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甘阳、吴晓明三人谈：文化复兴，关键是中国人怎么想

【编者按】

6月6日晚，三位著名哲学学者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对话，讨论“文化复兴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他们是童世骏、甘阳和吴晓明教授。

童世骏是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甘阳是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吴晓明是上海哲学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这场对话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建院（系）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复旦大学研工部关于“中国梦的价值引领”的系列活动之一。对话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复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孙向晨教授主持。

澎湃新闻特此刊发三位学者的主题发言和讨论。记录稿未经演讲者本人审定。

童世骏：“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孙向晨老师讲我有两种话语体系，学者话语和书记话语。书记是正能量的，所以他希望我先讲一些正能量，让甘阳来批判。这样我是正题，甘老师是反题，吴老师是合题。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是复旦哲学系建系六十周年。周年活动往往和我们对过去的意识有关，或者说明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因为准备这个对话的关系，我事先想到和复旦建系同一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由头。60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在两次公开场合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一次是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

过了几个月，11月份，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上又这么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在我看来，这两段话特别重要。

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可以用毛泽东三句话来表达：首先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1940年《新民主义论》第一节的标题。其次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1949年说的。第三句就是1956年的这句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三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以来三个发展阶段的总结。

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成功意味着前两个阶段的任务，分别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国际法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讲，在1949年得到了验证；而在经济上，在综合国力上，应该要到改革开放取得很大的成就，到2010年后，站立起来的目标才完全实现。现在，是我们可以谈论中国怎么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论述，特别是复旦哲学学院的研究生会在讲座预告上引用的那些话，我觉得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在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显示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之后，我们真正开始要“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稍微展开一点来讲，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把“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主题，那是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话来讲——还是“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中国向何处去，越来越意味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力量了。虽然我们现在仍要牢记孙中山的遗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今天，中国潮流对世界潮流本身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与1956年中共八大的判断一样，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六十年后没有变。但与六十年前根本不同的是，我们今天一再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六十年前，商品是供不应求的，但我们现在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所以和六十年前相比，和毛泽东说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那个时候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国情，所面对的使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有了一个“3+1”的使命，而“+1”的使命更重要。甘老师讲过要“通三统”，其实这个“三统”很明白，就是“中国”、 “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在解答三个问题：民族复兴的问题，现代化的问题，社会革命的问题。新中国的成立是在第一个阶段上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吸取建国后的教训，强调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连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在第二个阶段上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前进入了第三个周期。在第三个周期，虽然刚才讲的三个主题已经有了很好的结合，但还不够，还需要在更高水平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原先蕴含在这三个主题背后的第四个主题，就呈现出来了，那就是贡献人类。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发展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以后，我们要把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在更高水平上的实现，同贡献人类的主题，更自觉地连接起来。关于这四个主题的结合，其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我再讲几句。

从消极方面讲，说到底是要研究、实践如何避免中国的发展加重全球的问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罗素在将近一百年前来到中国，回去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问题》。罗素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人有非常多的赞扬。他说中国人的毛病比西方人的毛病要好。好在什么地方？中国人的毛病只会害自己，而西方人的毛病要害全世界。他讲了中国人的三个毛病：贪婪、冷漠和怯懦——这是梁启超逼他讲的。中国不像西方有暴力、破坏，有对权力的崇拜，会祸害全世界。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的情况和现在很不一样。坦率地讲，罗素讲的这三个毛病，我们曾经非常成功的克服过，但要完全克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今天，有可能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危害中国人，如果更严重的话，还会危害全世界。这是我们讲消极的方面。

积极的方面：要研究、实践如何解决全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讲话当中也提到，要提供“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恐怕是在物质生活成功脱贫以后，如何实现精神生活的脱贫。在全球范围内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我们物质脱贫的成绩是公认的，富裕生活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现实。但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就分析过“后世俗社会”；当然，现代化也不反对世俗化。所以精神脱贫不是一个简单回到前现代社会的问题。宗教、信仰、传统世界观要为当代人提供精神生活的支柱，其实很不容易。面对这个任务，中国人可以有其特殊的贡献，因为中国人从来不主要依靠宗教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华文化历来是文化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在今天，我们要显示出自己文化的这个优势，发挥一个启发、示范的作用。

