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吕文利：清朝对外贸易亏本，皇帝真的不算经济账？

“熬茶”，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到寺院礼佛、布施的一种俗称。西藏的各个寺庙素有饭前熬一锅酥油茶，于开饭时饮用之习俗。所以凡到寺院礼佛的人，都得先熬茶、并在僧众喝茶时布施。因为西藏青菜稀少，尤其牧区群众以奶食、肉食为主，所以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需要用茶去除体内的油垢。在寺院的熬茶活动，熬茶是表相，布施和念经才是这项宗教仪式的实质。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这批档案不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准噶尔入藏熬茶的态度，也反映出蒙藏民族彼此的认识和关系。200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毕业的吕文利早在其翻译出版前就已经接触到这批珍贵的文献，近六年来，他主要根据这批档案，针对乾隆初年准噶尔部三次入藏熬茶事件，陆续发表多篇研究论文，还曾引发日本同行的关注。

乾隆初年，清朝、蒙古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如何？蒙古准噶尔部为何要三次入藏熬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与准噶尔人的贸易中，清朝为何要“赔本赚吆喝”？清朝如何最终平定准噶尔？围绕上述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吕文利进行了专访。

吕文利，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师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边疆史地和边疆理论。今年年初，他刚刚出版了新书《丝路记忆》，此书是由他在《环球人物》杂志开设的“一带一路”历史人物专栏文章的基础上结集而成。此外，他关于蒙古准噶尔部入藏熬茶事件的研究专著也将在今年面世。

澎湃新闻：清军入关前，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如何？

吕文利：15、16世纪时，存在各种势力竞争，东北有满洲崛起，北方有蒙古各个集团和部落，当时的蒙古并不是铁板一块，西藏也非常混乱，教派林立，也有很多地方势力，各教派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地方势力联合，在斗争中，格鲁派及其所依靠的势力渐处于下风。

宗喀巴在15世纪初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主要得到了帕竹政权及其属下贵族的支持，在前藏地区很快建成了甘丹寺（1409）、哲蚌寺（1416）和色拉寺（1418）三座大寺，并于1437年在昌都建立了强巴林寺，于1447年在后藏桑珠孜修建札什伦布寺，势力渗透到藏东及后藏地区。格鲁派势力的兴起引起了其它教派的猜疑和排斥，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仁蚌家族的排斥，因此它就想要对外寻求其他势力的支持，最后就选择了蒙古势力。

东蒙古的俺答汗虽然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但是正统大汗的地位被宗主部察哈尔大汗占据，随着俺答汗势力的增长，他越来越不满足于自己的状态。尤其是正统大汗博迪汗去世之后，其子打来孙汗即位，按辈分，他是俺答汗的侄子，俺答汗更加桀骜不驯。

但俺答汗光觉得自己牛不行，蒙古人对黄金家族以及宗主部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俺答汗想要代替宗主大汗，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下一番功夫。于是他尝试了各种办法，如请求明朝封他为顺义王，他想据此号令蒙古诸部，但由于这个封号是明朝封的，在蒙古诸部没什么号召力。俺答汗还尝试了诸多宗教，最初他笃信萨满教，但萨满教实际上强化了正统大汗的地位，而且有殉葬等陋习，不适于俺答汗的要求；他还尝试过白莲教，赵全等白莲教首领从中原逃入蒙古地区后，得到了俺答汗的重视，但是由于白莲教“喝城”破墙术不灵，被蒙古人看破，重要的是白莲教没有办法与游牧经济相结合，最后也被俺答汗放弃。而汉人的儒家文化早已被实践证明不适用于蒙古地区，伊斯兰教此时还没有影响到东蒙古地区。

1571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阿兴喇嘛来到土默特向俺答汗传教，他巧妙地利用了转世轮回的教义，说俺答汗是忽必烈的转世，这正中俺答汗下怀，如果以忽必烈的转世为号召，则不但可以破除察哈尔的正统大汗地位，而且可以成就自己的霸业。1578年他和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的仰华寺会面。这次会面成为蒙藏历史上——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现在被学术界低估了，其实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从此以后藏传佛教继蒙元时期之后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像春风一样几乎吹遍了蒙古草原的每个角落。

在这次会面上，索南嘉措赠送给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咱克喇瓦尔第”就是“转轮王”，“彻辰汗”的称号忽必烈曾经用过，是“聪明睿智”的意思，所以这个称号是从佛教和蒙古传统里来的。“转轮王”是佛教认为世俗间最高的统治者，隋唐时很多皇帝都称自己为“转轮王”，武则天就称自己“金轮圣神皇帝”，这是佛教传进来后一种特殊的政治修辞。

