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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唤起“希望”的那些瞬间，那些人性的光辉

吴栋

2021-10-09 08:06

来源：澎湃新闻

一个生在和平年代的人怎样面对远方的苦难？是怜悯、同情，还是麻木或者无动于衷？苏珊·桑塔格在几十年前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代代摄影师也在反思中产生了创作变化，他们不再把具有冲击力的悲惨画面当作首要追求，而更关注与人建立联系，表现人性的光辉。

2021年9月，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启了展览“希望”，以百达摄影奖（Prix Pictet）2019年的主题“希望”的入围作品作为基础，展出了12位摄影师的创作。

1955年，爱德华·斯泰肯在他策划的那场著名的展览“人类大家庭”里，把威廉·尤金·史密斯的一张照片安排在了展览最后。那张照片里，尤金·史密斯拍下了他4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和2岁的女儿胡安尼塔的背影，他们身处阴影，走在小树林间，向着前方一处被照亮的出口走去。

威廉·尤金·史密斯《走向天堂花园》图源：网络

《走向天堂花园》是尤金·史密斯的代表作之一，拍这张照片时，尤金·史密斯仍处在被手榴弹炸伤后的康复期，他或许自己想要用摄影寻找些慰藉，但考虑到展览的时代语境——它在二战以后，以及里面的元素——孩童的天真烂漫、从黑暗面朝光明的寓意。它也会被人解读成二战后人类重新寻找希望的象征。

摄影史里有很多照片能唤起人们心中的希望，也有很多摄影师试图在摄影里表达希望。多萝西娅·兰格的《移民母亲》唤醒了美国人对大萧条困境的意识。在中国，摄影师解海龙曾把镜头对准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他在上世纪90年代所拍的《大眼睛》成了家喻户晓的照片，间接推进了“希望工程”的开展。

多萝西娅·兰格《移民母亲》图源：网络

解海龙《大眼睛》图源：网络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希望”展，由于制度的关系（Prix Pictet采用的是提名推荐制，而非投稿委托创作），使这些入围作品并不一定是出于摄影师和艺术家对“希望”这个主题的认识，也在于提名人和奖项机构所想要呈现的关于“希望”的面貌。这种共识就像“希望”这个主题本身那需要共鸣的交流方式那样，既取决于创作者，也取决于观者。

孟加拉国摄影师沙希杜尔·阿拉姆的镜头对准一个带给他人希望的女人哈杰拉。幼年遭强暴、被迫卖淫偷窃的哈杰拉在长大后建立了一所孤儿院，收养了30个孩子，她教他们识字，帮他们洗澡，抓身上的虫子，用毕生的心血使孩子尽可能地快乐成长。阿拉姆拍下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点滴。

沙希杜尔·阿拉姆，她依然微笑系列，哈吉拉帮年幼的孩子们洗澡，2014
本篇摄影作品版权分属各摄影师和百达摄影奖。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供图。

爱尔兰摄影师伊沃·皮克特在2017至2019年间一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报道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役，他的镜头关注战争的受难者们。年长的纳迪拉独自静坐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中，挖掘机正在画面外搜寻她在空袭中遇难的亲人，她看起来既绝望又坚韧。另一张照片里，难民们领取发放的救济物资，前景戴头巾的女性和远处排成一列的男性显示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宗教历史和遭受的苦难。皮克特的照片有着明确的聚焦中心，这些鲜活的生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伊沃·普里克特，哈里发的终结系列，纳迪拉·拉苏尔看着伊拉克民防人员从摩苏尔旧城的房子地下挖掘她妹妹和侄女的尸体，她们死于2017年6月的一次空袭。2017

伊沃·普里克特，哈里发的终结系列，伊拉克平民在马蒙街区排队领取救援物资，在这场城市保卫战中他们滞留在了摩苏尔城西。

另一位爱尔兰人罗斯·麦克唐纳用类型学的方法拍摄了他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医院收集到的假肢，这些假肢的主人在获得更好的治疗后，把他们自制的假肢留在了医院里。麦克唐纳用正面的视角和寡淡的背景，以一种拍摄肖像般的手法，把观众的视线引导向了这些假肢本身。它们自然会让人联想到身体上的创伤，但假肢的细节、造型和纹理却也带有一丝幽默，展示着主人的个性和面对生活的希望。