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是习近平同志也讲到的，中华民族的“理性思辨”：它不那么容易走极端，不容易在大的字眼面前丢掉常识。举个例子，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引用康德的话，追问如果正义泯灭了，人类是否还值得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里有一个多么崇高的理念，多么理直气壮的说法。但是挪威的冷血杀手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在他的博客上也引用过类似的话，他觉得这个世界不符合他心目当中正义的理念，他不惜以一人之力策划了一个空前的恐怖袭击。罗尔斯和康德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人，但如果对他们的理论只做一种独白式的理解、一种绝对主义的理解，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关键是，如果只作抽象的假设，而不去看正义的语境，不去看正义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撇开普通人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那么，哪怕像正义这样看起来非常崇高的概念，也会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类手中的武器，他的工具、手段，已经足以犯下整个人类都犯不起、没有后悔的余地的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尊重常识、通情达理、重视生命的文化传统，便会让我们真正“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使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完成前三个主题，还能完成好第四个主题，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国的荣誉。因为只有承担好了大国的责任，才能实现大国的荣誉。

这就是我要讲的，谢谢各位。

首先祝贺复旦哲学系建系60周年。第二个要稍微抱怨一下，原先说的是三个人对谈，现在突然说每个人还要再做一个正式的陈述，我发现童世骏完全是有备而来，我也没准备，只能稍微想一想，随机应变一下。

先从题目讲起，“文化复兴”与“中国话语体系”这个话题很好，我把它理解为两个部分。我觉得“文化复兴”是一个方面，“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是另一个方面。后者按照我们日常的理解，一般是指面向国际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面向西方来说出自己的话。这是一个对外的方面，其中包括建立孔子学院、很多专家为中国政策辩护，也包括最近王毅外长当面驳斥记者，这是面对西方，沟通关系。

但是，文化复兴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内向的，是向着自己的。文化复兴的努力，不是要想着西方人怎么想，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想，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最关心的。我自己对于西方人是不是理解我，不大感兴趣，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坦白讲人家把我的东西翻译成英文，我从来不读，因为我写东西都是给中国人看的。这个方面很关键，内在文化的呈现和构建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真正基础。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一句话非常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首先中国人自己要相信自己，要有自信，这是关键。假如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你仅仅为了去做而做，那么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仍然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真正的文化自信能不能建立起来、发展起来是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方面我是比较乐观的。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评价每况愈下。2005年左右我在北大演讲时曾经说过，再过十年，如果有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或在公共场合，任意贬低谩骂中国文化传统，我们就会讲他是白痴。我当时这么说，因为当时还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我相信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最大的变化。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彻底丧失信心，整个五四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全盘否定的，这种否定是诋毁性的。包括顾颉刚的《古史辨》里，很多话说得都不是很学术，完全是轻蔑性的。当然这是历史，今天就不同了。我们在各个场面都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发的自信，不仅仅是在大学，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有各种国学运动等等。这些方面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总的倾向是肯定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你在自己的文化自信奠定起来之后，你来构建你的话语体系，你才会真正相信，才会非常有信心，而不是自己底气不足，胆量不足。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方面。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工作。我想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一方面的背景当然是面对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很多不理解、偏见，中国需要为自己辩护。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的崛起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人类重大事件。怎么解释它？是全世界所有负责任的学者都要面对的任务，因为原有的理论解释不通。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要摆脱一种心态：过于着急的心态。曾经有人说过，中国人第一要解决挨打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我觉得挨骂的问题是不需要解决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不让人骂，那这个中国话语体系就没有必要建构。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是要被人骂的。假定你想不被人骂，无非是想听到表扬，听到别人的肯定，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没有足够文化信心的表现。我们什么都需要外国人来肯定我们，渴望拿诺贝尔奖，渴望世界一流大学，所有这些东西说到底，无非是你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不算数的，要让别人来评价你。抱着这种心态还要构建中国话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希望西方说你好话就是要按照他的逻辑，把自己打造成为更符合西方逻辑的样子。这种心态我觉得很不好，这种有时候经常是无意识的心态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性，仍然用人家的逻辑、人家的看法来看待自己。我基本感觉今后几十年中国被骂的会越来越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中国经济崛起导致的海外扩张会和别的国家有利益冲突。骂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被人骂了，你就想要讨好他，希望他说你好话，这是大忌，会使人丧失自己的性格。我们需要非常强的自信心，你做得对，做得好，你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不是他说你对，你就觉得对，就站住了。  

