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诺奖作家演讲中，听取来自鼓点与心跳的声音

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人们的视线聚焦到一个读者并不熟悉的名字上：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由诺贝尔官方号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投票显示，93%的读者对古尔纳可以说“一无所知”。

社交媒体截图

1986年10月，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非洲作家。1988年，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和约翰·库切则先后于1991年、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很多年，包括提安哥、米亚·科托等在内的知名非洲作家屡次被寄予厚望，却再未摘取桂冠。也就是说，距离上次非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颁奖词中如是写道：“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因为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们的处境所具有的坚定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古尔纳见证了英国殖民历史对于自己家乡的影响，并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反复以东非为背景进行书写。获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他在“以为这是一次恶作剧”的惊讶过后表示，将这项荣誉献给非洲大地和非洲人民以及自己所有的读者。

近年来，深陷各种舆论漩涡的诺贝尔文学奖试图去欧洲中心化，古尔纳的获奖与此不无相关。可以说，古尔纳的获奖，使人们再次点燃了对于非洲文学的热情——但我们依然看到，虽然近年来陆续斩获了多个国际文学奖项，非洲文学在整体的出版和译介上，依然没有在世界文学的整体版图上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试图在地域和性别多样性上不断修正后的诺奖，所看到的图景依然有限：相比较于用母语写作，用瑞典学院可以阅读的语言写作，或是作品得到了大量译介的作家，才可能进入他们的阅读视线。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也使得历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振臂高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四位作家的诺奖演讲节选。站在世界文学最受瞩目的授奖台上，他们在演说中所发出的声音来自个人，来自创作与文学，也来自对于历史和政治的深度思考。

此外，同去年一样，今年由于疫情限制，获奖者将在本国领取诺贝尔奖奖牌和证书。古尔纳是否会给大家带来一次关于非洲殖民影响与人文历史的演讲？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非洲的声音 诺奖作家演讲（节选）

沃莱·索因卡

北欧与非洲世界——特别是与组成约鲁巴文化的那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在瑞典这个交汇点上相逢。而我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象征性逢遇的代表，完全是因为指导我创作的缪斯是奥贡——我们的创造和毁灭之神、诗歌和冶炼之神。这位大神早在宇宙的开端就预见到你们的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出现。

奥贡在原始的混沌中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地球中心为众神炸开了一条通向人世的路径，以期同我们凡人重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类能够把那些即使是最可怕的知识变为造福于人类的工具，使它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这也正是奥贡给予我们的启示：即人类本性中有着自我冲突的二元性本质。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创世者诗意的面容在我们的时代大放异彩，在我们的行星地球上，永远共享那神奇的飞鸟——和平——带来的幸福。谢谢。

1986年

纳吉布·马哈福兹

我希望你们心胸开阔地听我讲话，因为讲话的语言是你们中许多人所不熟悉的。但这种语言是真正的获奖者，它应该以优美的音调第一次在你们这块文明的绿洲上回荡。我非常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也希望我国的文学家们完全有资格荣幸地同你们世界性的作家——他们为我们这个充满忧愁的世界传播了欢乐和智慧的芬芳——同聚一堂。

……

先生们，我命中注定出生在这两种文明（指法老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怀抱中，吮吸它们的乳汁，汲取它们文学和艺术的养料，畅饮它们迷人的文化美酒。所有这些汇聚而成的灵感——加上我个人的渴求——使文思有如泉涌。我的作品幸运地得到你们尊敬的科学院的赏识，我的努力赢得了著名的诺贝尔奖的桂冠。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感谢，同时以业已逝世的两大文明的伟大的建设者的名义表示感谢。

先生们，你们会产生疑问：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怎么能心境安宁地创作小说呢？问得有道理。我来自在债务的重压下呻吟的世界，而偿还债务就要受到饥馑或类似饥馑的威胁。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在亚洲死于洪水，在非洲则死于饥荒。在南非，成百万人被拒绝承认，而且在人权时代被剥夺了一切人权，似乎他们不能算作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一些人丧失了生命，尽管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父辈、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土地。他们已经奋起要求原始人类就已获得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他们要拥有得到承认的合适的定居之地。对他们英勇崇高的行为——男人、妇女、少年儿童都投身其间的——的回报却是他们被打骨折，遭枪杀，房屋被捣毁和在监狱、集中营里备受折磨。他们的周围是悲愤地关注着事态发展的一亿五千万阿拉伯人。如果希望公正而全面和平的人们不能以智慧去改变局势，这个地区将受到一场灾难的威胁。

是的，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怎么能心境安宁地创作小说呢？但是，幸运的是，艺术慷慨大度而又富有同情心。同样，艺术既同幸福的人在一起，也不抛弃不幸的人。艺术以喜闻乐见的手段使两种人都能抒发胸怀。

