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钱穆的文学研究，不该以专业水准衡量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是专业化。时至今日，还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不是天才，就是痴汉。承认“术业有专攻”，并非死守楚河汉界，选择适当的时机上下求索，左右开弓，这样聪明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虑到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论文”，从来不会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讨论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其中前几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开一代风气的大人物。此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以及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等，也都是史家谈论中国文学的精湛之作。那么，钱穆（1895-1990）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谈论呢？答曰：不行，因其属于通俗读物，不像上述诸君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专家认真对待。

叶龙整理的钱著《中国文学史》，前年在《深圳商报》连载，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我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张完全抹杀。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此书定位。

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并非钱穆第一种文学研究著作。作为史学家，钱穆主要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在学界享有盛名。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评论书籍，“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是钱穆八十八岁完成《师友杂忆》时的感叹。言下之意，这方面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且应该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为了弥补此缺憾，第二年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时推出了钱著《中国文学论丛》。

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1983年东大图书公司刊行的《中国文学论丛》在前书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这两册“文学论”，基本上都是演讲稿，“并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作者对自家讲授中国文学的能力及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自序》）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整理课堂笔记的遗愿，总算由弟子叶龙代为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钱著《中国文学史》的刊行，还是可喜可贺的。

收入《中国文学讲演集》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国文学论丛》的《中国文学史概观》《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等，都值得一读。除了这几篇文章本身自有佳处，还因其与钱著《中国文学史》有颇多关联。此外，钱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略有想法，日后扩展成专题演讲或专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考量，钱穆谈论“中国文学”的精华，不在这册课堂笔记整理本中。

除了课堂讲授的特点，还必须考虑钱穆本人的学养与精力。1955年的钱穆，正为主持新亚书院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自1949年秋天创校，到1964年夏天辞职，加上此前亚洲文商学院一年，钱穆自称“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08页）。看一介书生如何白手起家，与诸同道齐心协力，在兵荒马乱之际，为延续中华文明血脉而艰难办学，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这种工作状态，与三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每周四节课，客居汤用彤家，离太庙很近，经常在参天古柏下备课，“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7页），完全不是一回事。

虽说钱穆早年热爱文学，教过中小学国文，可长期全力以赴治史，无暇他顾；如今挑起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担，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见解。明白此书的来龙去脉，对钱著《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过高期待或过分苛求。

钱著《中国文学史》共三十一章（含“绪论”与“结论”），从先秦一直讲到晚清，如此贯通性著作，没有长期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此书学术水平不高，但作为散文阅读很不错。这么说，并非完全贬义。如今的文学史著作，部头越写越大，越说越复杂，知识传授很全面（准确与否不论），但大都不可读。钱著则相反，学术创见甚少，但好看，一口气就能读完，偶尔还会心一笑。钱著其实参考了不少他人著作，但从不声张；专业著作不能这么做，课堂则无所谓。尤其是讲文学通史，没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有所借鉴很正常。只不过以下这段话，因媒体的再三引述，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钱著《中国文学史》第4页，下同）其实，钱穆只是泛泛而论，并非自我标榜；读者正不必自作多情，以为钱著真有此成就。

谈论钱著《中国文学史》，不妨就以第三篇“《诗经》”为例。讲中国文学史，《诗经》是重头戏，谁都绕不过去，很能考验讲者的学术水平及授课技巧。钱穆先从“《诗经》的话很美”说起，强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确实“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11页）接下来，略为解释什么叫风雅颂、赋比兴，断言《诗》三百篇“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14页）。再引两句陶诗，还有陆游晚年山村写作，赞扬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故闹成悲剧，如《铸情》（引者按：即《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思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处，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15-16页）为了说明什么叫“起兴”，钱穆又逐一讲解唐人张籍的《节妇吟》、唐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五代温庭筠的《菩萨蛮》，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题：“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文学。”（20页）如此吃重的一课，钱穆讲得很轻松，东拉西扯，听起来好玩，只是关于《诗经》的专业知识着墨太少。不谈政治立场，单从“授业”角度，这么教《诗经》是不太合格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各种教法，轻重缓急之间，如何处理，就看讲者的能力与旨趣。课堂上的钱穆，喜欢中外比较，可惜外国文学非其所长，话虽说得有趣，但多不靠谱。另外，既然讲通史，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无论如何不该草草打发。只讲古典诗文而藐视小说戏曲，清末民初有过（如林传甲），但二十年代以后的课堂及著述，不太可能这么做。这本是明显的缺憾，可作者故作镇定：“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290页）；“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305-306页）。要真的认定《红楼梦》不值一提，那也是一种立场（尽管显得陈腐）；但实际上，钱穆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自家没有多少研究，主要是看不惯胡适大力表彰《红楼梦》（333页）。日后，在《中国文学史概观》（见《中国文学论丛》47-64页）中，钱穆大幅度调整，谈古代诗文仅占六页，而说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竟有九页，只是在扬《三国演义》《水浒传》而抑《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点上，还保留了自家的阅读经验。