现在很多构建都是按照人家的体系来构建的，我又要举大学的例子了。现在大学里的所有评价标准，哪个是按照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想法来评价的呢？都是按照国外的，国外的有好有不好，有些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也得照着做。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迟早会把我们拖垮，这样构建起来的中国话语，无非是变换了一下人家的话语体系。真正的话语，我觉得首先是文化自信心。如果整个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肯定性的评价，希望让自己的小孩读一些国学，这才是我们的文化基础所在。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想象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不在于洋人说什么，而在于你想说什么。比方说我觉得中国的国防部长就应该叫兵部尚书。名字很重要，假定他叫兵部尚书，他就会去看历代兵部尚书的传记，现在军队的人，经常去看英美国防部长的传记。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西方很晚才叫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的，原来就叫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总之既要有横向的参照，也不能忘了自己纵向的传统。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借今天的场合提出来。我认为中国现在礼仪太缺乏，典礼太单薄。礼仪性的东西是用来凝聚全民的，我觉得国家应该恢复冬至天坛祭天，夏至地坛祭地，文庙祭孔子。这个跟封建迷信完全没有关系，是培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敬畏之心。顺便说一下，现在中国人都在过圣诞节，圣诞节其实是罗马皇帝定的，把他们的冬至定为耶稣的生日。其实人类都会尊重一些自然界的运行规则，做出标识，以表敬畏。我觉得现在的国家和民族，包括领导人都要有敬畏，要有对神圣的东西、对自然界的敬畏。还有一个就是国子监。祭孔子不仅仅是要尊重先师、尊重文化，同时也是对读书人的节制。读书人要有自律，你是读书人啊，你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你不能这么没节操，没道德啊。这个东西需要慢慢培养起来，培养起来民族的敬畏之心，这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

我觉得童世骏老师刚刚说得非常好，中国人要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而要真正做出贡献，就要思考人类的问题，在这方面，深入研究西方就非常重要。西方历代有识之士对现代以来的很多问题都有长久的思考与讨论，这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说人在市场经济下被商品化了，人变得不是人了。他不仅在讲经济公平，同时也关心人的问题。似乎越到现在，从前大家公认的问题，越发没有办法解决。人首先是不是精神文化的动物？是不是仅仅是市场的玩偶、商品化的存在，和所有的商品都一样？西方自早期现代以来一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才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要有自己的导向性，不是空谈几句口号就可以了。如果到“两个一百年”的第二个一百年时，中国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纠正这些问题，那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方面：绝不能仅仅因为是最流行、最新的东西就说是好东西，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考。比如说，你们现在都有信用卡，而1950年代刚刚出现信用卡的时候，美国社会就有过很大的辩论。信用卡根本改变了中西文明以往都承认的基本道德：过去人们信奉的是不能寅吃卯粮，所有人劳动多少用多少，挣一百用八十。现在呢，还没挣就先花一千，这就是credit card，背后涉及到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所有人在道德上都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下一代不负责任。这些问题西方曾长期、广泛讨论过。现在最危险的是，由于时间过得很快，几年前还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全部忘掉了，从前是巨大的问题，现在都不当回事。再举个例子，我90年代在美国，那时所有的社保基金都不准用于投资，因为投资有风险，而社保基金就是一个保障安全的东西。养老保险用于投资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所不能的地步了。关于社保基金能不能投资，克林顿时代有过非常大的辩论，当时很多人都是反对的。但现在已经全部进入投资了，并且没有人讨论了，但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吗？