罗斯·麦克唐纳，肢干系列，肢干16号，2012

这些故事延续讲述了西方政治话语所关注的特定地区的冲突和人的困境，它依然带着普世价值观中对和平与幸福的追求。但相比从前，随着媒体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痛苦被人所看见，所习惯，一个生在和平年代的人怎样面对远方的苦难？这显然也是个问题。是怜悯、同情，还是麻木或者无动于衷？苏珊·桑塔格在几十年前曾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摄影师们的拍摄也在反思中产生了变化，表达“希望”便是其中的一项回应。他们不再把具有冲击力的悲惨画面当作首要追求，而更关注与人建立联系，表现人性的光辉。

罗斯·麦克唐纳，肢干系列，肢干2号，2012

对展览里“希望”的理解可以有多层维度，它既是作者的意愿，也是借作者之口说出的被摄者的意愿。在哈杰拉眼里，她希望孩子能有快乐的童年；在纳迪拉眼里，她希望能见到亲人的遗骸；在那些失去腿的人眼里，尽管他们经历了伤痛，他们还希望自己有一条“特别的腿”。

雷娜·阿芬第拍下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个保留农耕传统的村庄。她使用大量逆光自然光源和正方形画幅，增添了怀旧感和画面稳定性。这是一种美化处理，可见阿芬第想要留下的美好印象，可在全球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些照片也有着乌托邦式的虚幻。村里不见年轻人，都是老年人和孩子。希望或许是雷娜·阿芬第逆势而为的奢望，也是老人们坚持的信念，他们希望这种传统劳作方法能够传承下去。

雷娜·阿芬第，特兰西瓦尼亚：在草地上建造系列，艾恩·佩特里克和他的妻子玛丽亚·弗拉加在教他们的邻居七岁的阿德里亚娜·唐塔斯剥玉米做牛饲料。罗马尼亚马拉穆列什。2012

雷娜·阿芬第，特兰西瓦尼亚：在草地上建造系列，12岁的安德烈·罗斯在看他父亲酿制传统水果白兰地帕林卡。罗马尼亚马拉穆列什。 2012

卢卡·福利亚探寻人与自然互相影响的方式，他前往世界各地，在各种地貌条件下与科学机构合作，进行拍摄。一张照片里，人们主动点燃事先被润湿的森林，在可控的范围内控制山火燃烧，这样做的成本是扑灭一场森林大火的百分之一。另一张照片里，一位女子面对山地，独自静坐，她头上连接着脑电波测试图，帮助描绘自己在面对自然时情绪的变化。福利亚聚焦了科技介入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例子，他们都怀有共同的愿望：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卢卡斯·福利亚，人性系列，杰森点火烧荒，美国林务局，加利福尼亚，2015。
为了遏制野火蔓延，美国林务局会在火季之间有控制地烧荒，每年毁坏近700万英亩的土地。

卢卡斯·福利亚，人性系列，凯特在犹他州的郊野里进行脑电认知研究，2015

另有一些作品没有具体现实问题的背景，却有着现实的指涉。珍妮尔·林奇用大画幅拍下的植物和阿沃斯卡·凡·德·莫伦拍的自然风景看似平平无奇，但其暗藏的力量随着我们的自我反思自然显露。林奇拍植物时没把植物本身当作重点，而是把植物当作构成空间的一部分，画面里的植物从边缘向内生长，林奇利用大画幅相机创造了景深效果。同时，她把不同种属的植物纳入画面，它们清晰地、模糊地交融在一起，就像世界上的人、种族、个体，既有差异，又能和谐共处。凡·德·莫伦拍的黑白风景，抽象且无可名状，但在作品坠入自言的神秘之前，画面依然有左右感知的逻辑。凡·德·莫伦自然没有风景摄影的通病：流程化地去某地，按照教程，机械化地按下一张照片。她的眼睛没有被符号化的风景所规训，比起对象本身的样子，凡·德·莫伦更重视图像拍下是什么样的。黑白抽离了材质，风景甚至没有被预设状态，它是溪流、草木，是岩石，是冰面、海礁，还是风？物质形态看来不是确定的，这仿佛指向更原始的自然——一个处于世界初开时事物混沌未分状态的自然。

珍妮尔·林奇，看待爱的另一种方式系列，红色的果子，2016

阿沃斯卡·凡·德·莫伦，黑色天堂系列，#542-16，2018

阿沃斯卡·凡·德·莫伦，黑色天堂系列，#435-3，2015

希望世间万物和谐相处，希望不带成见地观看自然。林奇和凡·德·莫伦可能没有带着意义创作，但她们对世界的感想自然地在作品中流露显现，赋予了作品开放的语义，这也是摄影作为一种语言连接作者和观众的方式。

