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读《晚清官场镜像》︱一部“活的制度史”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邱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63页，99.00元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可谓一部“活的制度史”。作者邱捷利用杜凤治日记提供的鲜活材料还原晚清官场运作，对“皇权如何下县”做出了解答，揭示州县官的“承包商”性质、官场为何消极应对晚清变局，以及科举不公、司法黑暗的真实状况，有助于人们理解辛亥革命的发生，也将给不同背景读者提供有益启示。

杜凤治（1814-1883），浙江绍兴人，举人，1866年起历任广东广宁知县、四会知县、南海知县、署罗定州知州等职十多年。他留下数百万字的日记，十分详尽地记录了他的仕宦生涯。杜凤治写作能力超强，下笔精准细致，日记原不拟公开，故而写得坦率大胆，是迄今所知最有价值的晚清州县官日记。邱捷教授用近二十年时间精心研读日记，做了全面释读整理，《晚清官场镜像》为这一研究历程的总结，是一部将政治史、制度史、社会经济史融会贯通的著作。

皇权如何下县

1990年代，农村政策研究者温铁军受费孝通启发，提出“皇权不下县”的说法。2015年，胡恒出版《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一书，认为十八世纪以后州县佐杂官开始分辖乡村，并分划辖区进行治理，在若干区域形成了稳定的县以下区划体系，试图用“县辖政区”一说否定“皇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本属未经科学论证的概念，但所谓“县辖政区”的论证也有薄弱之处。邱捷充分利用杜凤治日记中的史料，复原皇权下县的实际运行方式，或可为这个争议画上句号。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为清代地方制度史的开创性著作。他广泛利用清代公私著述，揭示州县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瞿同祖贡献极多，其中之一是点破州县“一人政府”性质，即州县官是唯一负责人，必须乾纲独断，僚属、幕客尽管会提出各种建议，但对后果并不负责。瞿同祖深入分析了州县官的“四个辅助集团”——即书吏、衙役、长随、幕客。邱捷除对此四者的研究贡献了大量新案例外，对瞿同祖忽视的第五集团“佐杂”做了深入研究，是十分突出的贡献。

胡恒提出“县辖政区”说，是以州县以下有较多佐杂岗位分布为主要论据。佐杂包括州县官的佐贰官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吏目、典史以及杂职官巡检、河泊所所官等，其中表面上较为接近县以下“政权”的是巡检司。邱捷的研究表明，佐杂主要负责缉捕，原则上不得听讼，也不参与征粮等事务，把“巡检司”作为县以下一级政权值得商榷。

邱捷发现：潮阳县门辟巡检衙署早已毁坏，巡检多年住在县城；番禺县鹿步司巡检借一道观办公；曲江县濛里司巡检“盖搭蓬寮作衙署”；南海县五斗司巡检长期租用民房，“并无实署”；香山县黄粱都巡检“常侨寓县城”，远离“辖境”。邱捷总结道：“如果其时已成为州县以下的一级政权机构，那就很难解释不少佐杂长期没有衙署，甚至官员长期住在县城的情况。在杜凤治日记中也难以找到事例说明佐杂辖区是州县以下行政区划。”（第181页）

以邱捷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笔者认为：皇权下县并没有采取设立下一级政权的方式，而是通过“有限授权”与“临时授权”，透过佐杂、乡绅将皇权渗透到基层。佐杂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只能从事缉捕而不能听讼，也不参与征粮等事务，此为“有限授权”；在晚清珠三角地区，州县官更多地授权给地方“公局”，由乡绅团体负担起某些职能，这种授权是随时可以调整、可以收回的，此为“临时授权”。州县既是“一人政府”也是“无限责任公司”，举凡地方事务的种种，包括征粮、教育、治安、诉讼、水利等等，权责都集中于州县官；佐杂只负责一些乡镇的治安，原则上不能插手其他事务，不具备一级政权性质。有些巡检收入极丰，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缉捕权力收受赌规（赌场交的保护费）。

