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专栏：新加坡的尴尬

刚抵达新加坡，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城市。好多建筑是近十几年才盖的，跟我二十年前来访时，街景全然不一样了。这是政府拥有土地的国家方能达成的高效率。

马路两边种的热带树，如今长得高高儿的，不仅好看而且起降温作用。多么聪明！“那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先生出的主意，”每个新加坡人都骄傲地告诉我，“他都选了全年不落叶的树种。”好精明！怪不得马路两边都干干净净，没有一片落叶，更没有一片垃圾。在新加坡丢垃圾会被罚款是全世界有名的。究竟罚多少钱？“四百新币吧。”那确实很贵，叫人不敢随手丢垃圾了。

来了新加坡，才体会到“社会工程”是怎么回事。这儿该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华人城市了，甚至比日本还要干净。我去过的国家可不少，然而比我住的日本干净的地方，这还是第一个。新加坡也是比美国、日本富裕的国家，一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只是，五百多万居民当中，外籍人士占的比率高达四成。少数从事高档次职业，大多数从事当地人不肯做的低薪体力劳动，例如建筑工人的八成、服务员的五成等。马路上开的卡车，后边的装货台面上往往蹲着十多个外劳。贫富悬殊，尤其是根据种族的，在哪儿都是潜在的社会炸弹。

我应邀来新加坡，担任教育部主办的文学四月天活动开幕典礼的主讲嘉宾。来机场接我的是两位女官员，说话举止都很有修养，也很低调，不大像大城市的人。未来城市般的新加坡，各方面都非常先进。然而，五百多万的人口规模，连东京的一半都不到，以至新加坡社会保持着小镇般的谨慎氛围。

车到酒店，房间里干净无瑕，应有尽有，却不奢侈。新加坡没有其他华人社会常见的暴发户心态，反之低调得真有点儿像日本。两位女官员带我去附近商场里的美食街。这样子可以尝尝当地风味了，很好。新加坡叻沙（辛辣的椰奶汤面）、海南鸡饭、茶叶蛋，环境卫生、食物美味，叫人吃得既开心又放松。也许处于热带的缘故吧，当地伙食倾向于简单务实。差不多吃完时，黑皮肤的南亚工人来收拾桌上的餐具了。

第二天早晨去义安理工学院演讲。听众主要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其中女的占绝对多数。至于老师，也主要是女性，而且很多是中国台湾来的。演讲结束之后，举手提问题的亦很多是老师。

新加坡的小学、中学都用英语教学，只有所谓“母语”课里，小朋友才有机会学华语，即汉语普通话。问题在于：本来新加坡人家里用的不是华语，而是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华南方言；1980年左右开始，政府主张“华人讲华语”，取消了广播电视的方言节目。夹在英语和方言之间，华语被多数学生及家长视为多余的负担，但是为了得到中学文凭，非得通过华文考试不可。这么一来，新加坡中学生努力学华文的唯一目的是：通过考试，以后不用再学。

中午，换两位男性官员带我去唐人街商场里的松发肉骨茶店。这种南洋风味，我之前只听过而没吃过。是把砍成小段的排骨肉煮熟后，边喝清汤，边沾着酱料吃排骨肉和白米饭，吃好了就喝浓浓苦苦的小杯功夫茶。味道鲜美不错；据说，原先是苦力吃的食品，如今大家都吃了。在酒店房间里看到当地制作的华文电视节目，给小朋友介绍着早期来南洋的华人移民生活多艰苦。从苦力起家，是新加坡人的创世纪。

傍晚，到新跃大学中文系，参观图书馆，吃完了便餐后，给百多名听众讲“中文是我的世界之门”。我本来要说是“任意门”，可是怕不够严肃，才改成“世界之门”的。主要谈我在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谈中文、交华人朋友、扩大生活空间的亲身经历。当简报显示出我年轻时在中国大陆做背包客旅游的总路线来，听众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回的听众年纪较大，有该校毕业生、各学校的老师、当地作家等，果然他们听懂的比上午的新生多。结束后，主办这场演讲的教授说：听外国人讲热爱中文，叫我们深思，身为华人的自己有没有像她一样热爱过这门语言？

我慢慢开始明白，在这个极为繁荣的热带小岛，中文正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上：多数居民是华人，政府则推出英华双语政策；可实际上，社会上地位最高的语言是英语。如今的新加坡年轻人，在朋友之间或兄弟之间，都是彼此说英语的。然而，英语在此地缺乏传统文化的背景，即使说得不错了，也很难获得深度。尤其当中国经济日趋发展的今天，炎黄子孙失去华语能力实在可惜了，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传统文化，而且失去工作上极好用的工具。

