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治理互联网？

当古老传统的儒家文化，遭遇当前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由弘道书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近期在曲阜举行。这场跨界对话缘起于去年10月，阿里研究院邀请儒家学者秋风等人前往山东、江苏等地的“淘宝村”考察，使大家对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经济间的关系产生了切身体会。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春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秋风、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彤东等逾五十位来自学界、互联网界、企业界的专家，齐聚曲阜国学院孔子讲堂，开启了一场儒学与互联网的独特对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秋风在研讨会上发言。

弘道书院院长秋风以《从<易传><大学>思考互联网秩序》为题，拉开了对话的序幕。他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能获得高速发展的秘诀，可以用儒家文化传统予以解读：儒家最重视的是人伦，在人伦中可以解决知识、资源等一系列经济要素问题，中国的经济一开始都是一个个自生的小的节点，依靠人伦的网络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一种可称为“多中心的自发的”秩序。明清时期如此，现在的淘宝亦如此。并且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本身就是一种互联网思维。除了最近提出的“村镇化”概念之外，秋风还提及“钱塘江以南的中国”的概念，论证了凡是中国文化传统保护较好的地方，经济增长较快，财富分配也较公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和儒家伦理之间，确有一种超越韦伯式分析框架的特殊关系。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以其从事的网规制定为例，为与会者充分展示了互联网秩序的自发生成过程。我国互联网治理体系包含正式法规、行政监管以及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共同面对着包括虚拟环境、快速变化、海量信息、个性形态、跨界融合和复杂关系在内的多方面的治理难点。他认为从诸多层面看，网规与传统文化中的乡规民约颇为相近。此外，信用评价、联保贷款、第三方调解等具体的互联网治理手段都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子，而整个互联网平台的“最小干预”的生态化治理也与我们传统文明智慧有诸多相通之处。

在曲阜当地参与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乐和家园”实践的廖晓义女士，则为大家展示了儒家的生活方式如何参与农村的社会治理、如何在乡村落地生根。廖晓义是知名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始人，她接续梁漱溟的事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在曲阜的周公庙社区，她和她的团队建立了社工站、互助会、联席会，并通过诵读《礼运·大同篇》等方式，力求实现祀讲合一、耕读并重。在她看来，复兴儒学需要从道统、政统、学统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同时也要有办书院，育社工，并建立现代的大院、书院、庭院等社会实践层面来使得儒家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研讨会上发言。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点评时，对秋风所探讨的儒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认为儒家在同时解释人类文明中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多个样态时将遇到挑战。而在新的业态下寻找新的规则体系，儒学大有可为——如果儒学能参与创造一套规则体系来指导和保护创新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互联网产业之幸，也是中国之福。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以《互联网与礼》为题的演讲中指出，是儒家发现的礼帮助我们形成秩序，礼归根到底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规则，有其经验和形而下的一面；而同时也有“圣人制礼”的说法，强调了礼超越人类理性之面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礼在孔子那里有一个重大转向，特别重视对礼的精神进行总结和提炼，即将原来外在的仪式、行为的礼进一步精神化——从而使得礼可以推广，也可以对礼的具体形式进行改革，即使礼崩乐坏，也因有记载了礼的经典流传，可以俟后哲。盛洪先生还特别比较了礼与法，认为法自古就比礼低一层，因为法天生与强制性、暴力相关；而西方广泛地包含了规则、自然秩序的law翻译成“法”其实是不合适的。哈耶克告诉我们，自发形成的习惯和规则地位最崇高。事实上，中国传统上大多数的纠纷都是由习惯即礼来解决的，可是近代以来我们的礼被污名化，现在到了该扭转的时候了。盛洪先生最后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是为礼乃至整个儒家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也就是说，儒家可以提供规则的规则，倡导“干预最小”，从而可以慢慢形成一个良善的自发形成的秩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在研讨会上发言。

