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

一、什么是“经济史”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汉考克（W. K. Hancock）在其《经济理论》（Economic History at Oxford）一书中，提到一“经济史”的定义曰“the historical study of man as getters and spenders”，意即研究人类赚钱（获取财物）和花钱（消费财物）的历史。“财物”者，包括各种货物（goods）与劳务（services）。人类要生存，必须满足各种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等），故须设法去取得“财物”，而人类谋生的能力历来是不断变化的。

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厄谢尔（A. P. Usher）在其著作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中说，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资源”“技术”与“制度”三因素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

天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而地理条件的不同对人类经济影响极大。例如在沙漠中从事农业，即便成功，亦必产生报酬递减的现象，必不便利与合算，故只好从事游牧。近代欧洲西部及北美洲之所以能发展成富有的工业国家，乃因其天然资源特丰，煤铁等矿藏丰富，利用大规模的机器来生产，故其生产能力特强。机器的主要原料为铁，炼铁要用煤，故一国的机器工业能否发展要看其煤铁矿产是否丰富，即推动机器的动力来源是否充足。故上述因素与人类谋生的能力及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技术（technology）为帮助人类开采及利用天然资源的一种手段。如世界上第一口石油井于1869年在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开采，石油早有，但过去印第安人居住时代因技术落后而不能利用，即使偶然发现，也只是疑为有魔术性的药品而已，此即“货弃于地”之谓也。又如台湾日月潭，在高山族居住时代只知潭水可饮可渔，因技术落后故也，近几十年来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开一大隧道直通山下，其水力便可发动一个水力发电厂。

此外，人类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对经济生活亦有重要影响。如奴隶社会中，奴隶劳动所得大部分须送给主人，自己只能取得活命所需，是不自由的劳动者。欧洲中古时代的庄园领主下有农奴，为半自由劳动者。到了近代社会，劳动者与雇主间则是一种自由契约的关系，是为自由劳动者。故制度不同，生产情形不同，生产所得的分配便不同，生产效率也不同。又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财产私有，可自己投资，而共产主义社会下的财产为国有，一切支配权力在国家。故制度不同，其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各不相同，资本的筹集方式也不同。

图为露天煤矿。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资源”“技术”与“制度”三因素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

二、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

汉考克教授提到，19世纪时殖民者在南美洲开矿，当时有流行谚语曰：“白人每日一英镑工资，黑人每周一英镑工资。”（£1 a day for the white man, £1 a week for the black man .）由此可知工人因种族不同而有不同待遇。此只知其后果，而不知其起因，欲知起因，则必须研究“经济史”才能知也。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意义有二：

首先，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贡献，世界经济史上有许多问题的答案可在中国经济史里找寻。

例如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而并不限于欧洲。美洲新的农作物，以前欧亚均没有，如马铃薯（potato）自美洲传入欧亚后，对欧亚农业产生重大影响。以爱尔兰言，原先因土壤不良而常有饥荒，自马铃薯传入，因其能在不甚好的土壤中生长，故当地人民可靠此为粮，不致挨饿。又如甘薯，在中国叫“番薯”，是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到吕宋，再由吕宋传到中国的福建。番薯传入中国，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又如，美洲最重要的银矿产地在玻多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前属秘鲁），美洲当时为西班牙属地，故有大量的银运入西班牙。当时银为货币，货币多即贬值，而物价上涨，17世纪初之物价达到16世纪初的三四倍之多，有些经济史家称之为“物价革命”。

