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复仇：德国在一战失去的领土，一帮文人夺了回来

1919年6月28日，新成立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1918-1933）代表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这个五十年前曾经见证德国胜利、统一以及德皇威廉一世登基的地方，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

根据和约，德国必须单方面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并对战胜国“割地赔款”。在西部，德国首先要将普法战争中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归还给法国，萨尔地区（Saargebiet）由“国联”代管15年。莱茵河中段左岸地区由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15年，右岸50公里内被划为德国军队不得驻防的非军事区。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愤怒和仇恨的乌云笼罩着战后德国动荡不安的社会。这种情绪也弥漫在了战后德国的历史学界，其内部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以来便长期积累的“仇视法国”的情绪被一并点燃。

一批历史学家有感于“时代精神”的召唤，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以若干大学为主要依托，发动了一场以德国西部地方史为对象的“西部研究”（Westforschung）运动，其使命是以文字和实物材料为基础，拯救和发掘西部故土上的“德意志性”（Deutschtum）。随着1933年纳粹政权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莱茵河畔的防御战”又逐渐演变成了为德国对外扩张撰写背书的进攻战。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西部研究”

打响“西部研究”第一枪的是以波恩大学（波恩是莱茵河中段最重要的港口和商业城市之一）为中心，成立于1920年的“莱茵兰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波恩研究所”）。该研究所不仅创办学术杂志，组织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写作和出版，还发行了专门针对中学教育和普通民众的《莱茵兰史》与《莱茵兰历史便携地图册》。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便是为“莱茵河畔的战斗”提供学术给养。

继波恩之后，名称和形式各异的历史、地理和民俗研究机构纷纷在弗莱堡、法兰克福、海德堡、科隆等西部城市建立。除去这些地方性研究力量，两个成立于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跨地区研究组织——“民族与文化地区研究基金会”（1923年，以下简称“莱比锡基金会”）和“德意志民族研究会”（1931年，以下简称“莱比锡研究会”）则体现了某种纵览全局的考量。在两个组织的牵线搭桥下，来自德国各地的“西部研究”学者定期选择某个西部城市聚集一堂，以若干主题为中心“共商学术和国家大是”，与会人员在紧张忙碌的会议之后还会集体搭车深入“故土”亲身游览和考察一番。

回顾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西部研究”，首先组织性严密，从属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基金会高度依赖于德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以“莱比锡研究会”为例，该组织一半的资金直接来自当时的德国外交和内政部。其次，研究动机具有高度的现实性，用“莱比锡基金会”负责人威廉·佛茨（Wilhelm Volz）的话便是“我们希望在客观和严格的学术标准下进行研究，然而必须立足于祖国的生存这个大问题之上”。最后，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之前，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Rasse）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不够成熟和应尽量避免提及的概念”，因为其缺少足够的学术依据。施泰因巴赫在研究德国西部地方方言时便认为，在母语区域和血缘共同体之间画等号的做法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幻想。然而诸如“德意志性”、“民族”（Volk）、“民族地域”（Volksboden）、“民族类型”（Volksart）这些与“种族”概念有着密切关联的术语却越来越多地被相关学者们用于学术实践之中，为日后纳粹时期种族史研究的滥觞埋下了祸根。

纳粹时期：从“收回故土”到“对外进攻”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西部研究”尚能保持相当的学术严谨性，并且迫于当时德国的国家实力和政策而在边界和领土问题上较为收敛的话，那么其在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后便逐渐“锋芒毕露”，在二战爆发后甚至明火执仗地为德国扩张版图、抢夺他国家领土提供学理上的论证。纳粹鼓吹的“种族”概念一跃成为了真理的标准，学术彻底沦为政治的仆从。

虽然法国在希特勒眼中一直是“危险的敌人”，但根据其“生存空间”理论，德国的领土需求主要指向东部而非西部。于是，针对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西部研究”在纳粹党的高级干部眼中就远远比不上针对波兰和苏联的“东部研究”。然而参与“西部研究”的学者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继续著书立说，以求在学术和政治上为自己正名。

根据《凡尔赛和约》，紧邻西部边境的“萨尔地区”由“国联”托管的条款于1935年正式到期，届时将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该地的归属权。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西部研究”的学者们意识到自己大展身手的时刻终于来了。

其实早在1926年，当时位于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部”和“德国科学特别情况协会”便牵头成立了总部位于萨尔地区首府萨尔布吕肯的“萨尔研究协会”，以对抗之前由法国主导的萨尔地方史研究。为了改变之前零敲碎打，各自为战的状况，“萨尔研究协会”于1929年开始在德国内政部和文化部的支持下集协会内外之力，编写同时面向学术研究和大众教育的《萨尔地图集》，并赶在全民公投前一年（1934年）将《地图集》正式出版发行。