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白彤东教授则指出，一方面儒家认为人需要有所表达，不会支持压制言论的做法；但同时儒家也不会像一些人那样为互联网给所有人提供了言论途径而感到欢欣鼓舞。他还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为之前边缘化的各种非理性的奇谈怪论找到了言论空间和群体；互联网实质上让人的意见变得越来越不开放，中正理性被各种激烈的意气之言排挤；互联网还形成了一个24小时的监督机制，让人变得更不自由。另外，对本身缺乏足够权威的中国社会而言，互联网也更进一步加剧了谣言盛行。白彤东最后总结说，儒家一方面表示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强调其民本与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警惕“处士横议”而强调士君子的权威——所以应采取的态度是：应允许网络的自由发展和自由表达，但同时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希望。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相较白彤东更为乐观，他认为，从被称为“第五大自由”的互联网自由的提出到“网络的连结权”等概念的出现，伴随着的是基础权利的拓展，这与时代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更可取的做法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来更新我们的伦理。

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郭海鹏博士以《基于儒家文化的互联网应用引论》为题发言。他在学校同时讲授计算机课程和儒学课程，对这两个领域都颇有心得。他指出，儒家是一套前现代的思维体系，而互联网是对已出现“量智危机”的现代的突破，是一种后现代的范式，而前现代和后现代都跟现代形成了一种对立——也就是说，儒家与互联网本就有共通性。阴阳、理气都可以在计算机中找到相对应的结构，儒家文化完全可以在这个互联网的空间中重新再生，互联网可以体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可以体现“天地大德，生生之为仁”，都讲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他认为，与互联网结合是儒家文化复兴的一个必由之路，拥抱儒家文化是中国互联网进入本土化的必然选择——而“思修交尽”（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说法）即儒家文化加上互联网，一定是成为21世纪中西文明融合的一个可替代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姜奇平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姜奇平演讲题为《网络儒学：从天理说到社会路由学》。他提出，中国文化是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反排中律系统，即中庸“执其两端而取其中”，用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inter的net。“三”即复杂性，是西方启蒙文化里面没有的概念，复杂性是去中心化、拓扑结构，亦即互联网的结构。而对中国人而言，天下和社会都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借用许倬云《说中国》的话，“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姜奇平知识广博，上天入地，从波粒二重性讲到作为数学家的康熙，又讲到周易与二进制发现的故事，再讲到儒学的P2P结构，令人目不暇接。他特别指出，路由器的精华在于“最短路径优先”，而儒学的分形等特征，使得传播效率奇高，形成一个全息结构，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不同的网络结构里，可以不通过任何成本而实现完全同步。他还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概括其“网络儒学”的诸多特征。怎么看待人的权利问题？“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是日常生活权利的一种诉求。“陌生人也为你祝福”是要将原子化的陌生人成了情感，亦即仁人，也就是inter的net。最妙的是“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获得幸福的地方不是天堂而是尘世，就像孔子那样对人有一种切近的关怀，整个社会是个不隔的社会，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实实在在地享受我的权利。他最后表示，如果海子熬到今天会惊喜地发现这个信息社会正好就是他想追求的世界，就是孔子所说的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在每个现象之中就能得到自己的幸福——这可能是儒学和互联网最大的接近点。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学者任锋在作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学者任锋作了题为《道在器中：互联网秩序与政教问题》的主题发言。任锋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从人类学、哲学意义上思考互联网与人的关系，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人性的内涵与存在的样式，以至于在互联网的环境中“道”和“器”的界限变得模糊，形成了一种“道在器中”的格局。他认为，互联网最核心的精神也许并不是信息的自由流通或反抗权威以求得和平幸福，而应是一种人的身心追求跨越一切可能障碍而实现与外界的连通的精神，亦即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状态——这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秩序想象。通过这种天人的视角思考互联网，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一种“创业乐观主义”认为，由互联网平台所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规则及其形成机制，可用来逐渐提升和推动互联网之外的秩序，任锋认为这可能会有点过于理想化，因为现实情况会复杂得多，而儒者应积极加入到新秩序的形成的进程中来，以充分激活儒家传统特别是激活其中的礼法规则，这是时代赋予的共同的挑战与使命。

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春晓点评指出，理解互联网不仅要有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还需要有文化层面——这三重东西加在一起才是我们的优势，所以现在互联网已经到了文化自觉的时候了。他总结道，讨论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两重特别重大的意义，首先是可以相互关照、相互理解和相互解释，而更重要的是，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和发展：儒学可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反过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与存在方式，可以催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对于儒学毫无疑问是一个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