人类现在喜欢想一些肤浅的问题，真正要构建中国话语，要想一些大的问题，中国要实在解决这些问题。西方几百年来的讨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不是说理论越新越好，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可能是，人文科学要不断往回走。越新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最没价值的。要回过头去看哪些问题曾经非常深地困扰着西方，为什么这些问题突然就没有了？是因为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吗？还是某种邪恶的势力，或者至少是非理性的势力在人类当中的统治性、盲目性变得更大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说的太多了，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童老师和甘老师两位老朋友，为了庆祝复旦哲学学院建院60周年远道而来，我不仅见到了老朋友也听到他们刚刚的那番讲演，非常受启发。

今天我们的议题是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和文化复兴。我曾经讨论过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国近代以来，从总体来讲，整个学术是进入到一种“学徒状态”当中，这个“学徒状态”可以说波澜壮阔、内涵丰富。“学徒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我们对外学习取得了很多丰富的成果。但每一种学术真正的成熟，都是以它获得了自我主张作为标志。这个自我主张，按照柯林伍德的说法，是自律的或者自我授权的。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学术，大概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我们依然处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但另外一方面，学术自我主张，正在逐渐地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用传统的话来讲，就是陆九渊说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张”。自作主张究竟往哪里主张？如果我们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种主观的想法或者单纯的想当然，我想我们所认为从学徒状态当中逐渐摆脱出来，并且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是以我们的文化复兴作为基本定向的。而这个基本目标的设定，也不是纯粹主观构想出来的，我想它和我们历史性的实践有关。我觉得今天讲学术话语的自我主张，或者讲民族文化的复兴，都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想法或者一种单纯的应当，而是从历史性的实践中来获取它的基础定向。

前面童世骏教授提到的罗素当年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讲过中国的问题主要有三项：经济、政治和文化。他认为，文化问题是最为复杂的，而且实际上也是最为关键的。他甚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他说只要中国的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哪种方案，在他看来都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来自于我们整个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自近代以来始终是中国人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赞同甘阳教授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这一点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朗。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是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当中产生出来。”

我认为，在这样两个方面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巨大张力。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在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今天，通过整个现代化视野，我们民族抵达了一个转折点，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现代文明的限度，被中华民族最先到达。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任何一种伟大文明，都有它的历史限度。而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先发的那些国家最先抵达现代性的限度，居然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最先抵达了现代性的限度，这个限度主要是两点。

第一是现代性的自然限度。这一点我们今天感受非常深，我们整个环境，我们整个资源，土地、空气和水都已经基本达到极限。关于北京的雾霾，有许许多多的段子，有人说，其他的东西可以特供，包括水，包括食物都可以特供，但空气恐怕难以特供。恐怕每个人都已经非常明晰地感受到我们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那个自然限度。

第二，更加重要的那个限度，就是社会生活的限度。主要表现为现在所面临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巨大挑战。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们传统的道德和伦理逐渐失效，而我们如果只能依循所谓市场基本法则来指导我们行动，那就非常危险。这个法则，在经典作家当中，叫做“犹太本质”或者“犹太精神”，也就是唯利是图，这句话不带贬义，说的就是现实情况。但在西方有一个救赎的力量，就是宗教。宗教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托克维尔讲，虽然美国的宪法给每个人自由，但他们的宗教不允许他们为所欲为。他又说当政治控制逐渐松散而道德的原理不能够同时加强的话，这个社会的解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最近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已经迅速抵达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活限度。

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它的历史性的实践，只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比任何的一个现代国家都更早进入崩溃的境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改弦更张，从而开启一个新文明类型。我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现实基础，就在于它的历史性的实践。这个历史性的实践，现在能够给我们打开的可能性就是这两种。

因此当代中国的发展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同时又是高度危险的，因为是它首先触到现代发展的那个限度。正像荷尔德林所说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渡。这种可能性，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和考验，考验中华民族在文化复兴的道路究竟能走多远，究竟能够为人类做出怎样的贡献。