罗宾·罗德，希望的本义系列之一，2017

南非艺术家罗宾·罗德与同样来自南非的摄影师亚莉克希亚·韦伯斯特把摄影艺术当作一件礼物。罗宾·罗德是一位街头绘画及行为艺术家，他在约翰内斯堡那些治安较差的地区，邀请那些从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参与到他的项目。这些年轻人在融入几何学、透视法和物理学元素的艺术和表演过程中，逐步形成对理性逻辑的认识。亚莉克希亚·韦伯斯特则在世界各地的街头建立了临时工作室，邀请路人与他们的亲人在置景前留下照片。这些人多是难民，远离亲人的矿工或是流离失所的平民，他们不像我们，对照片习以为常，相反，他们很难拥有一张照片。照片对他们来说是珍贵的。韦伯斯特这么认为。

在罗德的照片里，他希望年轻人能获得正确的引导，韦伯斯特则希望她拍的照片能带给人希望。她的意愿是善意的，面对弱势群体的镜头，善意的邀请，想要给予他人爱的出发点……但她的照片仍引起了复杂的情绪，作为一个需要被摄者共同参与的项目，被摄者的回应同样应被考虑：婴儿被大人捧在镜头前，黑人女孩若有所思，两个女孩站在杂草丛生的地上，背后墙上挂着一张大象照片。希望就像一场被构造的梦，现实困境在照片里显得刺眼。

亚历山大·韦伯斯特，街头工作室系列，南非开普敦伍德斯托克的康威尔和赫拉克勒斯街拐角处，两个朋友在为拍这张肖像照摆造型，2011

亚历山大·韦伯斯特，街头工作室系列，18岁的母亲马彭兹·姆瓦米尼帮三个月大的阿基利摆姿势拍照。他们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西西镇的农民家庭，暴力导致他们流离失所。2014

希望和失望同时出现，就好比半杯水，乐观主义者会看到剩下的，而悲观主义者只能看到失去的。乔安娜·乔玛利的作品令人感慨，她用她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回应了2016年发生于科特迪瓦大巴萨姆海滩的恐怖袭击。乔玛利注意到恐袭过后小镇人群里弥漫的悲伤气氛，她在街头拍下照片，并打印在画布上，然后进行布上刺绣。穿针引线在图像上创造了新的现实，两种手段融合给了作品更大的表达空间，乔玛利的意图很明显。她的行为就像是缝合伤口，尽管摄影并不是外科手术，不能缝合肉体上的创伤，但她的作品却发出一种信号，类似祝福和祷告，抚慰人的精神伤痕。

乔安娜·乔玛利，没关系系列，无题，2019

而摄影师基甸·孟德尔的作品却带着某种偶然性。他曾在90年代记录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而一部分未冲洗的底片被遗忘在了仓库中，多年以后，当孟德尔重新寻回这些底片时发现它们因时间和潮湿的空气受到了腐蚀，印出来的照片因此被腐蚀留下的痕迹所覆盖，他原本所拍的内容就像人对久远事物的记忆，或依稀可见，或完全化成了无形的图案。

基甸·孟德尔，损坏：那些消退的记忆的证明系列。1985年12月，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翁布布鲁棚户区，在祖鲁族人和庞多族人之间发生了枪火战。2016

基甸·孟德尔，损坏：那些消退的记忆的证明系列。1985年7月，东兰德豪登，图图主教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在杜杜扎镇的四个哀悼者中向一群哀悼者致敬。2016

孟德尔提醒人们关注记忆和遗忘的力量。它让人再次想到展览里拍摄行为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摄影的发生大概不会改变被摄者的生活，他们不会因此活得更好或更坏，但他们被全世界看见，被有些人记住，本身就有着希望。

玛格丽特·考特尼·克拉克的照片带我来到非洲西南的纳米比亚，那里土地贫瘠，极度缺水，却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着国外投资者，一条沙漠里的红毯让我们联想到盛典后的落寞。老人拉着琴皮快要脱落的小提琴，但被染成蒂芙尼蓝的琴键却显得个性十足。两个女人在沙漠里跳舞，前景的树生不出绿叶，便被废弃的瓶盖装点着，她们看起来有着与生俱来的乐观，但描述显示，她们的舞蹈也为了吸引来此地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