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海外的中国古地图背后有多少未解之谜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伴随中西方的交流，大量汉籍流布西方，舆图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对这批流散海外的中国古地图进行系统搜寻与整理，既是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今日古籍整理开始面向海外汉籍搜寻与回归工作的重点内容。

6月5日，《东方历史评论》与齐鲁书社在彼岸书店牡丹园店共同主办沙龙，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谢辉博士共同讨论流落异域中国古地图的搜集整理。

中国地图如何流落海外？

本次沙龙嘉宾主要谈及的，是一套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这批德藏古地图大部分出自地方衙门的彩绘本。共有160幅，全部是单幅图。直隶省舆图有99幅、涉及91州县，其中原有图名的77幅、没有图名或图名佚失了的22幅。山东省舆图有61幅、涉及56州县，其中原有图名的52幅、没有图名或图名佚失了的9幅。有的县有两幅图。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华林甫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古地图的研究，他对这套图进行过一定研究。这些地图如何流入到了德国？除了李希霍芬带回德国的可能性之外，华教授推测还有可能是巨野教案后到一战期间德国在山东的掠夺。为了给读者留下进一步追寻的线索，他展示了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这批舆图的入藏记录。

这批古地图并不是华教授在海外搜寻、探究的唯一一套古地图，谈及自己搜寻海外中国古地图的经历、认识，华教授认为海外舆图的流播路线大致与该收藏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时间和地点一致。比如早期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在文化上与中国多有沟通交流，所以梵蒂冈、意大利即藏着不少中国古地图。葡萄牙所藏的澳门地图比较丰富，荷兰则收藏了不少台湾地图。英藏中文舆地图以东南沿海为主；德国觊觎山东已久，所以收藏很多华北地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些国家也搜集不少中国古地图。近代以来瑞典等国派遣考察队来中国，所以它们也收藏了一些。“英国的中国古地图主要藏于大英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德国主要是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法国主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等地。”华教授介绍道。

对欧洲所藏海外地图关注不够

本次沙龙嘉宾之一的谢辉博士，来自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原名为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特别重视海外基础汉学文献的整理，这两年该院学者也开始逐步转向海外中文文献的整理。

谈及目前国内对海外藏汉籍整理回归工作的现状。谢辉博士认为目前最主要问题是：日本、美国所藏汉籍受重视，而对欧洲比较轻视。重视日本和美国是有历史渊源的。日本与中国在历史上关系比较紧密，日本整理的汉籍目录有的比中国还好。北大严绍璗先生、安平秋先生在这个领域用力甚勤。美国大部分著名图书馆东亚部的管理者几乎都是中国人，如邵东方先生主持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东亚部，沈津先生长期供职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等等。由于这些图书馆东亚部关于中国古籍整理工作都是由一批中国人整理，所以工作很容易开展，汉籍的整理主要是受限于有无项目和资金支持。

相比于日本和美国，学界对于欧洲所藏的中文文献研究的少，涉及的也少。一是语言方面。英语、法语、德语相对还容易解读，但是有些北欧文字，如丹麦文、瑞典文则很少人懂。曾经一位北外教授去瑞典寻访，因语言不通，需要与本校瑞典文专业的教师合作才能开展研究。二是学界长时间认为，欧洲没有善本孤本汉籍，价值少。同时海外访书甚是不易，有些图书馆进馆查询需要收费，有的需要西方教授推荐信、具体的研究计划才能够接待。因此，欧洲藏汉籍的整理成果相对较少。在有限的整理成果中，重视古籍善本，轻视非书类文献，如碑帖、档案、地图等。

虽然受到的关注不够，但是欧洲所藏的中国古地图数量并不少。

“中国学者重视地图是有传统的。地理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没有地图也就无法方便地理解地理。古人读书从来都是‘左图右史’。没有图，看书的时候就不敏感。两个地名好像没有关系，但是一看地图，就很容易明白两者之间的交通、地缘政治关系。古代经世致用之学的都是重视地图的。利玛窦来华传教的时候就做了一份山海舆地全图。后来中国古地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就传入了欧洲。这批图在欧洲的收藏相当普遍。除梵蒂冈图书馆等大馆外，有一些不太有名的小图书馆也有收藏，有的博物馆、档案馆中所藏的中国古地图甚至比所藏的中国图书还要丰富。”