通过四十余幅地图、二十余张照片以及一百多页的文字材料，萨尔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口数量及其分布的变化以及宗教与文化的沿革都被有机地整合在了“既是萨尔的，又是德意志全体的”这条宏观主线上，从而一方面让《地图集》走进萨尔本地民众，着力表现了他们“美丽而富饶的家乡”，另一方面将萨尔地区置于整个德意志的视角中，建立起二者之间“天然”的、难以隔断的联系。例如，通过对比《凡尔赛和约》前后萨尔的原煤和铁矿石供应地区的变化，读者便不难得出萨尔同德国其他地区古已有之的经济联系被《凡尔赛和约》人为地割断了，而恰恰是法国通过《和约》霸占了萨尔。作为德国“萨尔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萨尔地图集》在出版市场上可谓洛阳纸贵，头版发行的一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

1933年，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军队修建的“皇家山”碉堡（位于邻近萨尔地区的摩日尔河（Mosel）沿岸高地上，1687年开始修建，1689年被废弃）遗址被当时德国的“帝国义工”清理和挖掘了出来。一批萨尔地方史学者很快便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此碉堡视作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侵略萨尔的罪证，并进一步揭露了法国自13世纪以来便一直奉行的吞并萨尔的政策。而这些文章的现实目的则是将《凡尔赛和约》论证成法国再次吞并萨尔，进而威胁整个德国莱茵地区的侵略前奏。

最终，正是凭借着此类有效的文化策略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积极运作，萨尔地区在1935年3月1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如愿归属于德国，参与“西部研究”的学者们初尝胜利的果实。

1940年5月10日，德军踏过边境，正式展开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西线作战，并在短短6周时间内便彻底击败了英法联军，迫使法国签订投降协议。当时已是“波恩研究所”所长的施泰因巴赫在庆祝对法国战争胜利的演讲中便欢呼“莱茵的战斗终于结束了”，并将这场“开启欧洲新秩序”的空前胜利归功于伟大的“元首”。老一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一向对希特勒政权持谨慎态度的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甚至也对此表示了由衷的欢迎。而“西部研究”的学者们则终于有机会跟随德军坦克的车辙驰骋于国境之外了。

从“西部研究”到“西部吞并”

讲到二战时期的“西部研究”，就必须提到历史学家弗朗茨·佩特里（Franz Petri）。佩特里在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便一直在“波恩研究所”任职，并于1937年正式加入纳粹党。在“入党”前一年向科隆大学提交的教职论文《瓦隆和法国北部地区的日耳曼民族遗产》中，佩特里在施泰因巴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地名学和考古遗址断定，历史上日耳曼人曾在今天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进行过大规模殖民活动，并将下塞纳河至卢瓦尔河最北端的奥尔良一线规定为北方种族（日耳曼语族）和南方种族（罗曼语族）的分界线。到此为止，佩特里已经彻底将语言区域和以血缘为标志的种族共同体画上了等号（这恰恰是施泰因巴赫当初所明确反对的）。而当他继续主张现实中的德国边界应当同历史上的日耳曼种族共同体的范围相一致时，德国对法国北部、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领土侵占便具有了某种历史合法性。

1940年，佩特里以德军在比利时占领当局文化负责人的身份来到布鲁塞尔，开始在精神和文化上推行“比利时的日耳曼化”。为此，他直接将以施泰因巴赫为首的一批“西部研究”的骨干成员调至比利时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多次亲自发表学术演讲，宣扬比利时境内人种与日耳曼人种的一体性：比利时境内讲荷兰语的佛兰芒人在历史上乃是纯种的日耳曼人，而讲法语的瓦隆人虽然只有一半的日耳曼血统，但仍然可以被归化，因而比利时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人造的”国家，其根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当地党卫军甚至还为此人种学说专门做过生物学上的种族鉴定。尤其让佩特里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在比利时的工作得到了伟大“元首”的赏识，因为希特勒表示他在将佩特里的著作反复阅读后，对作者的学术水准产生了由衷的钦佩。

“西部研究”直接被运用于德国对外扩张的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官方对所谓“法国东北线”的划定。该线由法国东北的索姆河河口向东南延伸至汝拉省（Jura），被纳粹政权视为战争“总胜利”（Endsieg）后德国的新边界，也是其未来重新划分欧洲大陆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解密的党卫军内部档案显示，该线划定的一个重要学术依据便是施泰因巴赫、佩特里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西部研究”就此成了“西部吞并”。

随着1945年德国的再次战败投降，肇始于上一场世界大战之后的“西部研究”运动无可奈何地失败了，昔日“对西方复仇”的喜悦转眼被此刻“德意志浩劫”的痛苦所取代。要对德国史学上的这一页进行全面评价是复杂而困难的，但可以盖棺定论的是，用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西部研究”，特别是其后期的方法和结论，只能算是一种特定时代学术畸形发展的产物。

施泰因巴赫和佩特里所大量运用的地名学理论在今天的语言学学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的、漏洞百出的类比性语源学方法”，而这些作品所基于的那些看似丰富而缜密的材料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硬伤”。“西部研究”中那些有关日耳曼民族的论断大多可以看成是十九世纪种种德意志民族神话的最新翻版，后世学者已将其逐一解构。然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还要数在纳粹统治期间成为法定真理、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那一套有关“民族、血缘、种族、空间”的概念话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正像德国学者彼得·许特勒（Peter Schöttler）所言，当这些相关学者为了种种目的而主动接受并笃信了这些概念话语之后，不择手段地虚构事实，将历史变成神话似乎就成为了他们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