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笔下的非洲现实

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编者按】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本文为2019年刊发于《中国英语教师教育研究》上的一篇研究古尔纳（当时译作“格尔纳”）短篇小说《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的论文，澎湃新闻经刊物出版方武汉大学出版社及作者林晓妍（当时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授权发布，该论文原题为《欧洲浪漫与非洲现实：格尔纳的〈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1.引言

坦桑尼亚是多种族、多部族国家，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口头文学以及斯瓦西里语诗歌小说丰富，是东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坦桑尼亚在“二战” 期间沦为英国“保护地”，受英国语言文化影响，英语逐渐成为和斯瓦西里语相同地位的通用语言。当代坦桑尼亚著名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用英文写作，作品在英语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并通过文论力推非洲文学，主张发出非洲人自己的声音。格尔纳的作品颇丰，以长篇小说为主，但是其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具有同样写作功力。其短篇小说《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My Mother Lived on a Farm in Africa，2006）是对电影《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85）的反写，旨在打破人们对非洲的浪漫幻想，还原非洲的现实。

2.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及其作品简介

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是当代坦桑尼亚著名作家，出生于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岛，母语是斯瓦西里语。青年时代时去英国求学，后取得肯特大学博士学位，现居住于英国，在肯特大学从事非洲、加勒比海、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格尔纳的作品主要关于身份认同和流散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遗产形成等问题。他的前三部小说《离别的记忆》 （Memory of Departure，1987）、《朝圣者之路》 （Pilgrim’s Way，1988）和《多蒂》（Dottie，1990）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非洲人在英国的经历、受到的排斥和他们努力寻找自身身份认同。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1994）以东非殖民地时期为背景，讲述少年玉素甫（Yusuf）被父亲卖给“叔叔”阿齐兹（Aziz）抵债后充满曲折和伤痛的成长和爱情故事，小说呈现了丰富的斯瓦希里文化以及穆斯林文化，入围布克小说奖。《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通过无名的叙述者，讲述自己离开桑给巴尔到英格兰去实现他的梦想，他找到一份教师的职业，爱上了英国女孩爱玛，与她结婚生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非洲的家人他的任何情况，也没有告诉他的妻子自己的过去。20年后的回国之行让他意识到自己对故乡知之甚少，而回到英国后，妻子因从未了解过他而离开了他。

Desertion，2005

自2000年以来，古尔纳又发表了《海边》（By the Sea，2001）、《抛弃》（Desertion，2005）、《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1）、《砾石心》（Gravel Heart，2017）等作品。《海边》入围2001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后获得布克奖，《抛弃》2006年获英联邦作家奖 （欧亚大陆地区最佳图书）。格尔纳的作品“空间上跨越三大洲，时间上跨越殖民前后，既描述了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也讲述了非洲人移民到宗主国英国寻找归属感的历程” （姜雪珊，2017:69）。在他的长篇小说《海边》与《最后的礼物》中，从个人身份认同以及流散角度描绘了坦桑尼亚人在异国的夹缝生活状态。 《海边》讲述年老的萨利赫·奥马尔（Saleh Omar）只身从桑给巴尔岛到英国贫民窟避难，他曾拥有一家家具店，拥有家和妻儿。拉蒂夫（Latif）是位大学讲师，他经东德来到英国已经多年，但是他从没和桑给巴尔岛的家人联系过。萨利赫和拉蒂夫在英国的一个海边小镇相识，两人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们过去的经历有很多惊人的联系。小说讲述了“关于爱情、背叛、诱惑和占有的故事，以及一个在旋涡中迫切寻求稳定的人们的故事”（King，2002:85）。