换言之，皇权随时可以下县，但从成本效益角度考虑，主动限制下县的力度。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设立县以下行政区划得不偿失，增加一级政权意味着增加数倍不事生产专事汲取的辅佐人员，这是当时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难以支撑的。

邱捷从杜凤治日记中，钩稽出不少收入甚高的佐杂岗位。如广东河泊所所官（未入流），在鸦片战争前“向为极优之缺”；某人署顺德都宁司巡检（从九品）十个月，“据云可余五六七千金”，为广东学政杜联一年宦囊的两倍；东莞县县丞驻东江商业繁盛城镇石龙，被视为“广省县丞第一缺”；南海县县丞驻扎全省商业中心广州西关，也是著名优缺，两广总督瑞麟亲信曾长期占据这个职位（第176页）。笔者认为，广东有些佐杂岗位是高官提供给亲信的分肥工具。

州县官的“承包商”性质

从邱捷此书披露的官场运作实情看，笔者认为，作为“亲民之官”的清代州县官属于“承包商”性质。他们得到中央与省级政府授权，在任期内进行综合经营，在控制好社会治安、按时审结案件的前提下，尽可能汲取各类收入包括非法收入，完成中央与省级政府要求的征收任务，支付教育考试、摊捐、接待、送礼等项支出，结余就是州县官的“净收入”。州县的公库与州县官的私囊是同一个资金池。从邱捷分析的大量案例来看，绝大多数官吏均将职务当作生意来经营，也即“因权求利”，与商人“因本求利”并无太多不同。

州县官收入当中，以赋税征收的陋规为大宗，“征收是同州县官仕途与宦囊关系最密切的一项”，杜凤治任广宁知县时，“一年实有半年在乡催征”（第337-338页）。最能体现州县官“承包商”性质的是契税（田地、房产过户税）。照规定契税应按产价的百分之六点五征收，但州县官卸任前会实行“大减价”，把税率调低，最低的达到百分之一点五，从国家角度看是税收损失，对州县官来说则短期内可增加税额，“大减价”得到的收入大部分落入州县官私人腰包，故衙门里的官亲全部动员起来“连夜抢收”（第356页）。卸任前“大减价”也是给后任出难题，这种“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与商家并无分别。由于州县官任期大多不超过三年，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辖区的“经济发展”。

杜凤治日记中写到的一则故事，可帮助读者认清州县官的“承包商”性质。吴信臣当南海知县不到半年被撤任，正值南海县“旺收”季节，由此“亏累巨万”，接任的是郑梦玉（云帆）。吴信臣怀疑按察使梅启照偏帮同乡郑梦玉，构害于他，“与梅公大闹，甚至怀刃拼命，梅公助以万金，云帆亦认接数万始罢”（第113页）。此事相当于发包方毁约，单方面缩短“承包期”，承包者错过“旺季”导致亏损，暴怒之下带刀上衙门要跟按察使拼命，最终由梅启照、郑梦玉补贴数万金了结。

在帝制时代，从督抚、地方官到佐杂、书吏、衙役等，属于国家治理中“委托—代理”制度中的代理人，他们受皇权委托，在不同层次行使权力，但其经营目标与皇权的统治目标并不一致，有时还会背道而驰。

科举公正性问题

帝制时代的科举是否提供了一个公平的上升阶梯，不能仅依据官方档案、公开发表的著述立论。杜凤治作为州县官，多次主持县试，又当过广东乡试外帘官，经常要跟学政、主考打交道，他亲理、亲历的记载，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

广宁县武童程显扬武艺甚佳，每次出案都排名在前。但杜凤治为了自己的政绩，勒令程显扬必须交出“族匪”二名才能参加府试、院试。所谓“族匪”不过同族，可能并无瓜葛，但州县官却可以此为由剥夺生童参加高一级考试的资格，毫无公平可言。杜凤治日记记载了多个州县官出卖案首（县试第一名）得到数千两贿赂的史实，其中顺德知县张琮得到创纪录的六千金，杜凤治发现这个考生文章不通，满篇错别字。按惯例，县试案首基本可以被学政录取入学。传说中的科举公平性必须打上一个大问号。