“转轮王”的称号被赠送给俺答汗之后，他在蒙古的势力就越发强大了，四世达赖喇嘛从其家族中产生，就是他实力强大的反映。但是因为佛教转世的观念，“转轮王”的称号既可以送给他，也可以送给别人，于是喀尔喀部的阿巴岱汗等人也要自称“转轮王”。

正是因为蒙古诸部都信仰了藏传佛教，大家都想当转轮法王，而且这其中又有西藏各种派别和势力的竞争。这时，恰好西蒙古（即卫拉特诸部）也想对外发展，于是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就向青海进兵，打败了当时盘踞在青海的却图汗（即喀尔喀部朝克图台吉，也称为绰克图台吉。他信仰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即红教〕，所以与格鲁派为敌，因林丹汗以战争的形式统一诸部，造成察哈尔等部很多蒙古人纷纷逃往漠北喀尔喀部，造成了喀尔喀部各势力为争夺逃民而内战，朝克图台吉在战争中失败，于1634年逃往青海，后称“却图汗”〔即绰克图汗〕。）以及白利土司，并在1642年占据西藏，成为青藏高原的霸主。

1642是什么样的年份？两年之后清军就入关了。这个时候明朝正在北边和满蒙联盟打仗，西蒙古就进了西藏，由此达赖喇嘛与和硕特部建立起蒙藏联合政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澎湃新闻：蒙古准噶尔部后来逐渐崛起之后，面临的形势是什么？

吕文利：盘踞在今天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统治时统一了天山南北。噶尔丹一直对西藏抱有强烈的关注，他曾经在西藏学了十年的佛法，是温萨活佛的转世。所以对喀尔喀部发动战争也是以宗教为借口。

噶尔丹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枭雄，他有几步策略：首先是把天山南北统一，然后往东占据外蒙古，以此为踏板，进入中原地区。但不幸的是，他碰到的对手是康熙皇帝，针尖对了麦芒，尤其是准噶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无法与蒸蒸日上的清朝相比。康熙皇帝很有策略，他看到准噶尔侵扰喀尔喀部，面对喀尔喀部领袖的求援却按兵不动，说等你归附我了才出兵，于是1688年9月，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率属民向清朝正式提出归降。所以才会有1691年的多伦诺尔会盟。

多伦诺尔会盟标志外蒙古喀尔喀部归附清朝，清朝也顺势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这时准噶尔的兵锋就不可避免地与清朝相遇了。经过了几次大仗，尤其是昭莫多之战后，准噶尔实力大损，1697年，噶尔丹去世。

随后是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大体在前20年与清朝基本上算是保持了和平，1717年，准噶尔势力侵入西藏，打败了蒙古和硕特部的藏王拉藏汗，促使清政府驱准保藏策略的实施。到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噶尔丹策零当首领时，也是和雍正皇帝打了5年的仗，双方都觉得吞并不了对方，尤其清朝仅仅在雍正八、九、十年派出的西路军所耗费的军费就为500余万两白银，清朝觉得不行了，恰好准噶尔也需要休养生息，于是双方开始谈判。

到了乾隆四年，谈判成功，他们谈的是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场的分界线，因为当时喀尔喀部已经被清朝纳入自己的版图了，所以是清朝和准噶尔的谈判。当时清朝已有和沙俄签订条约的经验，尤其雍正皇帝想以和沙俄签订条约的办法来和准噶尔签订条约，其实他们已经受到近代条约观念的训练，但根据日本学者涉谷浩一的研究，最后的边界并不像雍正皇帝期望的那样明晰，两家只是划定了游牧的范围和牧场的边界，草草了事。

乾隆初年，双方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双方有贸易，准噶尔还常派使臣来往。如果不是准噶尔内讧，这种状态可能还将持续。准噶尔入藏熬茶就是在这种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两家签订协议的时候，清朝承诺的条件就是，若边界谈判成功，就要跟准噶尔进行贸易，还要允许他们入藏熬茶。

澎湃新闻：从乾隆六年（1741）到十二年（1747），准噶尔部曾经三次进藏熬茶布施，准噶尔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吕文利：根据我的研究，其一是为故去的首领熬茶超度，乾隆六年的入藏熬茶就是噶尔丹策零以为了给他死去的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念经超度而申请的，但中途折返，并未入藏，所以乾隆八年又去了一次；乾隆十二年是噶尔丹策零死后，其子请求为他入藏念经超度而申请的。