钱著谈及诗歌部分，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以下这两段评语，说不上独创，但总算有点自家体会，且符合作者尊崇儒家的立场：“陶潜、王维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园派诗人。论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诗变自孔孟，王诗则变自佛理而带有政治意识。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201页）“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66-67页）同样是满天星斗、兴会淋漓地“谈诗”，比起前辈陈衍，或同代人顾随来，钱穆明显显得隔，或曰“不在行”。

钱穆真正有感觉的是古文，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看得很清楚。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第十四篇“汉代奏议、诏令”、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以及第二十三、四篇“唐代古文”上下，是较能显示作者学养与才华的[第九篇“楚辞（下）”谈文学的地域性以及地理名词考证，因作者原有相关论文，也能出彩]。这很大程度缘于作者早年的文学兴趣，以及教习中小学国文的经验。据钱穆自述，“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中国文学论丛〉再序》）。由韩柳文章入手，逐渐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这一独特的治学经历，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见《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正因早年沉湎韩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虽转为治史，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课程，钱穆还是能有若干自家体会。

至于第十四篇表彰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笔调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88-89页），其实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教国文时的发现。《师友杂忆》曾谈及发现曹操《述志令》的故事：“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选》，即陈寿《三国志》亦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03-104页）此乃晚年追忆，并非第一手资料，但我还是认可钱穆的自述。

一个中学教师，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发掘出曹操的《述志令》，由此悟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并将其选作课文，确实很有眼光。问题在于，整理者叶龙为了表彰乃师学问，称“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142页），且在跋语里再三辩驳（343页），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131页），这样的大判断，明显不是钱穆从其服膺的儒家学说中能够推导出来的；至于“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89页）这句话，更是透露钱穆讲这两章时，参考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钱穆讲古代文章，确有自家心得；但为了让学生理解，借用若干新词，反而显得不般配。比如，钱穆推崇韩愈，称他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245页）、“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244页），这都没有问题，遗憾的是不恰当地引入“纯文学”的概念：“古代的经、史、子虽亦可说是文学，但并非纯文学，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到了韩愈，才从这批典籍变成纯正的散文，即成了纯文学。”（224页）“纯文学”这个新词，从钱穆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有些古怪。至于称“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306页），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中国文学论丛》中收有《中国散文》及《中国文学中之散文小品》两文，都在表彰韩愈，一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一称“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见《中国文学论丛》68页、88-89页）。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妥帖——可见钱穆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

课堂的魅力及呈现

从学术著作角度批评钱著《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几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任教；“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作为学科的文学史》197页）。

为何要关注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上过大学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经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怀念。可惜的是，“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参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22页、153页）。

阅读钱著《中国文学史》，越发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钱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欣赏与研究，属于业余性质，不合适放在学术史上论述；但钱穆对课堂的把握，对学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讲技巧的娴熟，值得我们关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钱穆的大部分著作，其实都是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演讲而成书，即便学术深度不够，也自有其独特魅力（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演讲或课堂都值得转化成文字并广泛传播的，必须是名家、好课、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联璧合，成就一册好书。

最佳状态是，演讲者口吐莲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订增补，亲自授权出版。这样的书，学界一般将其视同本人著作，如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陈政、罗常培记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邓恭三记录，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叶龙记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参见叶龙《〈中国文学史〉跋》，《中国文学史》340页）很可惜，钱著《中国文学史》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能由作者亲自修订，但其学术价值依旧得到学界认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笔录的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罗常培笔录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南京：独立出版社，1945年），以及叶嘉莹笔录的顾随《鮀庵诗话》（见《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作为本人见解引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记录者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方言方面的障碍（如章太炎）；写字较快甚至受过速记专业训练（如罗常培）；整理态度极为虔诚。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叶龙多次听钱穆讲课，自称完全听得懂他的无锡口音，加上“自创草书，笔录较快”，当初钱穆查阅学生笔记时曾表示认可，假如那时整理成书，“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参见《〈中国文学史〉自序》）。考虑到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确实是由他记录整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叶龙是此书合格的整理者。可整理者不该越说越神，甚至信誓旦旦，称钱师课堂上说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了（2016年5月2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说）。若非受过很好的速记专业训练，谁也不敢说全都记下来了。大部分学生说粤语，钱穆只好放慢讲话速度；加上他讲课时习惯“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参见陈志诚《〈中国文学史〉序二》），还有需要板书等因素，每节课讲授内容有限；可即便如此，眼下长长短短的各篇，大都不足以支撑起每周三节课。之所以如此较真，不是埋怨叶龙记录不够细致，而是提醒读者，这只是钱穆讲课的大致轮廓。

钱穆当过中小学老师，在北大教书时效果也很好。无论本人的《师友杂忆》，还是同事及学生的追怀，都让我们相信钱穆会讲课。读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最大的感觉是技巧有余而专业不足。此书不要说无法与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比肩，即便与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闻一多论先秦两汉文学与唐诗”、“罗庸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唐宋文学”相比，也是差了一大截（参见《笳吹弦颂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钱书的粗浅，有老师实力，有学生素质，还有课程设计的问题。

