案时，也只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没想到就发现了不少资料。虽然研讨会上的这个报告还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由此也可看出，就当前的法租界研究，发掘法文史料是十分必要的。

“自由法国”在上海，选择贝当还是戴高乐

“自由法国”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发起的、以抵抗纳粹德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由戴高乐将军领导。“自由法国”和上海有怎样的联系，以往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研讨会上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蒋杰所做的报告题目就是《“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1940-1942）》。蒋博士曾在法国求学，掌握不少资料，在这个研究中他主要利用法国外交档案试图重构“自由法国”运动在上海兴起和发展的过程，那么，“在上海这个法国特殊的势力区域内，‘自由法国’运动是什么样的？”

法国战败得很快，贝当元帅向德国求和，成为维希政权的元首。当时在上海的法国侨民面临一个抉择，是选择维希政权还是选择戴高乐政府？蒋博士指出，法国驻沪当局工作人员面对这个选择十分纠结。从情感上，很多人反对主和，希望能继续对德作战。但是考虑到复杂的现实情势，他们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所效忠政权的合法性，二是要尽最大可能保护法国的殖民利益，此外，在上海的地界上，他们还要考虑如何处理与英美、日本的外交关系。

法国战败后不久，时任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即选择了贝当，因为维希政府的成立符合宪法程序有合法性，而且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承认，再者若是选择戴高乐政府，在上海可能面临日本占领的风险。

倒向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是法国驻华大使馆当时的一个选择，并不是上海法国侨民的共同的选择，而且也不意味着选择使馆工作人员的内心认同。在上海，领事馆执行维希政府的命令，号召广大侨民支持维希政府同时保护法国在华的殖民利益，但是其并未对“自由法国”派采取强硬措施。然而，在上海的法国侨民，还有一部分的法国驻沪当局的工作人员都选择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二号人物饶伯泽和上海“法国参战军人会”主席爱高。

当然，在“维希派”和“戴高乐派”之外，还有一大批人是属于“中间派”，他们既不认同维希政权，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不敢或不愿加入戴高乐的阵营。蒋博士说，事实上，这一派才是为数更多的主要人群。

但随着二战的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局面开始朝对戴高乐有利的方向发展，其中1940年的“奥兰事件”是局面逆转的关键。

法德媾合后，英国担心法国海军落入纳粹德国之后，随即在1940年7月初全面控制了停泊在英国港口内的法国军舰，并建议停泊在北非地区各军港的法国海军接受英国海军的指挥，然而法国方面并未接受。7月3日，英国海军对停泊在奥兰港的法国海军发动突袭，最终造成约1300名法国水兵身亡，此即“奥兰事件”。

“奥兰事件”发生后，英法关系遭到破坏，原本以伦敦为基地的“自由法国”运动也遇到挫折，而此时，在上海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具有爱国热情的旅沪法侨却艰难地开始了“自由法国”运动。当然，上海的“自由法国”运动并不顺利，其与法国驻沪当局的矛盾、受国际外交形势的影响和日军的威胁都使得上海的“自由法国”运动经历了挫折，日军全面占领公共租界后，“自由法国”运动也跟着陷入停滞。

讨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往往会将远东战场和欧洲战争分开来看，事实上，它们是一个整体，二者互相影响。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国际学界在这一主题上的历史书写往往忽视了中国的抗战而过度关注欧战，而蒋博士的这个研究案例则表明，欧洲战场的重大事件与中国同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而这个联系应该受到学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