第二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和西藏的达赖喇嘛、格鲁派的高层进行联络。比如准噶尔的入藏熬茶使臣就觉得被清朝的官兵护送很烦，对他们形影不离，而且他们给达赖喇嘛写的信也被清朝官员抢走，所以说准噶尔是有联络的动机。对于这些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领袖们来讲，也希望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转轮王”等称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动机。

我们看到，1717年准噶尔趁西藏的乱局之际，派兵从新疆直袭西藏，就表明准噶尔一直在关注西藏的情况。准噶尔三次派人入藏熬茶必须经过清朝，因为青海等地都已经纳入清朝版图，在和平时期，准噶尔以签订边界协议为代价，派人入藏熬茶。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准噶尔派人去西藏熬茶，有很大动机是联络西藏、加固蒙藏联合政权，共同对抗清朝？

吕文利：准噶尔是有联络西藏的动机，但我们一定要做区分，准噶尔入藏是想要自己控制达赖喇嘛，自己建立“准藏”联合政权，不要以为当时蒙古是铁板一块，也不要以为西藏各势力、各教派是铁板一块。我们知道，满洲之所以能够入关，主要因为满蒙联盟，但这里的“蒙”主要是指漠南蒙古四十九部，而没有借助当时外蒙古的喀尔喀部和西部卫拉特蒙古的力量。同样，准噶尔入藏后，杀死了正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的拉藏汗，而拉藏汗的死亡，标志着和硕特蒙古贵族统治西藏的结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当时的蒙古是铁板一块的，说满蒙联盟，就是指的满洲和全蒙古的联盟，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还要看到，满洲人之所以能够入关，主要是借助了蒙古人的力量，可是西藏格鲁派之所以能够崛起，也是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因此无论是满蒙政治-军事联盟还是蒙藏意识形态联盟，轴心都是蒙古。所以清朝统治者非常善于利用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这一点，试图把满蒙联盟和蒙藏意识形态的联盟变成满蒙藏三者联盟，乾隆皇帝就曾经说过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但是问题很快来了，三世达赖之所以能够给俺答汗封号，就说明他是在王权之上的，在转轮王之上，但是清朝皇帝代表的皇权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必然要求皇权大于教权，大于达赖喇嘛的，所以从清初顺治皇帝迎接达赖喇嘛这件事就能看出来，他是有非常多的设计的。顺治本来是想要去接达赖喇嘛，但是洪承畴等汉人大臣反对，后来以星象预示吉凶的方法来劝说顺治帝不要去迎接达赖喇嘛，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也是大臣谏言和对抗皇权的一种手段，因为皇帝自命为天子，为天之子，所以天象也可预示吉凶祸福。洪承畴等人以“太白敢于争明”和“流星敢于突入”暗示达赖喇嘛有可能与顺治帝争夺最高统治权，这正是涉及到“中心”往哪里转移的问题。为了江山社稷，顺治帝当然不敢怠慢，他就没有去迎接，等到见面的礼节和座次也是精心设计，顺治帝坐御座，达赖喇嘛在距离顺治帝一庹远的、“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坐”，“一庹远”是指人的两臂伸开之后，两手之间的距离，这显然体现出了尊卑关系。

1578年，仰华寺之会时，俺答汗也赠予索南嘉措一个称号，即“达赖喇嘛”。后来清朝皇帝觉得不行，顺治帝仿照元明两代，把五世达赖喇嘛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所领天下释教”这种称号只有统一天下的皇帝才可封授，且实至名归。所以，顺治帝把俺答汗给达赖喇嘛的封号又变换一些字封授一次，有收束权力之意，即达赖喇嘛的封号只有清朝皇帝封授才为正统。

此后，康熙年间对班禅变换封号也是如此。班禅的封号原先是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封赠给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567—1662年）的，称为“班禅博克多”。“班”是梵语，“禅”是藏语，“班禅”意为大师。“博克多”是蒙古语，是蒙古族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从此开始有了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封为“班禅额尔得尼”，此次所封为五世班禅罗桑意希（1663—1737）。由“班禅博克多”变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相当于藏语仁波且（rin-po-che），意为“宝”，虽只是变了几个字，但清廷收束封授权力、以自己封授的封号为正统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表明我能给你封号，说明我的权力比你高，有这样一个意图。

澎湃新闻：在清朝1757年彻底平定准噶尔之前，双方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在和平时期，双方的贸易情况如何？

吕文利：当时准噶尔经常来清朝指定的地方贸易，入藏熬茶一般都是在东科尔。东科尔在今天青海省湟源县境内，距西宁40公里。贸易时，一般来讲都是以货易货，当时准噶尔带来的货物主要有葡萄、羚羊角、瑙砂、毛皮还有活着的羊等，清朝是以绸缎、茶叶、大黄等等与准噶尔人交换，现在很多人认为蒙古人不会做买卖，其实错了，蒙古人很会做买卖。比如葡萄，准噶尔的要价竟然达到了1.5两一斤，而清朝当时的物价，一只羊才1两白银。但是清朝官员为什么可以答应交易呢？奥秘就在于这是以货易货，他们也会把丝绸等货物的价格往上抬。

