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家与皇权的理性定位

皇帝如何成了“官家”？

官家，是宋代对皇帝的流行称谓。

称皇帝为“官家”，最早见载于《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

但那时候，“官家”一词既不流行，也不是皇帝的专称。只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官家”才成为对皇帝的流行称谓，如后蜀花蕊夫人《宫词》：“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尤其是到了宋代，“官家”一词最为流行，并且“成为皇帝之专称”。

陈桥兵变的当日，“市人相语曰：‘赵点检作官家。’”此后，宋太祖就常常被他的臣民们在各种场合下呼为“官家”。如：

（太祖）大宴，雨骤至，上不悦，少顷，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普）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损得些少陈设，湿得些少乐人衣裳，但令乐人雨中做杂剧。此时雨难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际，正好吃酒娱乐。”上于是大喜，宣乐人就雨中奏乐入杂剧。

太祖尝暑月纳凉于后苑，召翰林学士窦仪，草诏处分边事。仪至苑门，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仪即退立。閤门使督趋，仪曰：“官家方取便，未敢进。”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如皇后曰：“官家作天子日久”；武臣曰：“要官家知我读书来”；吴越国主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皇太后曰：“官家万年千载之后，宝位当付与谁”等等。在这些史料中，最奇异的一则记载是：宋太祖尚未称帝的某一天，突然有一个“青巾白衫”的人跑到后周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大呼曰：“宋州官家遣我来。”当时宋太祖的官衔就是归德军（治宋州）节度使。另一则有趣的记载是，一个自称是“官家邻人”的囚犯向太祖求情，太祖以为他是河北老家的乡亲，一问才知道，这位“高邻”原来住在皇宫的东华门外。宋代有关“官家”的最高评价，是说宋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官家”的称谓是如此地流行，甚至于“官家”本人也常常把“官家”挂在嘴边，如《闻见近录》载：

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

《东原录》载：

艺祖尝留王仁赡语，赵普奏曰：“仁赡奸邪，陛下昨日召与语，此人倾毁臣。”艺祖一于奏札后亲翰，大略言：“我留王仁赡说话，见我教谁去唤来，你莫肠肚儿窄，妒他，我又不见是证见，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恼官家。”赵约家见存此文字。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临天下者最为流行的称谓是“天子”和“皇帝”。“天子”这一称谓出现较早，如《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又合“三皇五帝之尊”称为“始皇帝”。此后，“皇帝”与“天子”一词并行，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

虽然，皇帝和天子从称号上都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尊贵，但细绎之下，二者之间似乎也有一些未为人们所注意的差别——天子，乃天帝之子，这不单表明了其政权是神授的，“同时又表明了他是神种，原是不同于凡民的”；而“皇帝”基本上是从道德、功业，即“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故自号曰皇帝”的角度立意的，神化、天命的色彩显然要淡薄许多。

这种微妙的变化，应该说是社会文明理性不断积累发展的一种曲折反映，而非秦始皇个人有意为之。按秦始皇个人的意愿，自己既然成就了千古无匹的大业，正应该有一个远迈千古的“名号”，但他想不到的是，“皇帝”这个“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名号比起“天子”来，反倒是有些等而下之了。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看来，再大的英雄在“运势”面前也是不自由的。

如果说“皇帝”与“天子”相比，已经有了些许理性的变化，那么“官家”一词的流行，就更有一些待揭的底蕴了。从文献记载看，宋人对“何故谓天子为官家”的问题是相当关注的，也不止一位“官家”向大臣们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如，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即记载了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与侍读学士李仲容讨论“官家”含义的一段故事：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

这位侍读学士的解释，虽有“典故”为依据，但却基本上是为了讨“官家”欢心所作的附会。因为当时对皇帝，不仅称“官家”，也有称“朝家”的。这个“朝”字，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就完全扯不上关系了。

一个流行词语的社会蕴含，即它所反映的社会信息，不是一个“典故”所能解释的，在此类问题上，“身在此山中”的古人反倒不易道破其“庐山真面目”。那么，“官家”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呢？今人薛瑞兆《释“官家”》一文中的解释最为确切：

当时称医者为“医家”，宦者为“内家”，僧侣为“禅家”，诗人为“诗家”，酒保为“酒家”，田舍翁为“农家”等等。“朝家”、“官家”之“家”，也是如此。

原来，所谓“官家”，同“医家”“农家”“酒家”等等一样，是一种职业的分类，只不过皇帝是较为高贵的职业类别，而且这一称呼只能用于皇帝一人身上，如此而已。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张分田认为“周朝之‘天子’，就其本义而言，是一个神化的称谓……秦朝之‘皇帝’就其主要意义而言，是一个圣化的称谓”，以此类推，宋朝之“官家”，就其主要意义而言，可以认定为这是一种“职业化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又到“官家”，从“神化的称谓”到“圣化的称谓”，又到“职业化的称谓”，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某种进步，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因素的逐渐增加，反映出君权神授，即“天命”“神种”色彩的消褪。

谁授“官家”以皇权？

宋代的“官家”，当然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上述变化，但却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言行上反映出上述变化。作为开国的“官家”，宋太祖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建隆元年四月，即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起兵反宋前夕，刚刚做了四个月“官家”的宋太祖与李筠的儿子李守节有这样一段口舌上的“交锋”：

筠遂遣守节入朝，且伺朝廷动静。上（宋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守节矍然，以头击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谗人间臣父也。”上曰：“吾亦闻汝数谏，老贼不汝听。不复顾藉，故遣汝来，欲吾杀汝耳。盍归语而父，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守节驰归，具以告筠，筠谋反愈急。

“老贼”指的是李筠。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细节，尤其是后面几句，最为传神：我若没当天子，你李筠老贼自可为之，我既然已经抢先下手了，老贼为什么就不能“小让”我一把呢？这一通话，可是当着满朝文武说出的。如此直白，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意味？

