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研究生之死：对“老师”变成“老板”的追问

研究生之死：对“老师”变成“老板”的追问

近期，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李鹏在一场爆炸事故中身亡的新闻引起了人们持续的关注，而发生爆炸的工厂是其导师张建雨独资建立的真相被披露后，关于研究生和导师关系问题以及高校教师能不能经商的讨论更趋热烈。

针对这一事件，《光明日报》日前刊文指出，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所推行的“导师负责制”需要反思，因为这项制度在赋予导师无限责任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无限的权力，导师和研究生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使得导师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情况频频发生。而要打破这个困局，除了呼吁教师坚守职业底线，更应通过建立并执行科学管理制度来对导师权力加以控制。

《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探究导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文章认为，学生参与导师课题，参与一定的企业研发，在导师的研究项目中锻炼成长都是合理的，但这不应该成为导师让学生低价打工的借口，并援引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所说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

事件发生后，澎湃新闻采访了多家高校的理工科在读研究生，探究研究生为导师打工的状况和各方对此的看法。在题为“研究生劳动力：多人讲述在导师工厂经历，有人失望有人争着去”的报道中，多数受访的研究生表示有“被迫给导师打工”的经历，但也有人认为给导师打工可以为进入社会积累经验，甚至存在“有时导师会给项目分红，有师兄在读研期间买了套房”这样的“励志”事例。

在此次爆炸事件中，学校事实上有禁止导师作为法人开办公司的规定，但显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而澎湃新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校企合作获得支持，高校人员甚至被允许带着科研成果保留待遇下海经商，工科专业更加鼓励导师做实业。而在资源导向型的教师考核机制下，只要教师能完成考核指标，学校对教师其他方面对表现就会相对放任。

不过，不少学者都认为工科生的学习本来就需要结合实践，因此导师让学生去生产一线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但应有明确的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教育学者熊丙奇建议学校行政部门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 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对教师在教育和学术活动中违反规定、侵犯学生权利和学术的不端行为进行查处。

王汎森：满眼都是“现在”的当代青年

王汎森

上周，“读书杂志”公众号刊载了青年学者袁一丹与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一次访谈，围绕两岸青年发展、学术生态等主题展开，颇具启发性。

谈到傅斯年在台大师生心中位置的变化，王汎森给出了一个哲学性的观察，即举目都是“现在”。他认为，“一个社会里面，老人、中年人、年轻人，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关系随时在变”，而现在一眼望去几乎都是年轻人。在他看来，满眼都是“现在”意味着缺少纵深和变化的可能，而要创造跟“现在”的距离十分艰难，人们如何建构“过去”也是他研究的课题。

袁一丹提出，“青年”问题从来都是政治症候，当代知识青年的“烦闷”可能源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主义”变为说教、私人领域的去政治化，导致日常生活失去方向感，甚至看不见未来。王汎森认为，两岸都有大型政治意识形态的退潮，但青年有宽广的可能性，“一代有一代之风貌，一代有一代之精神。”而这一代青年，因为互联网而变得全球化，就太容易使一切都成为“现在”而难以创造纵深。网络提供的资讯看似多元，但常常变成同质的，导致年轻一辈在某方面跟前代相比更少多元性。

王汎森还指出，两岸青年拥有登上此前被欧美人独占的舞台的可能性的同时，除了培养他们的国际移动能力，还应该训练他们的根源感。而青年人对未来的焦虑与当下很多产业走到极限有关。他认为现在社会的高等教育试图把所有人按照“第一名”的标准来训练，存在“过度规划”“过度教育”的问题，人应当在多样的社会中生存。

关于当前的大学，王汎森指出整个世界都面临大学中人文向度的消失，表现为指标化、产学合作等。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大学演进的过程，赞成一定程度的智才收入和产学合作，但认为这些不应全面取代原有的部分。现代大学在重视创造有形财富之外，还应注重无形资财的培养，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他赞同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对大学角色的认识，认为总要一些东西跟精神、文化、思想有关，而且最重要的创造都不是指标规划出来的。

王汎森曾在台湾“行政院国科会”工作，而美援离开后台湾的学术研究就是靠“国科会”的项目来支持。但是项目一旦僵化为评价学校的指标，变成全民运动，就会出现流弊。他认为欧美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是来源多元，而是并非所有人都需要拿项目。

谈到大陆新儒家和“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判断，王汎森对康有为的经典作为学术持赞成态度，但认为一旦被过度发挥超出学术纪律太远则反而不妥，对儒家传统的随意挪用也会对其本身造成伤害。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其流弊，但其基本价值还在：科学，民主，对现代知识的追求，对多元的包容。

周濂：直面中国文明内部的野蛮因素

周濂

腾讯思享会公号近日刊载了一系列主题为“中国文明的历史决断”的学者对话，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濂的发言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周濂认为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在今天面临挑战，我们必须直面中华文明中的野蛮因素。

周濂非常推崇历史学者葛兆光提出的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的观点，即用历史的把中国看作“移动”的中国。例如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把“元史”看作“蒙古时代史”，与之类似的“新清史”研究的兴起，等等。周濂认为，这些新的解释历史的方式或许能打破很多迷思。

他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但1840年一来遭遇变局之后，中国的文化认同不再清晰；而中国的政治认同也并不聚焦于某一个王朝，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

周濂认为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现代文明在中国取得的胜利而非中国文明在现代取得的胜利。而作为理性人，对中华文明中璀璨的东西予以礼赞的同时，也应直面其中的野蛮因素。他引用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的数据指出，人类历史上历次屠杀或者战争当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从第二名排到第六名，全都发生在中国。我们必须反思，这种野蛮性是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中，还是漫长的专制体制所塑造出来的一种公共政治文化原因所导致的。

此外，周濂认为中华文明的崛起应当是文明人的崛起，应当将其落实道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日常伦理、日常生活中去。而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显然距离文明人还存在距离。

他最后指出，我们现在处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决断时刻，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政治人物，都需要审慎地依照根据情境行动的责任伦理而非凭借一己之激情和意志行事的心志伦理的方式，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