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侯深：档案的陷阱——超越种族、阶级、性别的历史叙事

作为历史学者，要做到超越自身的价值预判，在研究中时刻保持中立的态度，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如何客观地解读历史档案，值得每一位研究者深思。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史兴起，“种族、阶级、性别”成为美国史学研究的主流，直至今日仍然是史学界的中心。但是否有超越种族、阶级、性别历史叙事的可能性呢？华中师范大学“华大古史”论坛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侯深教授来分享处理历史档案的思考与感悟。

讲座海报

侯深教授是环境史领域的杰出青年学者，博士就读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近期出版了《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一书，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本次学术讲座于2021年9月22日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讲座主持人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玉荣教授，还特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国荣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为评议人。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档案革命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原材料（primary resources）。从原则上讲，原材料是指未经加工或阐释的材料，但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原材料，任何历史材料都经过了一定的加工和阐释。在过去的研究中，以文字形式承载时代记忆的档案是历史学研究最为基础的原材料。

但随着“种族、阶级、性别”研究的兴起，历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档案革命。过去研究社会精英的史学家只关注官修历史档案，但档案革命让历史研究的原材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只关注文字资料发展到兼具分析非文字材料，如考古发掘、器物、地图、绘画、音乐等。

侯深作为一名环境史学者，特别重视自然界中有机与无机的存在。在环境史学者眼中，整个地球就是一部历史悠久的巨大档案，对人类历史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原材料其实从未在传统历史叙述中缺席，我们无论讲任何文明的历史，都会以介绍该地区的地理特征——如土壤肥沃、河流众多、物产丰富等作为开端，环境成为文明展开的幕布。但是对于环境史学者而言，自然并不仅是幕布，更是不断形塑文明且为文明所形塑的力量。但实际上，任何一种景观（landscape）都经过了文化的修正，自然在持续地塑造人类文化的同时也持续地为文化所塑造，环境史学者的工作就是解释自然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场档案革命中，档案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档案馆、博物馆和数据库，还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口述记录。档案的载体也发生了变化，档案的材质和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这场革命中，最重要的变化是阅读档案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学者们开始重视史料的文化语境（context），思考文字记录者究竟是谁？作者为谁服务？其假定的读者是谁？其记录的目的为何？其流传的过程中是否产生遗失？另外，眼见是否为实？亲历者的记载一定比后人的转述更为确切吗？口述者的记忆是否可靠？考古发掘又是否全然忠实？侯深指出，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历史学家需要通过自身的训练来解释不同的文化建构。

那么，历史学者应该如何使用原始材料呢？侯深分享了自己的治学经验。她认为历史学者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原始材料。同时，这些原始材料应具有多元性，因为同质性的材料无法彼此间证伪。除此之外，历史学家在分析问题时应对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保持怀疑的态度。但侯深也指出，材料并没有废品，“伪”材料与“真”材料可以在不同问题意识下实现转换。造伪的材料也有研究的意义，可以呈现另一部政治史、文化史，甚至环境史。

讲座现场

档案的陷阱

档案革命也带来了很多陷阱。历史学家处理的档案数量有限，类别上同质，内容上也具有虚构性。此外，档案革命中最重要也是最为危险的陷阱则是因共情而生的道德预判，这种情感会操纵历史学者的研究。

“种族、阶级、性别”研究视角兴起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边缘群体的记录，用边缘群体的记录代替官方史学的记载。但其实这种单纯的替换并没有使历史档案的来源变得多元化，而是用一种同质性的材料代替了另一种同质性的材料。在处理边缘群体的材料时，官方史学普遍被认为掌握了话语霸权，研究者会假定边缘群体的声音更具真实性。但弱势群体的声音就是全然真实的吗？侯深认为，答案是存疑的，边缘群体的记录可能也是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历史学者在解构精英历史旧神话的过程中，也可能构建了边缘群体的新神话。因为研究者们出于自身的情感和道德预判，会让研究成果沦为释放某个沉默群体话语权的工具。但历史学者的工作应是做出客观中立的阐释，而不应该成为争取话语权的工具。

