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都有哪些“帝国综合征”？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仍有不少争议。一种意见主张将俄罗斯视为“正常大国”，而不是一个“帝国”。

比如，相蓝欣指出，不能将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视为一脉相承的“大国”，不能无视俄罗斯从传统“帝国”向正常的“民族国家”转变的实质。他强调，冷战时期的政策分析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不愿承认苏联是唯一的一个传统帝国的延续。而这种谬误产生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将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建立在内部逻辑，也就是政权的特殊性质的研究基础上，而根本忽视了苏联与历史上传统帝国行为的相关性研究，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解体毫无思想准备。

相蓝欣认为，在整个苏联时期，“帝国地位”与“大国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对这种相关性看不清，必然会导致分析家对冷战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的判断。他将俄罗斯定位为“帝国后的转型国家”，强调“俄罗斯帝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已正式结束”；“俄外交从帝国式到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已经大致完成”；“俄罗斯已逐步放弃‘帝国心态’，而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心态’来制定外交战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国旧梦是不现实的”。在他看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进入“后帝国时代”，俄罗斯基本上放弃了独立初期的“意识形态西化”的外交方针，开始把维护国家利益、寻求国际公正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强调其利益的全球性，并突出大国关系的等距离性。俄罗斯力图在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中间保持平衡，通过实现新形势下的均势来掌握外交的主动权。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逻辑与结论之间出现了断裂：对当代俄罗斯而言，帝国不仅仅是一种过去，而且也是一种现实存在。

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法国，对自己而言是议会制民主国家，但对其过去的殖民地而言则仍然是帝国。现在的俄罗斯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一个超级总统制国家，但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欧亚帝国。尽管俄罗斯承认独联体国家的独立并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俄罗斯内部中央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性质与苏联时期并无二致。俄罗斯一直背负着帝国的包袱，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场景一样，每一次历史让俄罗斯在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俄罗斯的领导人总是选择前者。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显然对于“帝国”还有幻想，所以为美国所不满。普京初期在放弃“帝国野心”与“大国身段”上要比其前任彻底得多，但随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俄罗斯骨子里的帝国意识再度活跃起来。

一般认为，帝国作为一个国家组织形式与帝国主义，即领土扩张进程紧密相连。在很多学者的定义中，帝国之所以成为帝国是因为其本质之一是通过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而实现边界的外推扩张。帝国建立后，统治者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竭力维持帝国的发展，实施对被征服之地的统治，他们的努力之一便是帝国仍不断进行扩张，不断开发新边疆，因为广阔的疆域对于帝国的发展具有“最持久的物质意义”。帝国的扩张能引发帝国内部大量人口的合理疏散，减轻人口压力和社会负担，并带来大量的财富。

但实际上帝国曾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时期，帝国是有生命周期的，帝国除了在崛起的阶段将对外领土扩张作为主要内容外，相当长的时期内更多的是集中精力通过强力手段维护已经占领的领土。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指出，起初，帝国通过向比邻的土地扩张不断发展，这一模式在现代被俄罗斯帝国效仿。年代更近一些的西欧帝国的发展主要受到贸易及攫取珍贵矿产的激发，建立起超强的跨洋航行能力。我们认为，如果更多是致力于维持沙俄体系内所占领土的苏联能被定义为帝国，那么当代俄罗斯显然也符合帝国的标准。

帝国在这里更多是从国家政权体系的特点出发定义的，其领土是在殖民时期占领的结果，具备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中央和边陲关系的等级化；第二，维持边疆地区的强制性，特别是在部分民众试图争取独立的情况下；第三，国家权力来自统治者，而非民众作为国家主体。与帝国相对应的概念是民族国家。

苏联的消亡不是一个国家的解体，而是最后一个帝国的“非殖民化”。新俄罗斯马上面临一批突然成为独立国家的邻国，这些邻国曾经与它血肉相连。为此，俄罗斯不仅要面对周边新的外交政策挑战，而且要饱受感情上的磨砺。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解体仅仅是自19世纪以来就开始的俄罗斯帝国去一体化长周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使得帝国周边民族逐渐具备现代民族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在整个苏联时期都在持续，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帝国的消亡进程仍在持续。从1991年至今，俄罗斯与独联体各国在经历了初期艰难的市场经济转型与民主改革后已经进入了“后转型的增长时期”，新的精英阶层崛起，开始取代源自苏联时期的旧精英集团。