光绪三年的南海、番禺两县县试在广东贡院举行，两县考生加起来超过七千人，因人数太多无法点名，“枪手或入内或由外传递，听其所为”，“在贡院作文者不过数百名，余皆在寓所作文，皆枪手操刀也”（第224页）。杜凤治以县试主持人身份证实，七千名考生当中只有几百名在贡院里面参加考试，其他的都是在住处作文答卷，实际都是“枪手”操刀。所谓“枪手”，是指代别人作文而收取巨额报酬的科场老手。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广东新会人，清末曾给人当枪手。胡文辉考证出这段隐秘史事，还查到那位“受益人”的名字，考证过程十分精彩。（胡文辉：《陈垣早年的两件尴尬事》）

朝廷派到各省的学政、主考、副主考，从“清要”的翰林院等衙门选拔。以往对这些学官、考官的记载，多强调他们公正廉明、为国抡才的一面。从杜凤治日记看，他所接触的学政、主考，为人多十分不堪。学政何廷谦“学差三年，又逢拔贡年份，七八万金意中事也”，离任时却仍向南海、番禺两知县勒索程仪五千两。

邱捷感慨地说：“在清代，内阁、礼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为清贵官，出任学政、主考者多为这类官员。他们地位尊崇，本应注重道德形象，但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清贵官要钱不要脸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真实状况。”（第174页）

杜凤治日记的不可替代性

笔者研究晚清史，读过的史料不算少，对晚清广东也略有了解，然而读此书过程中仍时时感到无比震撼，巨量鲜活的史料可谓闻所未闻，这还仅仅是邱捷从数百万字里面挑选出来的小部分。迭经时代巨变，清代广东档案保存下来的极少，篇幅巨大的杜凤治日记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以下略举数例，以证所言不虚。

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1871年创办于广州的厚益纱厂为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汪敬虞先生很早就做过研究，限于当时条件，他猜测中方股东可能是十三行巨商伍绍荣（伍崇曜）。杜凤治日记记下了真正的中方股东为冯春庭、闵炽南、罗礼庭、梁纫秋、胡庆周五人。纺纱厂股份共三十八股，此五人占三十七股，美国商人、前任驻粤副领事富文（Vrooman）仅占一股。富文是用近代方法绘制广州城地图（《粤东省城图》）的第一人，此后多年，不少版本的广州地图都是在富文地图的基础上添改补充。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如今看来富文只是以协助引进设备、技师拿到“干股”，厚益纱厂应该是国人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据杜凤治日记，富文控告冯春庭等欠他一千七百多元，欠英国技师科歌拿薪水七百多元。此案因中方股东拒不出庭，杜凤治未能听取双方口供，他遵从美国领事意见，判决将纱厂存货、设备等“发卖”清偿债务，多出部分按股份发还。从日记看，纱厂“生意不前”，出现亏损，股东不愿意再追加投资，已准备拆伙。早期工业投资风险极大，厚益纱厂规模过小，单位成本太高，中方股东也对纱厂“规模经济”没有概念，这是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工厂停歇后，富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贱卖机器（《纺纱机器出售告白》，《中国教会新报》1973年第251期）。从日记看，杜凤治对率先创办机器纺纱厂的中国商人毫无了解的兴趣，也没有保护中国商人权益的意愿。

城市商人团体的兴起。杜凤治在广东为官的1870年代，正是广东新商人群体崛起时期，他们从创办爱育善堂开始，以办理慈善事业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从“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发展为影响巨大的商会、商团。中国机器缫丝业开创者陈启沅，为广州西关崇正善堂创始人，陈启沅孙子陈廉伯敢于跟孙中山掰手腕，依托的正是从“九大善堂”发展而来的商人团体。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三月，杜凤治接署南海知县时，他治下的广州西关爱育善堂刚好成立。杜凤治日记记录了他以父母官身份观察的爱育善堂动态，可补以往史料之不足。