的确，除了极少数情况下，宋太祖这位官家似乎没有把自己看成“真龙天子”，不但内心没有这种念头，公开场合他也是如此。如“陈桥兵变”时，他对众将和士兵们讲的就是“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兵变成功，马上要做皇帝时，他竟当着后周宰相范质等人的面，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当然，这些举动都有些英雄欺人的“做戏”味道，但同属欺人做戏，汉唐时靠政变登基的“天子”们，却都口口声声是“祗畏天命”“敢不钦受”，何曾有过“惭负天地”这般气短之语？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历史发展到了宋代，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已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潜在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归因于五代十国时期皇位频繁更迭，“短短的五十三年中，中原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十三君。唐末五代的动乱，猛烈地冲击了天子神圣的观念……给宋代君主士大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皇权观念”。的确，五十三年间的“八姓十三君”，还只限于北方中原地区，若将大致同一时间内“十国”中的帝王和其他偶发性的称帝称王者计算在内，就更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个“称王称帝如春雨之蒸菌”的时代，是一个“如今天子用担挑”的时代。“春雨蒸菌”、“担挑车载”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哪里有什么“真龙天子”，又有什么“真命”可言！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应该注意到，“天子”—“皇帝”—“官家”这种微妙推演所长期积累的理性因素。当这种理性因素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宋代“官家”这一称谓的流行，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时代表征。这种时代表征，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五代军阀安重荣的这句名言，并非毫无理性，因为天子的确不是“天生”的，而是“兵强马壮”的结果。将此类“豪言壮语”与其他时期做一个比较，也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色”。例如，秦汉之际的陈胜、吴广，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壮语，但“王侯将相”终究不是“天子”；又如，汉高祖刘邦宣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这与“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相比，虽然都是马上取天下的枭雄之语，但相似的内容，从不同时代的人口中讲出，其中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刘邦强调的是“命乃在天”，即“三尺剑”之外的“天命”，而安重荣则只论“兵强马壮”。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构成了宋太祖皇帝生涯的基本背景——他既要重振乾纲，振兴五代动乱中跌落的皇权，树立起一国之君的权威；又要顺应“君权神授”观念的逐步淡化，适应由“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的变化，从而对皇权作出更为恰当的认知和定位。宋初的两个故事，可以对上述情形作出一些具体的说明。

故事之一，记载在北宋著名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一天，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万乘之尊、亿兆之上的皇帝问到这样的问题，的确让身为臣子的赵普为难，他沉吟了好长一会儿，未作回答。可官家似乎非要搞明白这一点，又追问了一遍，赵普最终说出了影响深远的四个字：“道理最大。”我们知道，宋太祖平日并不十分满意赵普的学识和器量，他们君臣之间的许多讨论，也常常是以“卿无复言，朕已喻”而结束。但此次“道理最大”这四个字，却让太祖对赵普真正刮目相看了——“上屡称善”。

故事之二，发生在“官家”与其家人之间。那是太祖做官家已有十余年的一天，他的三女儿永庆公主穿着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袄来拜见父亲，太祖看到后很不高兴，告诫她不准穿这样奢华的衣服。公主反而笑着说：“一件短袄又用得了几根翠羽呢！”并同皇后一起指着宋太祖平常所乘的轿子说：“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结果引来宋太祖一段对后世很有影响的话：

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

这两个故事都反映出宋太祖对皇权的一种理性认知，反映出宋初君臣对皇权的一种理性定位。这种定位并不否定皇帝为“天下第一人”的尊崇和高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同时又明白无误地将皇权置于“道理”和“天下”的制约之中。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切人，都要置身于“道理”之下，都要以“天下”而不是以“一人”为行事的准则。

诸如此类的认识，其实也不是宋初君臣所独具的，而是宋代一种较为普遍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海内外学者已经有了相当深透的研究，如朱瑞熙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中论及“政治制度的新变化”时指出：

皇帝的地位虽然依旧至尊至贵，但皇权有时却要受到舆论和各种条法的制约。思想家们还提出了一套正确处理皇帝与国家，皇帝与百姓之间关系的理论。宋末元初人金履祥提出：“国，天下之国；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长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况可专其利以自私哉！”南宋人朱熹认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至独富。”表示了“君民一体之意”。叶适也说：“有民而后有君，有天下而后有国。有国有君，而后有君与国之用。”他们把国和家视为天下百姓所有，皇帝不过充当其“长”而已，皇帝要以公心对待，不能私专其利。皇帝与百姓“一体”，密不可分。有了百姓而后有皇帝，有了“天下”而后有国家，有了国家和皇帝，而后有皇帝与国家的财用。这些理论对于不断完善宋朝的皇帝、官僚政治体制起了促进的作用。

两宋时期，对皇帝与“天下”的关系，皇权与“道理”“法度”的关系，的确有着相当的理性思考，诸如“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天子不得而私也”，士之“道隆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等等言论，屡屡出自臣民之口。这些议论，与“官家”这一称谓的流行其实是互为表里的，都反映出宋代皇权的某种时代性变化。

宋太祖作为宋代的第一位“官家”，应该说也是上述变化的倡导者。他的“道理最大”和“不以天下奉一人”的认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与上述变化相通。

当他把“道理最大”和“不以天下奉一人”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中时，当他以“官家”而不是“天子”的心态来行使一国之君的权力和创立一代制度时，当他以“官家”而不是“天子”或“皇帝”的“认知范式”来定位自己的权力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往往只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对皇权的制约，而忽略了皇权在“官家”时代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必然会在瓦解传统皇权的专制文化方面，产生某种微妙的作用。

（本文选摘自《宋太祖传》，王育济、范学辉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经作者及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