俄罗斯著名学者派因认为，尽管俄80%的民众是俄罗斯族，具有相对较高的民族单一性，但俄从政治体系上而言与其说是民族国家，不如说更接近帝国。俄至今仍存在一系列足以称为“帝国综合征”的影响因子。一是帝国身体，即其辽阔的领土。二是帝国意识，这是一个隐含着多种传统定式思维的复杂综合体，比如帝国野心，比如非公民意识，比如俄民众至今仍保留着很稳定的寄希望于“聪明的沙皇”和“铁腕”的思潮。与东欧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相较，俄罗斯民众的帝国意识十分明显。前述国家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主要促进因素就是逃离帝国统治，这是这些国家第一步改革成功的主要动力，也限制了这些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道路”复苏的空间。但俄并没有这种阻止本国政治体制向苏联模式、帝国模式回归的天然屏障。俄保留了帝国的主干，从而使帝国情绪在这片领土上很容易重新生根发芽，“超级大国”“第三罗马”、帝国秩序等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而再度膨胀。三是帝国秩序，这首先指的是超国家的政治体系，其实质在于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将民众视为臣服者、赋役者，视为政治动员的劳动力资源。

二 俄罗斯的“帝国综合征”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对于大多数苏联公民，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是一次休克。其他的帝国都是经由战争而瓦解，苏联则是在和平时期自行崩溃。这只能是敌人的阴谋导致，而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公开指责苏联为邪恶帝国。这对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种羞辱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是俄罗斯“帝国综合征”的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1991年后的俄罗斯联邦其实不能被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它更像是一个淌着血的帝国躯干，一个被其他加盟共和国遗弃的国家”。

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综合征”主要表现在对作为昔日帝国组成部分的独联体国家政策上。独联体各国都曾加入过俄罗斯帝国，后来又成为苏联的组成部分。今天，在同独联体各国关系的过渡阶段，要一下子消除所有的困难和历史沉积物并非易事。它们首先同民族自我意识的自然增长趋势和消极的民族主义表现结合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促使共同制定对外政策的长期优先方向和具体的合作方针。

对俄罗斯而言，苏联解体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创伤，它给俄罗斯的认同和国家发展带来的后果怎么估计都不算过分。一个历史上周边环境极不稳定的帝国的消亡立即造成安全真空，并导致俄罗斯周边一系列新的冲突的发生。由于俄国人内心深处渴望把苏联看作合乎自然的产物，苏联的一部分突然成为独立的国家的事实令他们感到震惊。在他们眼里，这些国家是不自然的实体，它们与俄国的关系不同于主权国家与俄国的关系。即使那些最温和的俄国人，即对昔日的帝国毫无兴趣、急于告别过去、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开明的一员的人，也心存疑虑。这种心态影响了他们对俄罗斯如何在昔日的帝国内发挥自己作用的思考。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亚辛所指出的，对于相当大部分的俄罗斯同胞而言，苏联解体确实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它改变了国家面貌、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俄罗斯人数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源自伟大的帝国、强盛的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侮辱。

基于帝国意识的存留，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对周边秩序的主要考虑在于独联体。对新俄罗斯而言，自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也不会有比发展独联体范围内的关系更为紧迫的对外政策问题了。解决在后苏联空间内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问题，始终被俄罗斯领导层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最优先方面。