《师友杂忆》中，钱穆曾自述求学经历：“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藉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21页）如此半路出家，钱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功力，无法与刘师培、闻一多、罗庸等相提并论。此外，还必须考虑学生水平，早期北大或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热爱文学的学生，这与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老师的都明白，你学问再大也没用，面对特定学生，只能因材施教。在这个意义上，钱穆那些不太专业的论述（包括引申与穿插），说不定更适合当年新亚学生的接受水平。

读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亚书院概况》，中文系学生需要修习的课程包括：“大学国文”八学分，“本课程与历代文选相辅而行”；“历代文选”六学分，“本课程依时代之先后，选录名家代表作品，以见文章升降变迁之迹，为学子示范之用”；再就是“中国文学史”六学分，“本课程亦依时代为序，述文学流变之迹”，从上古说起，一直讲到“明清之科举文，五四运动后之语体文”（参见《新亚书院概况》55-59页）。这三门课都涉及“中国文学”，讲授重点不一样。单看钱著《中国文学史》，很多地方蜻蜓点水，那是因为有别的课程相配合。再说，刘师培讲“汉魏六朝专家文”、顾随讲“唐宋诗”，那是专题课，教师可以任意挥洒才华；闻一多、罗庸讲先秦两汉文学或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所以很有学术深度，也是因此乃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提高课程”，是在学生修过“中国文学概要”后，为引导其进入研究状态而开设的，“老师的讲课等于试作示范”（参见郑临川《〈笳吹弦颂传薪录〉前言》）。这你就明白，作为创立不久的新亚书院中文系的必修课，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也只能讲成这个样子了。

通人期许与抗辩心态

赤手空拳创办新亚书院，谈何容易？在日理万机的同时，钱穆为何不选择驾轻就熟的史学课程，而非要教从未讲过的“中国文学史”？说好听是勇于挑战自我，说不好听则是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说到了钱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成为一代通儒的自我期待。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钱穆有两段话很精彩：“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批评过新文化运动使得旧文化旧学术扫地以尽，整个社会“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钱穆反过来主张：“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4-5页）基于此信念，钱穆抛开各种“专家之学”，从通人的角度谈中国。于是，该书分列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目，用十五万字的篇幅将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网打尽”。

关于中国文化重通人而轻专家的说法，钱穆在好多地方提及，且认真地付诸实践。看他晚年演讲的话题，真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别的我不敢妄议，就谈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看法。《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谈文学，依旧是漫无边际的中西比较：“西方文学从外面事物求其独特奇异”，“中国人贵从内心同处言，寻常平实，而其可乐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动者”；“如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言及男女恋爱者何其详，何其尽。……中国诗人只言关关雎鸠四字，则人类男女恋爱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语道尽，可无多词”（参见《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28-229页）。面对老先生如此喋喋不休的宏论，真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若说有点参考价值的，还是那两句提醒与勉励：“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学，宜当于昌黎有所师法”（230页、233页）。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通人志向及情怀，是大好事；但不能因此而低估专门家的意义，更不能把学问看得太容易，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凭常识立论。钱穆晚年读书太少而说话太多，懂的说，不懂的也说，虽因此扩大了社会名声，但学界已经不再与其对话。作为演说家与传道者，钱穆是成功的，其精神值得敬佩，但专业成绩不宜过高估计。想象他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就能随时随地左右出击，包打天下，实在是低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的成绩，也低估了阅读者的鉴赏能力。

在《中国文学史》的“结论”中，钱穆照例把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扫了一把（虽然在具体论述时常偷偷借用），然后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我所讲的并非标奇立异，乃是有根据的。五四以来硬是要新奇，要创见，这只是无知识”（333、334页）。其实“意见的偏”以及“硬是要新奇”，不是别人，正是钱穆自己。这其实很好理解，主流学者可以“平正通达”，身处边缘者，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极力抗争，甚至剑走偏锋。

在《师友杂忆》中，有一段话很能传达钱穆的心声：“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将对抗西学大潮以及批评“五四”新文化作为毕生使命，钱穆的这一立场贯彻始终，从未转变过，这点让人敬佩。在总共八讲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结束语是这样的：“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中国历史研究法》147页）这不是客套话，更不是谦卑，而是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明自家后期著述的抗辩立场。“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考虑到当下情势，钱穆希望“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145页），因而一辈子集中火力批判胡适等人的西化主张。

在新旧文化激烈对抗的二十世纪中国，各家都可能因过分强化自家立场，而懒得体会他人论述的合理性。因是抗辩之书，立场远大于学问；时时处处与新文化人为敌，难得体会对方的好处与贡献，明显限制了钱穆的学术视野与论述深度。在我看来，这点殊为可惜。可斗转星移，当下中国，社会思潮日趋保守，钱穆的立场越来越受到推崇，我的建议很简单：理解钱穆对抗西学的姿态，同时尊重“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考与选择。否则，不断地翻烙饼，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利于学术积累与思想推进。

2016年5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载2016年6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非专业的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