《最后的礼物》是一部关于移民和记忆的故事。主角、63岁的阿巴斯（Abbas）突然瘫痪在床，无法讲话，而他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家人他在桑给巴尔岛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以及他离开的原因，现在他只能在沉默中独自回忆了。他的妻子玛亚姆（Maryam） 自幼在多个收养家庭长大，因黑皮肤遭人欺辱，向来不自信，遇事束手无策。只能将儿子贾马尔（Jamal）和女儿汉娜（Hanna）喊回家。大学生贾马尔正在被女朋友管控，女儿汉娜（自称安娜[Anna]）要和男朋友搬到其他城市去。在家庭危机中，每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孩子们逐渐发现父母隐晦的移民身份，虽然他们很难接受这一新的身份，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Gravel Heart，2017

格尔纳的最新作品《砾石心》（Gravel Heart，2017）同样围绕身份认同这一主题。萨利姆（Salim）与父母、叔叔阿米尔（Amir）住在一起，自幼他就感到父亲不想要他。20世纪70年代，桑给巴尔正在经历独立革命，他的父亲却回到动乱的内省，萨利姆为此感到困惑，但他的母亲并没有解释这件事，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她没回去。身为高级外交官的阿米尔叔叔为了萨利姆的安全，将他送往伦敦上大学。但是他并没有为这个充满敌意、寒冷刺骨、有着喧闹人群的城市做好准备。他努力寻找立足点，了解家人心中的黑暗，了解关于爱情、性和权力的真相。在格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 （张峰，2012:15）。

格尔纳对非洲文学推介也作出重大贡献，他主编了《非洲文学论文集1》（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 1，1993） 和《非洲文学论文集2》（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 2，1995）论及很多当代非洲作家，如阿尔及利亚作家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加纳作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和阿玛·阿塔·爱多（Ama Ata Aidoo），马拉维诗人史蒂夫·齐毛姆博（Steve Chimombo）、杰克·玛潘耶（Jack Mapanje）和弗兰克·齐帕苏拉（Frank Chipasula），津巴布韦作家戴姆布佐·马瑞彻拉（Dambudzo Marechera）等。格尔纳还经常在《泰晤士文学副刊》（TLS）上对众多非洲作家的作品做推介，如莫桑比克作家米娅·康拓 （Mia Couto，1955—） 的《声音造就黑夜》 （Voices Made Night，1986），该作品最初由葡萄牙语写作，由大卫·布鲁克肖David Brookshaw）译为英语；英籍加纳作家艾克·艾森（Ekow Eshun，1968— ） 的《太阳黑金：寻找在英国和非洲的家》（Black Gold of the Sun: Searching for Home in England and Africa，2005）；苏丹作家泰伯·萨利赫（Tayeb Salih，1929—2009）的《班德沙》（Bandarshah，1971），该作品最初由阿拉伯语写作，由丹尼斯·约翰逊·戴维斯（Denys Johnson-Davies）译为英语；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1935—2015）的《阿达玛斯托的第一人生》（The First Life of Adamastor，1993）等。

3.《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与《走出非洲》

格尔纳的长篇小说更多地描绘了离土飘零，或者说指代一种跨国流动，他的短篇小说《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则呈现了非洲现实与人们对非洲的浪漫想象之间的差距。这个题目让人联想到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执导的电影《走出非洲》，格尔纳在小说开篇也提到这部电影。电影《走出非洲》是根据伊萨克·迪内森 （Isak Dinesen，1885-1962）的自传《走出非洲》 （Out of Africa，1937）改编而来。伊萨克·迪内森是丹麦著名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她以散文式的语言风格、抒情的笔调，描绘了非洲的自然风光，回忆了1914年至1931年在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1985年《走出非洲》的同名电影搬上银幕，获得第5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等七项大奖。西德尼·波拉克“从欧洲人是如何去适应一种迥异的生活方式、风俗人情和文化传统的角度表现人与人之间、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李蕾，2008:61）。