我采取这样的基本判断，中华民族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完成现代化任务，成为现代强国，而同时又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现代文明可以无限制发展，我们通常都会这么理解。我不赞同这样的看法。现代文明，同样是一种文明类型。它是历史的，它有自己的出生，有自己的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衰落和死亡。任何一种文明类型的发展都是历史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比如说罗马文明。

刚才甘阳教授已经讲到，直到今天许多都还留着罗马给我们的财富痕迹。这个伟大的文明有它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衰落和死亡。当罗马文明逐渐进入瓦解状态时，是野蛮的日耳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日尔曼世界”。“日尔曼世界”第三期，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文明。日尔曼不是指德国，是指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的西欧那一带。也许我们现在讲英文讲的很溜，被认为属于文明人。但你考察一下英语的构成就知道，这是野蛮人的语言。英语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拉丁语。换句话说，在其先前的语言中，根本没有谈论高等事物的术语。所谓高等事物是什么？科学、宗教、神学、艺术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正是野蛮的日耳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851年伦敦第一届世博会那是什么样子？我看了一些材料，大体上概括为三句话：机器在轰鸣，大地在颤抖，人们在新的世界面前目瞪口呆。这就是野蛮的日耳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开创了现代世界。

所谓普世，现代被称为普世的东西同样也是历史的。唯一得到恰当理解的普世的含义，是特殊的文明在特有的阶段所具有的绝对权利，或者如黑格尔说的“这一文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文明，如果我们从1500年算到今天，基本上也逐渐进入终结阶段。马克思说的就不用我讲了。尼采说过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海德格尔则指证现代形而上学的终结。因此我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文化复兴，是以这样的一种哲学为背景的，是以历史性现实作为基础的。因此它的这种可能性，并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虚构或者单纯的应当，而是从我们历史性实践中具有其必然性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以这样的文化复兴的目标来定向的。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语言。简单说，从形式上来讲，就是“讲中国语的学术”。这件事情，我不必做很多论证。洪堡专门谈论过一种特殊的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的作用。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德国人对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表示过无穷无尽的感谢。为什么要感谢他？值得思考。黑格尔对沃尔夫在哲学上评价不高，因为他在哲学上的创造性成就确实不高，但黑格尔把沃尔夫叫做“德国人的讲师”，因为他让哲学讲德语。所以中国学术话语的自我主张，我认为第一条形式方面的要求就是让学术“讲中国语”。当然讲中国语并不仅仅是说用汉语来讲一个东西就行。恐怕这个含义，要深入得多。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它开始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当中去。现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把它看成是很高的要求。黑格尔把现实看作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又看作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此它是很高的学术要求，很高的思想和理论要求。因为除非我能够深入到本质当中去，除非我能把握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否则的话，我连现实碰都没碰到，离它很远。我认为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一个实质性方面，在于讲中国语的学术，能够真正切中并揭示中国的社会现实。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讲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学习，学徒状态；另一方面，是自我主张。这两个方面是不是有点冲突呢？我认为不冲突。在整个现代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对外学习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而今天的学术转折，是能够在文化复兴的基础定向上，确立它的自我主张。因此它实际上是要经历文化结合锻炼的过程。黑格尔讲古代希腊就是如此。他说希腊人，一方面背负着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它面对着事实上更高的东方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他们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的繁盛时代。关于这种情况尼采讲得更具体。他说希腊人，有一度似乎要被外来的东方文化压垮了，因为事实上当时的东方文化，要比他们高明得多。他说当时的希腊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包括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和闪族的。当时希腊人看起来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垮了，但是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上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他们终于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我想这一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的基本观点：决不拒斥对外学习，我们的学术话语的构建，所要求获得的自我主张，是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但在一方面继续对外学习之外，另外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学术成为自我主张的，也就是所谓自律和自我授权的。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

