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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民营资本投资增速大幅下降
主讲人:白重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主题:“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
时间:2016年6月4日
主办:《财经》杂志
【编者按】
2016年6月4-5日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在青岛召开。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在发言中提到了民营资本的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问题。
白重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大家如果关心数据的话,一个最令人担心的数据就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民营资本的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调研发现,对产权保护不放心是民企投入比较弱的一个原因。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白重恩发言内容的摘录:
人力资本增速减慢
我们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07年之前和2008年之后,2007年之前有10%的增长,这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劳动力,看人力资本的增速,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2007年到2008年之间是2.8%。在这一段时间,2007年之前这段时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投资增长得比较快,但是投资的增长和GDP增长是同步的,单位GDP增长的贡献并不大。我们用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重要的资本是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所以10个百分点有6.68来自于这个部分。
2008年之后这个情况非常不同了,主要的变化是增长的来源,人力资本的增速减慢了。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后面两项:一是效率减半。生产力在2008年平均每年增长3.34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增长1.24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变化。
在效率大幅度下降的前提下,我们还保持非常不错的增长速度。我们单位GDP每年以4.5的速度在增加,这是增长的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我们都知道,如果资本的使用,单位GDP越来越少,增长的目标是促进消费,我们可能靠资本的进一步深化来获得增长,必须通过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寻求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2008年有了下降。研究中很熟悉的结果,我们觉得有一个结果是中国特有的,生产力的增长和投资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投资高的时候,两年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比较多,现在投资率比较低,两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会比较高。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改善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来看大企业和小企业,它的资本生产率改善速度有什么不同?2007年之前小企业资本生产率比较高,资本改善的速度比较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说我本来做得很好了,想做得更好,很难,而大企业,资本生产率比较低,增长要快一点,要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就需要改善效率。所以在2007年之前,我们基本上至少资本分配配置的效率没有在恶化,甚至小企业有一些改善。在2007年之后就不同了,是越好的企业,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效率改善速度越快;生产率越低的企业,改善速度是负的,所以资本配置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在降低。很多人解释,2008年之后经济质量不好,很多人是说来自外部的冲击,实际情况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资本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降低,这是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现象。
总体投资回报率下降
如果我们看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可以感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下降趋势。尤其是这几年已经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这是剔除了价格因素和剔除税以后的一个净的投资回报率。总体来说,资本回报率在下降。
这个自然对财富的积累是不利的,财富积累不仅仅是需要储蓄率高,还需要储蓄有更高的回报。
约束地方政府投资
问题是如何解决?我简单讲几个方面,一是更好把握和短期的平衡。我们之所以前面投资率变得这么高,影响了效率的改善,就是为了保增长,有大量的政府引导的投资,这些投资会带来效率的恶化。所以如果太重视短期,长期效率就会带来影响,这是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平衡。
第二,就是各级政府的激励和约束需要改善,如果说地方政府或者各级政府,其实不仅仅是各级政府,没有激励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经济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在中国的政府中,尤其在制度方面,对于企业的准入有很多的限制,如果政府不愿意做事,不愿意帮企业,就没有办法让企业享受比较低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制度成本。
除了给政府激励以外,也要对地方政府有所约束。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太容易获得资金,就必然投资那些效率并不是很高的项目。因为要追求增长。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执行预算法,来避免效率低下的一些投资。
第三,就是国企,我们必须要化解过剩产能,才能够改善我们的效率。但是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很多都跟国企体制有关,比如说员工的安置,国企员工的安置比民企更加困难。
当做间隔性收购的时候,如果国企和民企之间有这种交易,是不是让这些做交易的人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去做复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推动的速度我觉得还需要加快。
第四是产权的保护,今年前四个月,大家如果关心数据的话,一个最令人担心的数据就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民营资本的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到底是什么原因?经过调研发现,对产权保护不放心是民企投入比较弱的一个原因。
第五是城镇化问题,如果城镇化方向不是很明确,政府希望引导人到哪儿去,而不是根据市场的力量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那我们的城镇化必然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应该让市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让城镇化真正地变成改善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机制。
第六是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如果我们允许农民能够盘活他在农村的资产,一方面他会更加积极地进城,也更有能力进城。另外也可以使得农业的生产规模能够有所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要比其他国家都小得多。我们要鼓励这种农业生产规模通过市场机制来扩大。
最后一点就是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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