中国此时也受到美洲银矿开采的影响。因西班牙受到上述影响，外国便运物资去卖，以致贸易入超，银子外流。而欧洲多国均与中国通商，如葡人入澳门，荷人入台湾，因太远不便带货，便把这些银子带来中国，买去丝、茶，以致中国银子增加。另一方面，菲律宾在16世纪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后为美国殖民地），西人将银子带入菲律宾，而中国人在该地供应物资，赚回银子。于是银子大量流入中国，其影响有二：一是货币变为银本位，二是物价上涨。故美洲银矿开采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其次，欲解答中国近年来主要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亦须研究中国近代之经济史。如中国的贫穷现状，经济落后是主因，故生产力低，收入少。据联合国1947年的统计，中国的平均国民所得为每人每年27美元，而美国为1543美元。又如中国自清末以来，多少次想要工业化而皆不成，其原因即可自详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而得答案也。

三、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

1.材料的收集

如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任何一项题目，先要找材料。在何处找？须谈一谈。

首先是正史。一部“二十五史”，自《史记》《汉书》直至《明史》《清史稿》，有人说此为帝王家谱，如“本纪”是记载皇帝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史无关。但“二十五史”并非纯为帝王家谱，仍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材料在其中。

如正史中的《食货志》（《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及以下各史中的《食货志》），与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每一朝代的土地制度、货币流通、盐铁专卖、财务行政、租税徭役及国家财政收入开支等均可从中找到。

又如正史中的《地理志》，可研究各地物产、矿产、户口之分布及增减变动等，均有不少资料。

又如正史的《五行志》中，会提及某地有海风、大雨、水旱灾及饥荒，或某些地区经济落后贫穷等，均可找到材料。

又如正史的“列传”中，某人或为财政经济大臣，或从事社会改革，其传便有助于研究社会经济史。例如《宋史王安石传》，王氏为改革经济的大政治家，故该传对研究其新法及当时社会经济情形均有帮助。

又如正史中的《列女传》，可据以研究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占地位及其生活情形。

中国史书并不限于正史，正史以外之史籍中亦有许多可资利用的材料。

如《册府元龟·邦计部》中，有很多关于唐代社会经济情形的材料，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而言，该书与新旧《唐书》同样重要。

又如宋代，除《宋史》外，有《宋会要辑稿》“食货”部分，亦为好材料，因其详于《宋史·食货志》，且材料集中。

又如明代有《明实录》，其中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如在每一年末尾有全国户口、租税收入等记载。研究中先有了问题，该问题发生于何朝，则翻看该朝，并查看每年史料之末的相关数字。如将其加以系统之统计，则可知全国人口及租税收入变化之情形。当时国家税收除货币外，尚有银、布帛、米麦等，可作系统比较。

又如清代，可看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此书抄出《清实录》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可据以研究清代经济情形。

近年来又有新史料书出版。在档案的辑录方面，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矿务档》《海防档》及《总理衙门档案》等。

清末数十年中，欲开采煤铁等多种矿产，需向外国购买机器并向外国借款，或由外国投资在华从事开矿事业。《矿务档》便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1901年）、外务部（1901—1911年）和外交部（民国时代）三时期外交部门官方文件中有关矿务部分的原始档案均收在一起。此书中有不少资料乃关于中国近代之重工业及开矿方面者。

清末沿海国防问题严重，由于西人攻华靠坚船利炮，社会人士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巩固海防，故设立造船厂、枪炮厂、电报局，并修建铁路。以上相关档案被编入《海防档》，此书分为购买船炮、福州船厂、机器局、电线、铁路五部分，其中有许多原始材料。

又如抗战前，怡和（渣甸）洋行有不少档案。作为五口通商后的一家洋行，怡和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之出入口商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亦曾投资中国的铁路，并贷款给中国。故怡和洋行的档案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大有关系，此批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后已运至英国，保存于剑桥大学。

很多笔记小说中常提及各地社会的零星事件，许多材料颇有参考价值。如要了解北宋首都汴京的情形，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书可资参看。作者在书中回想东京的物质生活及种种情形，有的为正史所无，如记载当时运入城内的猪达数以万计，又如城内人口及粮食消耗之数量等均有记及。