但是到入藏熬茶的时候情况变了，准噶尔的使臣说要去西藏熬茶，我们需要给喇嘛们布施白银，而且我们的货物也太重了，进藏不方便，希望在清政府主导的贸易中，以白银购买他们的商品——但条件是，要以原来的价钱购买。这下清朝官员头大了，傻眼了，如果真的按照葡萄1.5两一斤的话，清朝就赔了很多。原来清朝与准噶尔历年交易所得的货物，令陕西、甘肃两省以七三开的比例领取，并负责销售，换成银两后，再缴回国库。当时两省的总督、巡抚们就纷纷诉苦，1.5两一斤的葡萄上哪卖去？最后4钱一斤都没人买，只能坏掉，毛皮储存久了就虫蛀毛脱，羚羊角、硵砂也是，这些东西卖不出去逐渐干枯、变质。以上还只是以货易货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以白银交换准噶尔的高价货物，岂不是亏得更多？

乾隆六年准噶尔要进藏熬茶，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准噶尔使臣在贸易上耽搁了很久，因为清朝的官商不要葡萄、硵砂、羚羊角这些货物了，剩下的毛皮等货物基本上跟原来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往下走的趋势也很厉害。新疆产那么多的葡萄，但是发现清朝不但不按照1.5两一斤买，而且还不要了，他们很生气，就跑回去了。但是根据我的分析，乾隆六年这一次跑回去准噶尔使臣们必然请示了噶尔丹策零，否则他们不敢就这么回去。所以那一次就没有去成西藏。

这次准噶尔使臣刚回去，噶尔丹策零就又派了使臣前来清朝道歉，解释没有赴藏熬茶的原因，终于得到乾隆帝的谅解，这才于乾隆八年成功进藏熬茶。这时乾隆皇帝的态度也缓和了一点，既然准噶尔带来了货物，而且吸取前年的教训，没有带葡萄、羚羊角以及瑙砂等难以贸易的东西，只带了受内地商贾欢迎的十种毛皮，加之在清廷上下的关照下，很快就贸易完毕，基本达到了一个月内完成贸易的目标。

乾隆十二年，因为噶尔丹策零去世，他的子女以为他超度的理由，又成功去了一次西藏。总之三次入藏熬茶，准噶尔人大概与清朝交易了35万两白银。但是我计算清朝大概有130万两白银用于路途护送、赏赐以及接济准噶尔之用。因为清朝怕准噶尔进藏途中和蒙古人有接触，就把沿途游牧的蒙古人全给迁走了，清朝大臣还上奏把那克树三十九族第二年的税免了，加上准噶尔使臣路上有骆驼、马匹死亡的情况，清朝还要贴补，加上来回的吃饭、住宿，最后清朝的花费大概四倍于与准噶尔的贸易额。

但是清朝为什么还要“赔本赚吆喝”呢？第一就是清朝皇帝要做天下共主，准噶尔人想入藏熬茶，如果不让他来，对蒙古人、藏人来讲也说不过去，所以清朝要维护他的皇权，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第二从经济账上，乾隆皇帝说过一句话，“以数年不用兵所省计之，则我犹为所得者多也”，认为这点花费和与准噶尔打仗的军费比较起来，是九牛一毛，觉得这样是赚了。

澎湃新闻：清朝和准噶尔部的战争迭经康雍乾三朝，跨度将近70年，准噶尔最终在乾隆帝时期被平定的原因是什么？

吕文利：我认为准噶尔被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经济。首先，因为游牧经济本来就是一种比较脆弱的经济，到了乾隆时期，又对西藏布施了大量金银，准噶尔经济有了一点发展就被如此大量的布施给稀释了。

其次，藏传佛教要求供奉“佛、法、僧”三宝，要建立寺庙，所以在准噶尔建立了固尔扎寺、海努克寺等寺院。固尔扎寺有僧人6000余名，海努克寺有4000余名。噶尔丹策零还把供养僧人的鄂托克由五集赛增加到九集赛。这么多喇嘛都不事生产，又不能结婚繁衍后代，还需要大量布施，因此信仰藏传佛教在经济上对准噶尔的拖累是非常大的。

