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读《吕思勉国史通论》｜因势察事，以事观势

《吕思勉国史通论》，吕思勉著，张耕华编，中华书局，2021年7月版，32.00元

继编定《吕思勉讲中国史》两年之后，张耕华先生又以《吕思勉国史通论》（以下称《国史通论》）为题，精选吕先生的中国史评论，裒为一书，仍由中华书局出版。

凡认真读过《吕思勉讲中国史》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国史通论》的阅读，获得对中国历史更丰富的“问题意识”。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耕华为《国史通论》所立的条目，各皆准确而醒目；读者根据这些条目，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而与吕先生同呼吸共议论，从中感受到一位大历史学家的简直、犀利、深邃和高远，并启发自己对中国历史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宏观把握。

吕思勉有关“女系”的读书笔记

笔者对吕先生的古史评论，并不陌生。而将此《国史通论》初读一过，还是感到无处不在的新鲜。许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可以说是扑面而来，目不暇接。由此而深深佩服吕先生对那些看似普通的史料中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的异常敏感，并庆幸有这样一册《国史通论》在手，随时可获开卷之益。兹略举数端如下。

一、吕先生论中国上古的母系社会，笔者过去只注意到先生所谓“母系并非母权”、而且存在“舅权”，以及“赘婿”制度与母系社会的关系等论述，而对先生以《战国策·秦策》所谓太公望是“齐之逐夫（赘婿）”、“《汉书·地理志》所谓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以及“《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等史实为证，说明我国东南滨海地区农渔之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揭示中国“自东南亘于东北，土性肥沃，水利丰饶，农渔二业兴盛之地，内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维持较久的”特点，而得出“把此等风俗的原因，归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的结论，几乎都忽视了。幸得耕华在此“女系不等于女权”条中，把吕先生在《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吕著中国通史》中的相关论说梳理、精选，为我能够注意、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是书所列各条，也都有这样的特点，对读者是极有利的。

吕思勉为光华年刊题的“观其会通”题词

二、吕先生写史，尤重世运。这一点，在《国史通论》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兹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一大变”条为例。关于炎、黄二族的斗争，吕先生引《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而谓“此数语，可为炎帝之族尚平和，黄帝之族好战斗的铁证。推想古时，似乎河南之地，适于农耕；河北之地，宜于畜牧。所以炎、黄两族，因地利之不同，生事遂随之而异；一旦发生冲突，爱好和平的农耕之民，自非乐于战斗的游牧之民之敌；而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为黄族所弱了”。

盖中国上古时代，无论游牧者，还是农耕者，还是他们各自之间，相互以武力兼并或自由联合，都是频繁发生的。这样的历史运动，越往后来，规模越大，武力兼并也必然越来越激烈。炎、黄集团的各自形成，正是这样的历史运动的结果。惟黄帝族之战胜炎帝族，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普遍建立。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吕先生所谓的“世运之升降”，即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社会的大变动，其性质是征服者剥削被征服者的；而“其善者，不过小康之治。并此而不能维持，就入于乱世了”。

上引先生所言，总共不过两百字，就把炎、黄两族生活状态的不同及原因、“农耕的共产小社会”在社会生活和组织上的特点，以及炎帝族“自为游牧之民所征服，于是发生阶级”和随之而来的“世运”，都具体而又概括地讲清楚了。这种既具体又概括的论说，在《国史通论》中随处可见。

1935年，光华大学学术课外学术研究组织中国语文学会全体师生在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校内合影。前排右四：吕思勉；右五：张寿镛；右六：蒋维乔；右七：钱基博

三、《国史通论》的“为魏武辩诬条”，极好地反映了吕先生知人论世的独特风格。先生说，举世都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而《三国演义》的前身是说书，说书人“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地步”，所以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先生说曹操是英雄（不是奸雄），主要的依据，就是《己亥令》中所透出的消息：“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的权力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其（二）是他老老实实说：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这是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身无病的人，他的话就不可尽信了。现代的大人物，做自传的多了，我们正该用这种眼光去判别他。”

社会上，向来有看轻“书生之论”的习气。然而，真正的书生之论，其实是不能小看的。像先生这样一位心地光明纯洁的史家，对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之心地如何，自会有一种敏感。正是出于这样的敏感，先生对曹操想等天下太平之后，把事情交给他所器重和信任的郭嘉，是毫不怀疑的。所以，对郭嘉病逝，曹操痛惜其命不长，先生真有一种“了解之同情”。先生说：“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说这种话的人，正见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在先生看来，曹操正是这种“公忠体国”“舍死忘生”的“文武全才”。此时，先生与曹操“独抱孤忠，难以自明”，正站在同一境界上，正有一种深刻的天真。其知人论世，完全是出于一片至诚。耕华立此“为魏武辩诬条”，选辑精当，识见和品味亦佳。

1936年，吕思勉与语文学会合影（左四吕思勉，左五张寿镛）

《国史通论》的好处，非以上所举数端，可以道其大概。然而，读此书，深感吕先生论史，有一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评论历史事件与人物时，总是能够从一时代之大势出发，对具体事件的发生与时代特征作综合分析；同时又能从对事件的综合分析中，细致入微地观察时代的特征；因势察事，以事观势。

比如，先生论“封建精神”。说当其时代，“治者阶级的精神，最要紧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唯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治者阶级的地位的原因”。又如，论东周以前的“国学与乡学”，说“一个是贵族进的，一个是平民进的”，“进到乡学里头，就有入国学的机会了；入了国学，就仕进之途也在这里了”，而平民（乡学）教育的“优点是切于人的生活。劣点则但把传统的见解（明人伦）传授给后生，而不授以较高的智识”，只有到了东周，“各机关中的才智之士，将其（一）经验所得的智识，及（二）太学中相传的宗教哲学，合而为一，而学术才能开一新纪元”。而先生论“宋儒不宜做政治事业”，则曰：“他们仍把社会看做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处的地位，各尽其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而“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专制政治）相反”，所以，“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当然，先生对宋儒也有很大的肯定，即经他们提倡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远胜于前代”，“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的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

《国史通论》共三百四十七条，各皆以相近内容，系于相关章、节之下。各章、节之前，皆精选吕先生所论为提要，是写得最好的导读。顾颉刚先生曾说，吕先生所著中国通史，总有许多石破惊天的理论。张耕华先生所编的这本《吕思勉国史通论》，正可以帮助我们去领略其“石破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