实际上，俄罗斯对周边秩序的基本理解就是维持霸权。这应该是一种主要基于俄罗斯利益的秩序，其他外部力量和机制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这一利益反映的不仅是强权和威胁的评估，而是对权力的要求。很多俄罗斯战略家对后冷战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设计是从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视角出发的，他们把俄罗斯视为被限定在有限范围内的帝国，只提倡在原苏联范围内恢复联盟，认为帝国是经济上自给自足、地缘上稳定独立的文明地域，俄罗斯视不同种族的独立结合体有着安抚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使命。这一流派认为，统一、强大、独特的俄罗斯在世界体制的帝国主义格局中没有自己的位置，从而排斥和反对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俄罗斯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杜金认为，对俄罗斯而言，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进行“帝国的整合”。“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内容中，不仅要恢复已丧失的‘近邻’区域及恢复同东欧国家的同盟关系，而且要建立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新的欧亚大陆战略联盟，进行‘帝国整合’。”“如果俄罗斯不能很快恢复自己在欧亚大陆失去的战略、政治、经济影响，那么俄罗斯及生活在‘世界岛’的人民就会陷入灾难之中。”与此相呼应的是，作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昔日的大国，俄罗斯的政府官员、外交政策文件以及非政府精英都反复强调，俄罗斯在“近邻外国”享有独特的权利和义务。

独联体成立早期，各成员国曾对这一组织抱有幻想，认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历史上形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联系，能使其迅速演变为“完全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体”。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也进入了一个误区，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对独联体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包括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维持这个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加深独联体的一体化，将独联体变成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具有影响力的主体。在这方面，在后苏联地区扮演主角并起组织作用的自然当属俄罗斯”。于是，我们看到在国际层面，俄罗斯关注建立与保持同其他大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俄罗斯对于近邻地区的态度仍然是等级制的，注重权力因素，并且是主张采取干预主义的。正如俄罗斯对神圣同盟和对东欧的认识一样，尽管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俄罗斯对国际关系中秩序和公正的态度依然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并且是恪守传统的。

独联体作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具有相对性，俄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同样是有限的。独联体各国政权的权威主义禀赋有助于使其成为统一战线，但同时也使在这一地区组织发展深层次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统治者无疑都不愿将对本国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曾经的“宗主国”。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一手主导的各种独联体一体化方案都先后遭挫。

根据独联体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情况，可以初步将自苏联解体以来独联体各国所在的地缘政治空间从时间向度上划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转型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1991年12月至1994年9月，独联体作为俄的“周边邻国”。尽管俄罗斯在立国之初，基于实行西方民主、融入西方社会、争取西方援助、确立苏联继承国等战略地位考虑，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将独联体国家视为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沉重包袱，拟定了将独联体甩开，以便确保俄自身轻装前进的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直至1994年9月独联体各国开始相继发行本国货币、“卢布区”逐渐瓦解，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仍是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俄对独联体各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非常大，任何涉及独联体国家的国际问题没有俄的参与都不可能解决。美国及西方以及其他国际力量中心在这一阶段都是在对俄政策的大框架内处理对独联体国家关系。而在经济领域，俄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尚未被完全切割，彼此采用统一的货币单位——卢布进行经济结算。在俄推动下，独联体成员国还签署了加快经济一体化宣言，通过了《独联体经济联盟条约》，规定各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

第二阶段：1994—1998年，独联体作为“后苏联空间”阶段。这一阶段，独联体国家对独联体一体化态度的分野日益扩大，对俄罗斯也亲疏有别。俄对独联体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以卢布区的瓦解为标志，独联体经济“去一体化”达到了高峰。此后，俄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开始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进行，并有所恢复。1995—1996年，由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第一次稳定增长，俄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交往较前增长，并在1997年创下历史纪录。

后苏联空间阶段，俄罗斯也开始提出独联体一体化的新倡议，与部分独联体国家签署了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条约。1994年7月，俄提出“巩固和发展多种速度和多种层次一体化”的思想，将此作为俄的基本任务。叶利钦1995年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规定，俄罗斯应该根据独联体一体化多种层次的特点，“在自愿基础上，深入地分阶段地吸收独联体国家参与一体化进程”。这样，俄开始在独联体框架内组建了数个不同的次地区一体化组织，首先是俄白国家联合体条约，此后两国又签署了俄白联盟条约。与此同时，俄重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发展关系，1995年1月，俄罗斯首先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三国海关联盟的联合备忘录。1996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海关联盟，四国签署了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规定四国要实行比独联体其他成员国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1999年，塔吉克斯坦正式加入该联盟，海关联盟因而扩大为五国。但是，1998年金融风暴的突然发生，不仅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得新一轮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陷入新的困境，独联体国家与俄“去一体化”的倾向再度抬头。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与所有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显著削弱，但这场危机也显示了，独联体各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仍不能摆脱对俄罗斯经济的高度依赖，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从而使得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也殃及这些国家。

