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反腐满意度更低

先看信任机制。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政治信任指的是在公民心目中，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赖的。已有许多研究证明，政治信任与公民对政府的腐败感知二者高度相关，当人们认为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广泛涉入腐败行为时，当然不太可能再信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同时，政治信任度比较低的公民，会更加强烈地谴责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公职人员的权力滥用。此外，学者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是一对高度内生的因素，对其中一个因素的影响会作用于另一个因素。传统上，对政治信任的一个经典解释是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有学者基于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是导致政治不信任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容忍机制。民众真的会因经济上的好处而宽恕政府的腐败行为吗？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民众即便知道政客和政府是腐败的，但由于较高的经济绩效和可以得到其他现实的好处，他们依然会选择腐败的政客和政府。实证研究也发现，在有正常选举制度的国家，虽然选民有机会用自己的选票“赶走混蛋”（throw the rascals out），但仍经常出现有腐败记录的政客得到更多选票而当选的现象。宽恕腐败理论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大多数选民会在政客的腐败程度和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好处二者之间做“权衡”，当自己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好处的时候，即便政治家是腐败的，也有可能宽恕他们。对希腊选举结果的分析发现，集体性的经济好处——比如减税——会大大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腐败容忍度。对巴西选举的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个人对政府腐败现象的态度比较温和，而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民众对待腐败现象的态度则较为激进。另有研究显示，在英国，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预期越好的公民，会显著降低对政府的腐败感知。

最后是效能感机制。民众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除了会通过提高政治信任和增强腐败容忍度从而提高对政府反腐败的满意度之外，还有可能将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归功于政府反腐败的努力。我们将这样的机制归纳为反腐败的效能感机制。我们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中国民众认为，反腐败会降低社会不平等，会对全社会的收入公平有所促进。同时，对自身经济状况越不满意的个人，越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反腐败力度，以之增进收入的分配公平。因此，有理由相信，个人对自身的经济状况越满意，就会越认为政府的反腐败努力取得了成效，也会对政府的反腐败绩效做出更为积极的评价。反之，当个人对自身的经济状况非常不满时，可能会认为是因为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导致自己没有拿到应得的一份收入，对政府的反腐败努力也会更加不满。

研究的主要发现

我们发现，民众的性别、年龄、党员身份对反腐败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教育程度、城乡户籍和互联网使用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个人2011年的总收入”、“个人所在家庭2011年的总收入”以及“家庭2011年人均收入”这三项测量个人客观经济状况的变量对民众的反腐败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

假如上述“宽恕腐败”的理论是正确的话，个人对腐败的容忍度应该随着他们客观经济状况的改善而逐渐提高，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刚好相反：客观经济状况越好的个人，反腐败满意度反而越低。我们推测，在中国，客观经济状况会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同时影响民众对反腐败的态度。一是经历机制，即富人可能比穷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腐败活动中。由于富人比穷人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富人更认为政府的反腐败仍然有很多不足。二是获利机制，虽然富人比穷人观察的腐败现象更多，但是可能其中有一部分从政府的腐败行为中获利，这可能让富人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腐败更为宽容，从而也对反腐败工作更满意。由于两种相互抵消的机制可能同时存在，因此客观经济状况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另一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对过去3年经济状况变化的回顾”、“对未来10年个人经济状况变化的展望”以及“自身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三个衡量个人主观经济状况的变量都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当个人认为今天的经济状况与10年前相比在逐渐变好时，他们会对政府的反腐败更满意；当个人认为他们未来3年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时，他们会对政府的反腐败更满意；另外，个人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也越高。

这完全符合我们在理论部分的判断，即主观经济状况越好的个人，对政府的反腐败绩效评价也越好。这一点与“宽恕腐败”的理论也是一致的，即个人的经济状况确实会对其看待政府腐败和反腐败的方式产生影响。但我们更加精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客观经济状况,而是他们的主观经济评价达到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数学模型的检证上，民众的客观经济状况都不能对反腐败满意度产生显著而一致的影响，但三个测量主观经济状况的变量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影响则非常稳定。

我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发现。性别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影响很显著，而且非常稳健和一致。其中，男性对反腐败的满意度更低，这与以往的文献发现不同，不过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做过多分析。党员身份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影响也很显著，而且非常符合我们的预期。无论模型怎么变化，中共党员对反腐败的满意度都要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而教育程度和城乡户籍的划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控制了核心自变量之后，这两个因素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影响很小。但教育程度系数的方向是符合预期的，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可能因为有更高的权利意识和批判精神，因此对政府的满意度更低。而权威感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影响有非常稳健的影响，而且完全符合预期，即权威感越高的个人，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更高。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互联网的使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互联网的使用对反腐败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CGSS2013对媒介接触的测量与其他调查略有差别，使用的问题为：“您平常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了解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可能只是测量了个人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媒介接触，还不能精确测量出个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依赖，因此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的讨论

虽然已有的研究指出了个人的经济状况可能与他们如何评价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有一定联系，但我们的研究在细分了个人经济状况的两个方面（主观和客观）之后，发现两种经济状况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个人的客观经济状况对其看待反腐败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这对传统的基于民主国家的研究而形成的所谓“宽恕腐败”理论是一个挑战。

这一发现表明，在中国，民众并不是依据自身客观经济状况来苛责或者容忍政府的腐败行为。但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经济状况无关紧要。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民众的主观经济状况会对他们的反腐败评价产生显著影响，而这是符合传统的“宽恕腐败”理论的，即当民众的主观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对政府的反腐败努力做出更积极的评价。这一研究发现告诉我们，在民众的经济状况与其反腐败态度之间建立联系的时候要极为小心，要更为精细地区分民众经济状况的不同侧面。

关于民众的经济状况与其反腐败态度的关系，从我们的发现还可延伸出两个推论。一方面，个人的主观经济评价要比客观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尤其是在个人评价反腐败绩效的时候。另一方面，经济状况的变化要比经济状况的绝对值更加重要，个人会通过各种比较，尤其是通过对以往经济状况的回溯、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以及与周围人经济状况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

很多研究指出，制度化的有效反腐措施本身，至少从长期趋势来看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健康发展，因为反腐败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公平，并为投资活动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当经济发展成就惠及广大民众时，将反过来提升民众对反腐败的正面评价，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持续深化各领域的机制体制改革，同时深入推进制度反腐，以赢得民心，仍然是当前的要务。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本文原标题为：“个人经济状况会影响其对反腐败的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