《走出非洲》电影海报

电影《走出非洲》借火车和飞机两个道具全景展示了非洲迷人的自然风光。影片开始凯伦乘坐火车行驶在无边的非洲原野上，车轨像一条缓慢划出的线，延伸到纯净的原始森林、大平原、 大峡谷以及峡谷尽头银亮的瀑布，这一切令人无限向往。片中邓尼斯（Denys）驾驶飞机，带凯伦·布力圣（Karen Blixen）飞越非洲大陆和海岸，观众随着镜头看到漫长的海岸线，惊飞了的鸥鸟群从山崖的阴影飞到云上的阳光里，这些优美的景色不知满足了多少人对非洲的憧憬。然而格尔纳笔下的非洲农场与电影中的农场有天壤之别，没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没有凯伦那样奢华的住所、华丽的装饰品、高贵的头衔和忠诚的黑人仆人。

格尔纳的作品批评的是对西方营造的非洲农场的盲目追崇，讲述的是对未成年女性的侵犯未遂的故事，毫无浪漫可言。格尔纳的小说题目来自《走出非洲》中凯伦用苍老嘶哑的声音反复说的那句话“我在非洲有个农场”（I had a farm in Africa），格尔纳用了完全相同的句式“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 （My Mother Lived on a Farm in Africa），这句话是主人公14岁的女儿卡迪和朋友们一起看完《走出非洲》电影录像后说的，语气中充满炫耀。然而“有”和“住过”两个字的区别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欧洲人“占有过”非洲的农场，非洲人并没有自己的农场，仅仅是“住过”。“我”和“我母亲”的区别再次说明，在非洲城镇长大的青年一代也和欧洲人一样不知道非洲农场的模样，只能靠看电影来看非洲农场，来想象非洲的农场。而非洲的农场真如电影所展示的那样吗? 主人公一再强调并非如此。

小说主人公穆娜在厨房听到女儿看完电影后模仿凯伦嘶哑的声音说“我在非洲有个农场”， 然后为凯伦的悲剧感叹: “失去爱情，失去农场，失去天堂，最后破落。” （Gurnah，2006）。卡迪为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故作深沉，凭着穆娜对她讲的那些农场故事，强调自己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幻想像凯伦那样生活过。尽管穆娜曾说过不是那样的，卡迪仍旧固执己见，似乎这样能证明她也有过凯伦那样的生活。卡迪也没有见到真正的非洲农场，这些在当代非洲城镇长大的青少年都没有见识到真正的非洲农场，只是通过电影和想象来充实对非洲农场的认知，继而陷入西方营造的浪漫而优美的农场憧憬中，而对于经历过农场生活的穆娜来说，电影中的农场是欧洲人的农场。尽管她很想冲进去告诉她们事实，但一想到这是女儿和同龄人之间的吹嘘，她又止步不前，陷入了自己的沉思。

小说采用了亨利·詹姆斯式的中心意识（James，1970:338）的写作手法，小说前半部分人物对话均以间接引语出现，没有引号，人称代词转换也比较突兀，这使得貌似简单的文字和句式变得难以理解，要求读者不时地停下来思考一下，此处的“她”是指上下文中的哪个人，穆娜是小说的中心意识，她听到女儿的话，陷入对农场经历的回忆。彼时的穆娜也是14岁，住在城镇，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负担过重，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姨妈从农场赶来，把穆娜带回农场，穆娜也因此失学了。没有人关心她因去农场而影响学业的事，可见女性受教育问题向来不受重视。穆娜见到的农场建在一个斜坡上，斜坡底部有一条小溪，农场在房子后面，靠近溪流，占地仅六英亩。农场的夜晚是沉寂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寂静，“因为有刮擦的声音和沙沙声，以及夜间无法形容的无声的暂歇段。当她走到外屋时，寂静带着无声的吼声向她扑过来。睡眠中听到的沙哑的喊叫声，在睁开眼睛时消失了，她听到溪水中青蛙沉重的呼吸声”（Gurnah，2006）。这里与凯伦宽广的农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穆娜暂住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凯伦则拥有自己的大农场，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对非洲景色的呈现。格尔纳对农场的描写更多地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上，姨父带着穆娜去公交站旁边的小店时，会让穆娜与店里的女人聊天，自己则到外面与树下的男人聊天。