又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一书中，记载上海附近有松江人黄道婆者，曾在海南岛久住，见当地人种棉花以纺纱织布之情形及所用工具，学到后返松江，将此种生产技术教给当地人，使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均学会了，于是松江成为纺织业中心。此为中国棉纺业最早的一段历史，却为正史所无，而陶著中却有。故笔记小说亦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重要资料。

黄道婆塑像

在地方志方面，现存有七千多种，以宋代为最早，历元、明、清数代。有记一省的，也有记一府、一县或一镇的，如《景定建康志》为记南京者，《咸淳临安志》为记南宋首都杭州者。其中于当地之户口、物产、工业、农业及租税等方面情形均有记载，也有同乡的社团、会馆，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好材料。

私人文集之中也有部分资料可用，如作者生前曾任财经方面之主管行政长官，或曾从事社会经济改革者，其文集便极有用。

如张之洞有《张文襄公全集》，作者曾负责建立汉阳铁厂，在其文集中可找到不少有关资料，可借以知近代重工业之发展遇到何种问题，如何解决困难等。张之洞又提倡建设铁路，如卢汉铁路（后称平汉铁路）便由其始建。由于当时人迷信修铁路会破坏皇族风水，于清室不利，故至卢沟桥止，而不达北京也。又，张氏在武汉曾建立棉纺厂、水泥厂等，采用西法机器设备，皆可找到不少相关材料。

又如盛宣怀有《愚斋存稿》，盛为政客，亦为大工业家。张之洞所办之汉阳铁厂，原为官办，由官方投资，后来官方不能再投资，改成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经营，便由盛宣怀经管。由张之洞官办转而由盛宣怀官督商办，在《愚斋存稿》中便可找到相关资料。又如清末几年中，汉阳铁厂改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意即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合并而成），合并后公司资本为2 000万元，为当时之大企业。以上经过在文集中均有记及，可以对近代社会经济史之研究有大贡献也。

2.材料的别择取舍和审定

收集材料并非即是研究，收集之外尚须加以整理与分析，以能够适当地、正确地运用史书中的材料。故史学方法很重要，然后知材料之取舍，何者为有用，何者又为无用。汉考克在其《经济理论》一书中亦言及材料之取舍，并以打鱼作比喻，其中经济理论如渔网，入水网鱼，渔翁捉到鱼后，小鱼（喻无用之材料）任其漏入海中，将大鱼（喻有价值之材料）网起待售，小鱼入海，待其长大后再网。

正史及其他史书中的史料包罗万有，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军事、艺术等各方面均混杂其中。我们需取其有用者，故需兼习几门社会科学，如可旁听一二门社会学、经济学原理课程，于研究社会经济史均有帮助。

史料中的统计数字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极有用，但使用时要小心。如《宋史地理志》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时有2 080余万户，4 600余万口。上述户数与登记数字相近，较可靠，但口数则大有问题。因若照此口数，则平均每户为2.6口，与当时社会情形不合。此乃由于当时人为逃避政府的丁税（人头税）而少报人口，以减轻负担。事实上，汉元帝时（公元2年左右）中国人口已有5 900多万，宋代时不可能反而少于此数，况且北宋时经济生产状况甚佳，人口理应增长。故上述口数，只是当时中国纳人头税的人丁数字，而实际情形约为一户五口，则实际口数应超过1亿，方为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故对此种数字，不可全信，须慎重处理。

又如《乾隆朝东华续录》卷一一八载乾隆帝“上论”（皇帝文告）中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全国口数为2 300余万，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时达到3亿。但事实上，前者为缴纳丁赋的人口数（仅包括付税壮丁），而后者则为实际人口数字（包括男女老幼）。康熙帝心知虚报之弊，故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改变办法，规定人头税以该年定额为限，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故此后人口数字渐近事实。乾隆六年（1741年）时开始实行新的户口调查法，即用地方保甲调查户口，然后申报政府，故人口数字更为准确。

因此，在整理和使用资料时要详加审订，不可轻信史籍所载之数字也。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全汉昇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