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何严管干部？组织部长徐泽洲：不做“开明绅士”

近日，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泽洲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努力在从严管干部上走在前列》，对上海市近年来探索出的严管干部有效路径方法进行介绍，提出严管干部要敢于任事担当，不做“开明绅士”；要善于抓住关键，着力破解难题；要分层分级分类，强化精准施策。

上海市一年多来一直将严管干部作为工作重点，相继出台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规则》等众多管理条例，对干部严加要求，不少举措在全国首开先例。

以下是《努力在从严管干部上走在前列》全文：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上海要在从严管党治党方面继续走在前列。治党先治吏，管党先管干部。学习贯彻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就是要牢牢扭住从严管干部这个关键不放松，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着力探索有效路径方法，努力走在前列。

从严管干部要敢于任事担当，不做“开明绅士”

敢于担当，必须动真碰硬，不怕得罪人。从严管干部，就必然要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动到一些人的“奶酪”；从严管干部，就必然要挣脱旧的观念束缚，直面众声喧哗，如果没有得罪人的勇气，没有动真格的硬气，就不可能真管，更不可能严管。必须切实负起责任，坚决克服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该批评的批评、该制止的制止、该处理的处理，真正对干部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敢于担当，必须相信干部，不怕大家不理解。一些从严管干部的措施之所以落不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低估了干部的觉悟程度，怕干部接受不了，往往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其实，经过党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大部分干部从内心深处对从严管党治党是高度认同的。特别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始终高度拥护，为从严管党治吏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当今世界上其他政党所没有的优势，也是我们敢于自我革新、敢于从严管理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去年，上海按照中央要求，开展了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的规范工作，全市副局职以上领导以及国有企业中的市管领导人员都进行了专项申报，经组织甄别，对按规定需要规范的人员，全部进行了调整规范，或者领导干部本人退出领导岗位，或者其亲属退出相关经营活动。在工作启动之初，也有人提出，这块硬骨头能不能啃得动，会不会招来非议。对此，市委始终旗帜鲜明，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严治党没有最严、只有更严，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坚决不能搞“一家两制”“官商一体”。在清理规范过程中，始终坚持真刀真枪、严肃整改、一个不漏。事实证明，规范工作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普遍拥护支持，也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认为在从严管理上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

从严管干部要善于抓住关键，着力破解难题

抓住财产变化这个最大信号。从这些年各地发现及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干部财产异常变化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险的信号，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对于强化干部从严监管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城市，商业氛围相对浓厚，更要高度关注干部财产情况。为此，上海严格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处级以上干部家庭的房产、股票、基金、债券等都必须进行申报，对拟提任市管干部人选进行全面审核，对市委巡视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全面审核，每年按10%比例抽查局处级领导干部，有效发挥了威慑、预警和过滤的作用。不仅要聚焦干部本人，还要聚焦亲属利益冲突，防止通过亲属利用权力影响牟利。这次上海在规范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工作中已经做了一些探索，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深化拓展，不断总结完善，切实趟出一条可行的路子。

聚焦全方位监管这个最大难题。当前，干部思想观念多元化、社会角色多样化、行为方式隐蔽化，给从严管理带来更大难度。有些干部在组织注视下中规中矩，离开组织视线后则大相径庭，成为“两面人”“变色龙”。从严管干部，必须建立前后衔接、左右印证、经纬交织的严密监管体系，确保监督管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了解一个干部，必须把他还原到他所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当中。要打通八小时内外界限，推广干部到社区报到、公示进社区、考察进家庭等做法，深入了解干部工作以外的生活圈、亲属圈、社交圈，切实把从严要求延伸到干部工作生活全过程。要打破干部监督管理“信息孤岛”，打通纪检、信访、公安、审计、房管、工商、人社、民政、证监等各个部门的监督数据“链”。要综合运用经济责任审计、干部离任检查、干部任用检查、“一报告两评议”、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谈心谈话、信访、巡视等多种形式方法，发现和聚焦共性问题。

树立干部选拔任用这个最强导向。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组织用什么人、怎样用人，对于干部监督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在用人标准上，要更加鲜明突出好干部标准和“三严三实”要求，鼓励务实创业、责任担当，改革创新、攻坚破难，给干事者以舞台、为担当者担当；在用人流程上，要特别强调科学规范、考准考实，着力破解“四唯”特别是“唯票”问题，防止“带病提拔”；在用人结构上，注重增强班子整体功能和活力，同时对于不称职、不适宜、不作为的干部，通过能上能下等措施，坚决予以组织调整；在用人方法上，加大对各条块、各领域干部的统筹，进一步打破“小循环”“小平台”“小圈子”，推动干部在更大范围内交流配备；在用人风气上，要严肃纪律、强化责任，确保风清气正。

从严管干部要分层分级分类，强化精准施策

针对不同层级，突出抓重点干部监督。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干部的言行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往往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必须突出关键少数，坚持重要干部重点管理。以上海为例，我们在强化面上管理的同时，始终把厅局级以上干部、权力集中部门的干部作为重中之重的监督管理对象。市委多次强调，把全市2000多个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管住管好了，就能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也就好管了。这些年来，不管是在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上，还是选人用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等重大工作中，一条首要的原则就是干部级别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管理就越要从严。特别是牢牢抓住“一把手”这个关键中的关键，规范职责权限、完善议事规则程序，形成有效制约。

针对不同领域，突出抓核心制度建设。不同领域的干部有不同特点，必须用不同方式把从严要求落到实处，尤其要建立与领域特点高度吻合的制度机制。在工作实践当中，我们针对上海国资体量大、国企从业人员多的实际，通过加强任期制管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领导人员薪酬体系等措施，切实强化干部监管。针对上海市属高校科研和基建经费投入巨大的实际，先后出台高校领导人员任期制管理、委派高校总会计师等制度，加强关键岗位管控，同时强化高校之间、高校与党政机关之间的领导交流，着力防范潜在风险。针对上海村级集体资产体量大、村干部兼任集体经济法人代表较为普遍的实际，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脱钩，完善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制度，切实防止“小官巨腐”等问题发生。

针对不同职业，突出抓管理体制改革。近两年来，上海按照中央要求，积极开展了司法体制改革、地方群团改革等多项中央改革试点，同时也给了我们探索不同职业不同从严管理方式的重要契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我们根据法检系统公权力集中、社会群众关注度高的实际，在管理上“严上加严”，出台了《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明确法官、检察官要施行“职业回避”，其配偶不能从事律师、司法拍卖等可能影响公正司法的行业。在地方群团改革试点中，围绕总书记去“四化”、强“三性”的要求，制定了《工青妇领导班子专挂兼配备管理实施办法》《工青妇机关和基层工作队伍管理实施办法》《工青妇机关公开遴选专职干部实施办法》等制度规定，从队伍建设、组织设置、运行机制等方面，突出强调了群团组织思想作风建设和联系服务群众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