闱姓赌博合法化。闱姓赌博为晚清史十分重要的题目。清廷从闱姓合法化中取得巨额收入用作军费，对中法战争越南战场上反败为胜有较大帮助，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有劫夺闱姓赌款的考虑，张之洞用赌商捐款支付了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主要设备价款。学界对闱姓赌博有不少精彩研究，限于当时所知史料，仍有大量空白。以往学界认为闱姓合法化从1884年开始。邱捷此书揭示，早在1868年广东官场已默许闱姓合法化，而1868-1874年两届闱姓承包商，乃是南海县“头役”刘标。按清代制度，衙役既不是官也不是吏，被视作“贱役”，但官府接受刘标代表“广信堂”经营闱姓赌博，证明有些衙役拥有惊人能量。

如何处理洋务。广东是最早与西方接触的省份，但广东官场对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冲击反应迟钝，缺乏主动应对的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掳，客死印度，此后历任督抚汲取的教训就是不要开罪洋人。除了在器物层面接受了一些所谓“新事物”，如设立机器局仿造洋枪，从邱捷摘录的杜凤治日记中，很少见到督抚高官有什么大的改革擘画。两广总督有感于对外交涉十分头痛，曾设立洋务局处理外事，但各国领事还是不经过洋务局直接找总督。杜凤治留粤的十几年，正是广东风调雨顺、局势平静的十几年，本应是发展近代教育、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良机，却被因循苟且的官场白白浪费。

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职责所在需要办理洋务，却缺乏必要的洋务知识，被外国人搞得焦头烂额。他总是抱怨外国领事馆的翻译上下其手，却没有想过中方需要有自己的翻译。南海知县不想聘请翻译的原因，估计是这笔钱要从私人腰包里面出。

司法黑暗。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动机之一，是对晚清司法黑暗深恶痛绝。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写成《第一次广州起义的起源》一文，痛斥清廷官吏“他们所知道的法律，就是朝廷的法律，这使他们有权任意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每个被捕受罚的人，常常被抄没全部财产。被捕者无法上诉，无处申辩，一闻罪名，就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孙中山集外集》第4页）。1897年，孙中山又写成《中国之司法改革》一文，痛陈“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部门中，也许没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彻底改革。……只有满族王朝或称鞑靼王朝停止在中国的统治，官僚生活制度才能改善”（同上第7页）。

杜凤治日记给孙中山所抨击的清廷司法黑暗提供了最有力证据。大家都很熟悉地方官对所谓“讼棍”深恶痛绝，这主要是出于减少工作量的考虑。“杜凤治对能说会道的当事人，不管是否有理都会很反感，有时还特地让其吃苦头。”在南海知县任上，杜凤治秉承督抚意旨，把所谓“讼棍”潘峥嵘关押致死（第231页）。刑讯逼供几乎是州县官办案的标准手段，大量无辜者冤死，州县官对此无动于衷。南海县审案委员对一宗“盗案”疑犯滥施酷刑，三人被折磨致死，杜凤治遂“改判作为认供因病身亡”（第234页）。表面上，朝廷对死刑判决似乎很慎重，把“秋审”弄得十分隆重，但武营将领、地方官在所谓“清乡”时期可以随便对所谓疑犯实行“就地正法”。最为惨酷的是，一旦发生命案，衙役必定将嫌犯“亲戚本家”牵连进去，直到把他们的财产榨干为止，这些亲戚族人几乎全都是无辜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清末很多广东、福建华侨倾力支持辛亥革命。这些华侨往往是小有积蓄而没有势力，最容易成为地方官、衙役的“猎物”。清廷的司法黑暗，使得安分守己的国民缺乏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障，应视作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动机之一。

草拟此文过程中，笔者始终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情，毕竟在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方面份属外行，所做评述很不全面。杜凤治日记是高质量而又极难读的史料，邱捷倾注二十年心血加以整理研究，由此展开对晚清地方制度运行的新颖探索，创获甚丰，可给不同背景学者、读者提供启发。杜凤治日记虽曾在《清代稿钞本》中影印出版，但密密麻麻、风格独特的行草书，令许多学者望而却步。据悉，邱捷整理的点注本行将付梓，令人期待。

杜凤治卒年1883年，由浙江绍兴邓政阳老师从杜凤治家谱中检出赐知，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