不过，新加坡的双语政策面临危机，也是当初把语言当作工具所致。如果政治是一个连环的工程，任何一个环节都可当作零件或工具，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不需要则换掉算了。自从1965年独立，新加坡政府就推行双语政策，实际上是极力普及英语。在远离中国的南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城市国家，想要争取生存，那是唯一的选择，毕竟英语是原宗主国英国的语言，是跟邻邦马来西亚的沟通语言，也是国际贸易所用的语言，再说是李光耀自己受了教育的语言。当时在新加坡社会，也有说华语的势力，政治上、文化上都较为亲中，民间捐款办起的南洋大学则被视为他们的大本营。果然，政府以各种借口使之改为英语大学，最后跟新加坡大学合并而被消灭了。南洋大学的命运，至今在新加坡都是稍微敏感的话题。

在新加坡的第三天，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开幕典礼在华侨中学礼堂举行。上午有两位当地作家演讲，而后是为华文成绩好的高材生颁发奖学金的仪式，以及南洋女子中学的同学跳民俗味浓厚的芭蕾舞。中午休息一个钟头后，是本人和美国籍文学翻译者白雪丽女士演讲。我这天的题目是：我和中文谈恋爱。整个活动的主宾是新加坡教育部政务次长，四十岀头、穿着抢眼旗袍的女性。她脸上是明星一般的笑容。在座的中学女生向作家提问题之前，都不禁说一句，“今天能亲眼看到次长很荣幸。您是我们的偶像！”

最大的活动结束后，教育部的小黄带我们去吃槟城美食。他是马来西亚人，读的是当地华人兴办的独立中学，由于马来西亚政府不承认独中的文凭，只好来新加坡读大学，毕业后留下来任职于政府“母语处”。原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水平高过新加坡。这说起来都很矛盾：在马来西亚，华人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华人比率超过七成，却因为政府重视英语，华文程度要输给马来西亚。

第四天，下午在公共图书馆演讲以前，于附近商场里的粤菜馆，由教育部“母语处推广华语教育委员会”宴请参加活动的几位作家。这天是周日，餐厅早订满了位子，只留下靠近出口的一张桌子了。坐在我旁边的女司长告诉我：周日，各家庭的佣人都放假，大家只好出来在外面吃。她也说：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看英文电影和英文书，而且彼此说英语。果然，越是优秀的学生，越重视英语，也就越轻视华文。

当最后一场演讲“我如何成了中文作家”结束后，主持人向听众说：听外国华文作家演讲，很清楚的是，新加坡的华语教育出问题，并不是教学方法出的问题，而是华语的社会定位出的问题；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语言到底是工具还是文化的一部分，今天这一点也很清楚了，学好华文的外国人都对华夏文明着迷。

晚上，小黄这回带我们去印度街。这里跟新加坡其他地方不同，马路上有垃圾，空气中有垃圾味。很多南亚人无所事事地站在外面。他们是单独出来干活的外劳，前几年有人喝醉了酒闹起骚动来，后来政府禁止便利店卖酒。小黄似乎不常来这里，还好有印度裔同事介绍餐厅，也通过手机指示该点哪些菜。我来了新加坡以后，每天晚饭时都没喝酒，可这顿要吃辛辣的咖喱，非得喝冰啤酒不可了。很地道的印度餐厅，桌上摆的不是陶瓷盘子而是香蕉叶子，本来也该用手抓着吃的，但我们不会，只好用叉子和勺子吃。鸡肉咖喱、菠菜起司咖喱，以及新加坡风味鱼头咖喱，样样都很好吃。

在新加坡呆了几天，我觉得，新加坡人很像日本人：勤劳、乖巧、无奈。他们对国家的成就很骄傲，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其代价。有个当地作家说：前些时，缅甸的昂山素季来访问，被问印象时说，新加坡做得很好，但是缅甸要走另一条路。

第五天早上，又换成一位老先生开车送我到机场。他也坚持要帮我在机场里的超级市场买新加坡土特产，并且请我喝当地咖啡，也带新加坡人吃早餐不可缺少的咖椰甜酱回日本。我在新加坡见到的都是好人，回到日本后都很怀念他们。幸好在机场超市，我买到了速食叻沙、海南鸡饭调味包、罐装香焖花生米等。每天打开一种吃，以便想起在新加坡尝到的美味。后来也邮购新加坡导演梁智强拍的影片光碟看。我学中文三十多年，这回它帮我打开了南洋华人世界之门。吃着香焖花生，鉴赏英语、华语与闽南话混杂的新加坡电影，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