第三阶段：1998年后至今，独联体地区成为世界主要力量在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竞争的平台。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独联体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可以说，2000年以来是独联体各国发展的关键转折阶段。正是在这段时期，独联体地区的形势走向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趋势，部分独联体国家在政治和经济转型进程中相继出现了质的变化。促成独联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不仅有各国的内部因素，也有外来势力对各国转型进程的影响和干预，而且较之20世纪90年代这种外来势力的渗透显著加强。

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独联体各国自身的系统选型结果和仍在继续的改革进程，导致独联体空间不仅终结了自苏联解体后俄“周边邻国”的阶段，也结束了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作为“后苏联空间”整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历史，而且在普京时代这里演变为各主要大国纵横捭阖、激烈竞争的舞台。俄学者认为，普京执政后独联体形势的总体发展表明，俄对独联体的影响正在不断弱化，而俄罗斯固有的传统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不断被外部势力所挤压和蚕食。第一，是美国对独联体的渗透和影响日益加强。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对独联体国家实行“地缘政治多元化政策”，将独联体纳入其“核心利益区”范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通过预算拨款，支持独联体部分国家按照美国所希望的模式进行自我改造。第二，是欧盟的政策。随着欧盟两次东扩，欧盟日益接近独联体的西部边界，因而不断加强对独联体的外交活动。欧盟通过了专门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新邻居战略》，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第三，中国和东盟等东南亚国家在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和俄远东地区有自身利益，因此在独联体问题上不单纯是俄罗斯的伙伴，也常常是俄在独联体地区的竞争者。第四，个别在独联体地区有特殊利益的国家，例如，波兰在欧盟中负责对乌克兰外交，正在致力于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在克里米亚半岛、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外交尤为活跃，特别是伴随着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原油管道的开通，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加强对独联体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存在已经成为土耳其领导人的既定政策。

但独联体对俄仍然意义重大，俄罗斯的帝国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主要体现为在独联体范围内追求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俄仍然将独联体国家视为本国外交的绝对优先方向，主要原因在于它对俄罗斯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只要俄罗斯掌握着独联体的主导权，就意味着俄罗斯并未完全失去苏联空间，就标志着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备受周边国家尊重和臣服的大国和强国。俄在原苏联地区至今仍保留的军事基地并非俄应对外部威胁的有效工具，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彰显俄军事存在的一种手段。俄整个对外政策的核心和首要要素在于保障俄在独联体的主导乃至垄断地位。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心理底线。俄罗斯从骨子里不愿意成为一个普通大国、正常大国。

总的看来,俄罗斯内政上的权威主义重新当道与外交上的帝国心态再度彰显并不矛盾，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除了内部实现从专制集权到自由民主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转型和外部与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外，别无其他替代方案。但俄罗斯社会包括俄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制约了这种制度移植，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挫折后，俄罗斯的民主最终演变为可控民主，俄罗斯的外交也逐渐实现了制度回归，帝国外交的思想死灰复燃。

这两个进程不仅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心理根源，同时也互为一体。俄罗斯外交上致力于保留前帝国的遗留权益以及针对所有威胁到这一权益的部分，都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并被用作重构权威权力体制的主要依据。对俄罗斯当局而言，内有车臣等源自南部的恐怖主义威胁，外有北约等静悄悄的扩张，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就自然成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因此，独联体的崩溃将意味着俄罗斯外交的重大失败。这将严重打击作为“可控民主”体系核心之一的俄罗斯当局的世界观，如果俄不能最大限度地迟滞乃至阻止作为帝国遗产的独联体的分崩离析，俄当局的国内合法性将会受到各界的广泛质疑。对俄而言，维持独联体的存在还有一层政治含义，俄周边如果都是“可控民主”模式的政权体制，就给俄造成一种印象，“可控民主”对于后苏联空间的国际政治实体是一种标准。一旦周边国家采取了与俄罗斯不同的政治模式，特别是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转型，俄罗斯体制的优越性就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