准噶尔的很多领袖从汉地购买大量的双喜袍、蟒袍，这可能是他们逐渐汉化的标志，他们向往汉地的文化，这也是一个因素。

而当时清朝经过前几代人的发展，经济非常繁荣，每年户部银库的银两平均下来有三千万，所以清朝以这样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和准噶尔对抗，准噶尔肯定不是对手。

另外，康雍乾三帝都是刚毅沉稳的皇帝，比较有策略，而且他们的制度设计是皇权集中的，但是游牧经济是分裂的。一个大汗在位的时候会分封子弟，分封本来就是分权，等到这个大汗一去世，他的儿子之间、子孙之间就会因为争夺牧场等原因打起来。所以噶尔丹策零刚一逝世，他的儿子之间就发生内讧，乾隆皇帝利用他们内讧之机，把准噶尔给统一了。先是达瓦齐接取了准噶尔的领导地位，清朝出兵平定，随后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投降清朝，又犯了案，所以清朝借此机会把整个准噶尔平定了，后来又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今天的新疆地区才纳入到中国的版图。

澎湃新闻：在清朝逐渐控制准噶尔部的过程中，西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吕文利：满蒙联盟和蒙藏意识形态上的联盟，轴心是蒙古，但是在清朝统合蒙古诸部时，抓住的轴心是西藏。清朝利用了蒙古诸部信仰藏传佛教的契机，首先重封达赖喇嘛称号，以往只有大一统的君主才能这样封，所以清朝皇权高于教权的强调非常明显。

第二就是因势利导，既然蒙古诸部信仰藏传佛教，清朝就利用这一点，大力支持藏传佛教，同时又在雍正五年派遣驻藏大臣加强管理。所以在清朝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藏传佛教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刚才我们说的是准噶尔，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土尔扈特东归是完全出乎清朝意料之外的，当然土尔扈特内部其实也有分歧，也有人不想回来，但是土尔扈特部的领袖渥巴锡说：他们在沙俄，信仰上受限，他们应该回到家乡，那里才有他们信仰的黄教。

因此事后乾隆皇帝写了一首诗说：“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1771年，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到达伊犁地区，还没有安顿好，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他们的归附也非常重视。

澎湃新闻：民间“明修长城清修庙”的说法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边疆问题上的智慧，那么在清朝统治准噶尔和西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

吕文利：其实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很简单，就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但有所损益、有所改革，不会让宗教牵着鼻子走，首先确立的原则是皇权必须要大于教权。其实也正是《礼记》中所强调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

所谓因俗而治，比如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清朝就允许他们建寺庙、当喇嘛等等。但也有所改革，比如实行金瓶挚签制度，清朝不会随意听任贵族势力永远当达赖喇嘛、当活佛，因为这样就属于僧俗势力联合，整个西藏或者外蒙古等地就成了他们自家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后来他害怕蒙古势力和西藏有联合或交往，就让所有去西藏熬茶、去五台山等地布施的人必须到地方上申领票照（通行证），这也是一种限制措施。

其次，清朝又建立了四大活佛系统，来分散达赖喇嘛的权力，就是前藏达赖、后藏班禅、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内蒙古章嘉呼图克图，这四大活佛系统。清朝之所以能够统治268年，跟边疆民族政策的成功是很有关系的，通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策略使当地不至于有太大的反抗势力。

然后还有中央颁行的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蒙古地区的《蒙古律例》、新疆的《回疆则例》、西藏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等，这都是中央统治意志的体现，所以到了清朝快要垮台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蒙古王公对其有非常大的认同。

另外有一些边疆地区是实行自治的。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中，其中一种是扎萨克旗，由蒙古贵族王公任旗长，他们有一些自治权，比如赋税可以自由支配，如果蒙古人自己偷盗、杀人，他们可以自己审判，但没有军事权，军事权由将军、大臣统领，这是一种自治的旗。另外还有总管旗、喇嘛旗等。

清朝还在内蒙古、外蒙古派遣将军、大臣，新疆派遣的是伊犁将军，外蒙古叫库伦办事大臣，内蒙古有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等。而且清朝在内蒙古还建立很多驿站，今天内蒙古好多地方叫“五十家子镇”“五十家子乡”“五十家子村”的地名，河北平泉、辽宁也有一些地方叫“五十家子”，而且蒙古语的地名里也有“太本”（tabin，“五十”的意思）。其实“五十家子”的地名就来源于康熙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五路驿站，每站派站丁50人制度。这五十户站丁可以携家带口，在这里养马、种地，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村镇。

最后从中央来说，成立有专门管理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它是与其他六部平行的，可以说是今天“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前身，但理藩院只是一个执行部门，决策部门前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就是军机处，负责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作出重要的决策。

我觉得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确实有非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