在非洲父权社会，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空间是分开的，女孩自幼接受女性长辈的教育，遵守严格的道德观，穆娜明白“她应该和姨妈在一起，因为她14岁了，而且是个女孩” （Gurnah，2006）。与姨夫相谈甚欢的邻居，因穆娜的到来频繁来访，而14岁的穆娜对陌生的异性邻居充满了好奇与畏惧，会因与他的一个对视、一个会心的微笑而高兴不已，这是青春期少女性意识的萌发。但邻居与穆娜的无声交流引起了姨父姨妈的重视，刻意安排穆娜干活，减少与邻居相见。穆娜意识到大人的顾虑，对邻居产生戒备之心。而邻居晚上果真跑到穆娜的窗前，试图进入她的房间，此行为持续几天，穆娜完全被对他的恐惧所笼罩，幸而在姨妈的帮助下逃过一劫。“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未成年女性遭性侵比例最高的国家中，坦桑尼亚居第四，比例高达31％。脱离了家庭的庇护，女孩受到侵犯的概率更大。” （吕夏乔，2015:133） 格尔纳将非洲农场更为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了读者，它更有可能是你在电视上瞥到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尘土飞扬的田野里孩子依偎着母亲”（格尔纳: 2006）。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看似平静的娓娓道来，却埋藏着作者将真正的非洲呈现给世界的渴望，以及对非洲女性的关怀。

格尔纳从非洲人角度讲述非洲农场对比《走出非洲》，也是希望还非洲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 欧洲人的到来满足了人们对非洲的幻想，也对非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片的原始森林被伐，动物被猎杀。凯伦的丈夫不仅是猎人，而且开办公司，组织欧美人猎杀大型动物。1981年，恩古吉在丹麦的一次发言中把欧洲人笔下描绘的非洲划为三类：商人的非洲、猎人的非洲、 小说家的非洲。而最后一种是危害最大的，并认为《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迪内森便是代表作家，“因为有爱的包裹，这本书包藏的种族主义传染性极强，而这种所谓的爱不过是人对马或者宠物的那种爱” （Ngugi，1993:132-5）。大众对《走出非洲》的崇拜，因为这种“有爱的包裹”忽略了里面对非洲的破坏和对土著人的漠视。《走出非洲》一直在回避占有土著人土地的问题。肯尼亚首任国家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1891-1978）在其人类学专著《面对肯尼亚山》中的“草地和公共用地”一节中指出，“那些所谓空地——含草地、供牲畜用的盐岩和矿泉、公共活动场所、道路、森林———世世代代被划作公用，虽然看上去无人管理，其实正如英国河口地区的沼泽，并非没有主人”（Kenyatta，1965:36-8）欧洲人占地和卖地使原本以农耕为主的吉库尤人土地被白人占领，原来的主人反倒成了“非法占地者”。

格尔纳试图重新定义人们心中的非洲农场，而不再是西方影片书籍中呈现的浪漫情怀，穆娜住的农场有着乡下的沉寂，但那不是真正的寂静，有夜间那种无法形容的声音，能够听到自然和人的声音。格尔纳的非洲农场小且贫瘠，从草和叶子的气味到天气的最小变化，一切都有名字，而不是为获得经济利益而晒满咖啡豆或养着奶牛的农场，这里的农场不只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是人的生活场所。

4.结语

《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是对《走出非洲》的一种反写，也是对真正非洲的刻画，试图摆脱西方的定势思维。非洲大陆美丽和谐的生态大系统一直在遭受西方文明的侵害，非洲农场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非洲不仅有乞力马扎罗山、东非大裂谷这样的著名旅游胜地，更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更应该从非洲作家的作品中探寻真实的非洲生活和非洲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