对谈环节

童世骏：

我对于甘阳老师讲的敬畏之心特别感兴趣，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缺少对自己的传统、根本原则的敬畏之心。但回到兵部尚书、国子监，回到孔庙，不是办法，尤其是孔庙。跑到曲阜之后，我有点后悔去，我原来心目中的那种神圣气象和庄严气象我在那里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十分根本性的变化。天主教徒查尔斯·泰勒对世俗时代作了以下概括：在我们时代，第一政治生活和宗教没有关系，第二人们逐渐脱离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第三相信上帝只是诸多选项之一，而且常常并不是最容易持守的信仰。

所以我想问甘阳老师，在这样的时代，敬畏之心何以维持？

关于吴老师的发言，我很希望吴老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谈谈我们如何既显示自我主张，又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切近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

吴晓明：

我觉得甘阳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兵部尚书”，就是自我主张，但是这个自我主张在哪种含义当中才能获得客观的意义呢？

其实，并不是今天愿意把国防部长改成“兵部尚书”就可以了，这里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它的复兴过程当中，如何重开王道。现在世界的基本法则是霸道，霍布斯讲这个世界很简单，就是个狼对狼的世界。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所谓开除球籍，这是什么世道？这就是现代世界的法则。

如果说中华民族在其文化复兴过程中，能够开创出一种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开创出以“王道”为基础取向的文明，终结霸道的文明，那么，这不仅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使得甘阳教授讲的重设“兵部尚书”成为现实的可能。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

甘阳：

现在我们面临两难：如果不加以开发，很多东西大家没机会去看，一旦开发出来了，可能就会有灭顶之灾。像祭孔，中国什么山都拜，什么树都拜，礼仪也搞不清楚。但我认为这是文化复兴当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混乱阶段。一百年过去了，很多礼仪都不清楚了。今天刚开始可能做的很不像，但渐渐地会有一些研究和考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逐渐就会有一些比较正常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像我们打造中国话语体系一样，可能在目前或在十年、二十之内，还很不成熟。但这不重要，会逐渐熟起来的。

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总在求新，新的就是好的。这样会完全忘记自己的历史。当然不能说一百多年前的前人比较短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历史条件的。当时的中国历史需要一个崭新的开端，但今天还这样做就极为短视了。我认为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就是不去求新，新的不等于是好的，旧的不等于是坏的。我觉得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促使中国人重新尊重传统。这样的传统并不落后。要出现仪式和内在真正相融合的过程，不为回顾而回顾，回顾的目的是培养自我尊重。

甘阳回答现场学生关于传统宗教在文化复兴中作用的提问：

宗教这个事情，在中国比较特别。我们儒家没有庙，也没有教堂。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也被儒家同化了，要从儒家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主干，它最基本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家庭，一是学校。

儒家对信仰很宽容，敬畏之心只是通过祭天、祭地、祭祖形成的。但这也有问题，没有制度性的东西，复兴起来就困难。

儒家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这仍然是中国文化发展、复兴最核心的东西。不能用其他宗教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儒家。

童世骏回答现场学生关于人类是否有可能就正义的理解达成共识的提问：

对正义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相信能达成共识是我们应该采纳的一个实践态度。相信对正义的理解最后能够达成共识，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抱这样的希望，我们的世界会比我们现在感到的悲观局面更加悲观。一旦相信我们能达成共识，我们彼此就会比较尊重对方，愿意听别人的表白和论证。

为什么要有道德？在传统社会中这不是问题，现在则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要等到达成大家都认可的“为什么要有道德？”的结论之后，才去道德地生活吗？并不是。我们在寻找“为什么要有道德”的答案过程中，在寻找“为什么要坚守正义的原则”的过程中，回答着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己所能，愿意倾听别人的建议，愿意宽容别人按照他们关于正义的理解来生活。我们通过实践来解决理论问题。我觉得儒家的力量就在这里，它通过符合人情、常识的生活来回答一些在理论上看似无解的问题。

最终哪一天能达到共识不知道，但是你相信能达到共识，为之付出努力，这是一种责任。儒家文化告诉我们重视日常生活、重视人情、重视亲情，换言之，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寻求对于正义的理解的传统。我觉得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是我们理解正义的最重要的资源，它给我们一种耐心、一种宽容、一种诚意，去和其他的民族的人们一起，寻求对正义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