那么，历史学者如何对史料既保持温情敬意又保持距离感呢？侯深提出了超越“种族、阶级、性别”叙事的可能性。她认为“种族、阶级、性别”视角的出现意味着历史学的巨大进步，超越它们不代表抛弃它们。超越意味着历史学家更为审慎的警惕，这种对档案的警惕不仅仅适用于精英的记述，也适用于边缘群体的记录。历史学家不能因为对边缘群体产生了深刻同情，就全然相信边缘群体的档案。历史学家的批判精神不应该只适用于一个群体，而应该适用于所有的群体和所有的档案。在所有的档案中，自然界就是最为中性的大档案，能够带领我们看到文化产出的档案中看不到的东西。

侯深以自己研究台山华人的成果为例，介绍如何以自然为档案做史学研究，从而超越“种族、阶级、性别”的叙事。在十九世纪，很多广东台山人选择奔赴美国做苦力挣钱，把薪水带回家乡，用这些钱推动台山地区城市景观的发展。这些华人虽然在美国受到歧视、遭到碾压，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改造自然的胜利，美国文明激发了他们去征服自己家乡自然的雄心。他们在美国被视作“他者”（the others），但当他们回到台山的时候，台山传统的生活方式则成为他们眼中的“他者”。他们出资在台山建造了很多洋房和铁路，购置农业机械，推动农业现代化，试图把台山原本的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城市化工业社会。这些华人不仅仅只是受害者，他们也有自己的自主性。他们回到家乡后用在美国习得的理念改变了自己的家乡，积极地成为了现代性的主动适应者。但很可惜，由于台山档案馆的资料难于获取，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并没有继续下去。

台山景观

与会学者讨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国荣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就讲座涉及的主题进行了讨论。

谢国荣回忆起前数字化时代研究者们的情况。在档案数据库出现之前，世界史学者查找档案材料不易，在查找的过程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但较少对档案本身进行反思。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讨论“共情的危险性”这一概念，该理念对于每一个美国史学者都有启发意义。谢国荣主攻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研究，在研究中曾处理过黑人民权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材料，这些材料往往对这段历史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事实与否还有待考证。谢国荣还指出，在处理这些当事人材料时，要警惕侯深教授论及的“共情的陷阱”，客观中立地阐释多元化的档案。此外，他还强调学者们要警惕材料的“同质性”，如在研究各国对美国国内某一事件的反应时，很多材料其实都来自美国大使馆收集的档案，无论这些材料如何丰富，本质上都是同质性的材料。学者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要被美国的学术潮流带着走。

魏文享指出，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档案的发掘与利用受到高度重视，同时学者们对“档案的陷阱”也有所反思。档案是如何形成的？档案中的信息如何辨识，档案文献如何与其他史料互证，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说美国史的学者比较关注档案中的“种族、阶级、性别”问题并加以自省的话，中国近代的官方档案中更多呈现的是“现代化”、“革命”、“战争”等主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叙事脉络。在官方档案中，往往较多反映政府部门的行政活动，而且以正面政绩呈现居多。如果单依档案为据，就会受到蒙蔽，导致过分“美化”，也就落入侯深教授所言的“档案的陷阱”。在研究中，需要将档案文献与报刊文献、日记文献、口述史料等尽量搜罗互证，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获取史料，解决研究中的“信息不对称”或偏见偏信的问题。侯深教授对旧金山华人、青岛啤酒的关注，将她的视野从海外引回国内，这一点对于近代史研究具有启发性。近年，近代史学界非常关注海外档案史料及各类文献的发掘整理。真正的全球化视野，不是只将世界作为背景因素或进行简单的比较，而是要透过史料的连接，来贯通视野，达成问题的连接与对话。

与会学者合影

（本文已经与会学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