地图能讲述怎样的历史？

关于这批舆图的学术价值，华教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史学价值，一是地图史价值。

从史学上来说，一，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地点，一般认为义和团起始于梨园屯教案。据本次出版的Kart. E. 1951/11-83威县舆图与Kart. E. 1594/126 佚名之冠县舆图可知，梨园屯实际是山东冠县在河北威县的飞地。所以不能说义和团仅起源于山东，比较客观的说法是起源于山东、直隶交界地带。二，它是研究清末华北平原地理情况的瑰宝。比如，这批舆图中涉及黄河铜瓦厢改道之前、之后的舆图及具体表现地理要素内容都很丰富。关于文献记载清代直隶境内西淀—即今白洋淀—东流的瓶颈之处，为赵北口的十二连桥，以前只有文字史料，Kart. E. 1951/11-10《任邱县地舆四址全图》上的舆图进行了详细标示，细数桥梁，确为十二座。三，为清末清代县界的复原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从地图学史上说，长期以来，古地图研究以地理学界为主，他们的视角是看古地图有无科学价值，标准是采用了哪种投影原理、比例尺如何、精准程度、是否遵循地图学要素而绘制等。这些研究当然很有必要，为此学术界受益良多，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学界期望，能从历史场景来研究古地图，或许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这批舆图显而易见的一大特征，便是实用，当时人们绘制它们并无严格的比例尺可言，更缺乏投影理论指导，仅有的计里画方有时连方格也不能整齐划一，却发挥了实际作用，图上无论用汉字、还是德文做的大量标记即为明证。这批图还显示了中国传统舆图的艺术创意。如Kart. E. 1594/106 佚名德平县舆图，以县城为中心从里到外画了四圈同心圆，十分引人注目。它每一圈代表之里距为十里，凡在离县城十里左右的范围都在第一圈内，第二圈距城最近十里、最远二十四里，第三圈在距城二十里至三十五里之间，最外围的是第四圈。这批晚清的县级舆图，在地图学史上有何种价值，恐怕还将讨论下去。

汪教授则进一步说明，“我们很少见到古地图绘到村子的。明代有一本书叫《殿粤要纂》，里面的地图绘有许多村子，但没有名称。而这本图集，整套的图都是以村落为主。对于历史上的基层管理，过去相关材料非常之少。暨大的郭声波教授最近刚刚完成清朝时期广东省政权基层组织研究，出版了《清代广东乡都图里建置沿革研究》，就利用了很多清代的地图。其次，本书有很多重要的经济史材料，比如集市的地点和每月赶集的时间，这对于商业史研究很有价值。再者，书中有关于划界原则的史料。图的注记中还有一些关于地区划界的原则，如‘以梁为界’、‘以岭为界’、‘以河为界’等。在古代，河是谁都不归，是公用的。古代比较少有今天那种“以主泓线” 为界的概念，一般是以河岸为境界线。陆地上大多以分水岭为分界线。”另外，汪教授特别指出，交通道路的史料有水程、路程。图中的“四至八到”的距离都不是直线距离，而是跑马距离，是路程。

就海外所藏的中国地图来说，背后有怎样的历史值得讨论。谢辉博士在沙龙中提出疑问：这批图是怎么传到国外的？传教士等人带回去这些古籍、地图都是有目的的。如沙俄来华使团在俄国意图侵略中国时候，搜集了大量地图。同时，这些地图对于海外产生了什么影响？而华教授也发现柏林的这家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直隶省其它舆地图，其中包括德国陆军参谋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以德语、汉字双语彩色印制了62幅直隶山东舆图，华教授据此提出疑问：近代史上德国有无侵略直隶省的企图？

与前述两位嘉宾不同的是，来自汪教授更着意于从科技史的视角审视地图。“只有弄清楚这幅地图是谁绘的，以什么目的绘的这些基础问题，史学界才能确切评估这幅图的价值，进而利用之解决史学、历史地理学问题。”

对于德国所藏的这套地图，汪教授从地图史的角度又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晚清时期，地理要素是怎么样在图上增加的？哪些地理要素是古代的、哪些是近代的？二，近代的地图有什么特点？西学两次传入中国，一次是在明末清初，一次是在清末民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地图的绘制方法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地图绘制方法，这也就是地图绘制的标准化过程。这套德藏舆图又体现了当时地图绘制怎样的状态？三，既然德藏这套图是中国人画的，那么是由谁组织的？是县衙还是什么？县衙又是怎么组织的？这个跟地方志图有什么联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