1988年

纳丁·戈迪默

向他人讲话开始了一位作家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发表给任何愿意阅读我所写东西的人看。这曾是我对发表的意义自然、天真的想法，而它一直不曾改变，今天我仍这么看，尽管我意识到大多数人不愿相信一个作家心目中竟会没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而且我还意识到：那些诱使作家留意谁会见怪，谁会赞成纸上言语的有意无意的诱惑——一种像欧律狄刻的顾盼一般，会引导作家回到一个被毁天才的阴影之中的诱惑。

可供替换的选择不是象牙塔的诅咒，另一个创造力的毁灭者。波尔吉斯曾经说他为朋友和消遣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愚蠢的问题——常常是一种指控——“你为谁写作?”——的一个恼怒无礼的反应，正如萨特的忠告——有些时候作家应当停止写作，而仅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存在——所得到的反应，当作家正受挫于对人世间不公的哀叹与对他所知最拿手的即是写作的认识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之时。波尔吉斯和萨特二人从完全不同的否认文学具有社会目的的极端出发，当然都充分意识到了它在探索存在状态过程中扮有隐含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角色，并从此派生出所有其他角色；在朋友中间的个人角色、在抗议示威中的公共角色等等。波尔吉斯并不是为他的朋友们写作，因为他发表作品，而我们都曾领受他的作品的恩惠。萨特则没有停止写作，虽然他1968年曾站在街垒之前。

然而我们为谁写作这一问题还是困扰着作家，仿佛一只铁皮罐拴在每一篇已发表的作品的尾巴上。主要是它刺耳地发出作为赞扬或污蔑的倾向性论断。在这种环境中，加缪对此问题处理得最好。他说较之有倾向的文学他更喜欢有立场的个人。“要么为他整个人服务，要么根本不为他服务，如果人需要面包和公道，如果为这种需要服务而必须做必要的事情的话，他也需要纯粹的美，那是他心灵的面包。”所以加缪呼唤“生活中的勇气和工作中的才能”。而马尔克斯重新定义倾向性小说如是：“一个作家能够为一场革命服务的最佳方式即尽量写得好些。”

我相信这两段声明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写作者的信条。它们不解决当代作家曾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冲突。但它们坦率地表述了一种如此做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把作家的面孔断然扭向她和他的存在、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和作为像任何他人一样，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起着作用的有责任心的人，存在的理由。

1991年

J.M.库切

多年前他决定摊开纸写下自己在荒岛历险记时，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一支拙笔凝滞不前，手指头也僵硬不听使唤。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天他写到与“星期五”一起在冰冷的北方生活时，他对写作这门营生突然开了窍，写得流利轻松起来，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词句就来到笔下。

可是天哪，那种作文的轻松突然又离他而去，他坐在靠窗的小写字台前眺望着布里斯托尔海港，手又发僵了，手中的笔又像以前那样陌生起来。

他（另外一个他，是他写的那个人）觉得写作这活计更轻松些吗？他写的这些故事：鸭子、断头台和伦敦的瘟疫，写得相当流畅，不过他自己的故事也曾写得相当流畅。也许他把他想错了，那个衣冠楚楚下颏有一颗痣的走路很快的小男人。也许此时此刻他正坐在这个辽阔的国度的某个租来的房间里蘸着他的钢笔，蘸了又蘸，心里充满了疑惑、犹豫和稍瞬即逝的念头。

该怎么形容呢？这个人和他？是主人和奴隶？是兄弟？双胞胎兄弟？手挽手的同志？还是敌人？仇敌？他该给那个人取个什么名字呢？那个他与共度黄昏的人？有时候还与他共度不眠之夜，只有白天才不跟他在一起。因为白天，他，鲁滨，在码头上踱步审视新来船只，而他的人则在这个国度里疾速地飞跑着探寻自己的见闻。

这个人在他的旅行途中，会到布里斯托尔来吗？他渴慕与他的人的肉身接触，握握他的手，和他一起在码头大道散步，当他告诉他要去那个黑暗的北方岛屿时或是谈起他的探险写作时能认真倾听。但他很怕不会有这种相聚的机会了，此生不会有了。如果他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扯到一起——他的人和他——他该写道：他们像两艘驶往相反方向的船，一艘往西，一艘往东。或者更确切说，他们是船上做苦力的水手，各自在往西和往东的船上。他们的船交会时贴得很近，近得可以抓住对方。但大海颠簸起伏，狂风暴雨肆虐而至：风雨冲刷着双眼，两手被缆索勒伤，他们擦肩而过，连挥一下手的功夫都没有。

2003年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资料图

原标题：《在非洲诺奖作家演讲中，听取来自鼓点与心跳的声音》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