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 | 军校学者：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为何敌强我弱？

【编者按】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国，一个正在发生世纪性变革的大国，我们的精神生产方式终要有所变化，这是中国知识界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然而今天，存在一种现象，即话语权失落。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不会用中文说话、写文章了，而是中国理论界不太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许我们的文化传承令我们习惯了“我注六经”，但对如何创造自己的“经”，则显得底气不足，信心不足。

就此关键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思想界》编辑部召开了“中国话语与理论创新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讨论。

本文原载《上海思想界》2016年5月刊，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限于篇幅有所删节，分为三篇，此为下篇。

参会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  明  《上海思想界》主编

孙  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余源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夏禹龙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袁秉达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翟桂萍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

袁秉达：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理论创新的理念、体制、制度、方式和方法，我都认同。我谈三点感想：

第一，理论创新关键在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如果没有一种既有敬业精神，又有较高学养的理论人才，谈理论创新是不可能的。我想从科学社会主义（简称科社）角度来说说学科建设和理论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1977年党校复校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提出科社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全国高校、党校系统一下子纷纷建立了科社教研室或者科社系，社科院对科社研究也很重视，人才济济，成果累累，蔚为壮观。我自1977年进入市委党校就在科社教研部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科社专业，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38年，对这个学科深有感情。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30多年来党对科社的理论创新和探索历程。新时期我党理论创新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把科社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现在，科社界是什么状况呢？我作过专门调研，高校原有的科社学科设置和部门建制早已不复存在，山东大学赵明义教授长期坚守阵地，最后随着人老退休，科社专业也被整改了。在相当长时间内，高校系统的科社部门建制被消除了，学科放弃了、队伍打散了、阵地丢失了。虽然全国和各省市的科社学会依然存在，尚在活动。但是，随着科社老专家退休或优秀人才流失，其地位和作用也日渐式微。现在，全国党校系统科社专业的形势也不容乐观。省部级党校科社教研部的设置，大体上是三分之一仍然坚守阵地，三分之一已经销声匿迹，三分之一正在分化组合，一般是科社与政治学、法学组合，或者翻牌挂名，改称法学（科社）教研部、政治学（科社）教研部等。上海市委党校的做法是一个部门两种叫法，以党校名义开会叫科社教研部，以行政学院名义开会叫政治学教研部。随着科社老教授和知名专家的退休，科社人才捉襟见肘，科社队伍青黄不接。唯独中央党校科社部非常强大，成为全国科社界的中流砥柱。

全国每年科社专业研究生的产出率已经偏低，但是还有不少科社研究生毕业后首选择业目标是做公务员，真正安心搞科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近年来，我到中央党校参加科社高端理论座谈会，80岁以上老人还在台前唱主角争发言，这些人都是科社初创时期的第一批大家、名家，60后、70后的优秀专家不多。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阵地在萎缩，队伍在老化，如不改变，用不了多久，年轻人就转向其他专业了。科社理论创新要像老专家那样沉得下心，一辈子钻研。如果功力很浅，性格浮躁，既出不了成果也出不了人才。

推而广之，我们要反思，文化领域过去出了鲁迅、茅盾等那么多文学巨匠，群星璀璨，建国以后却很少出现文学巨匠；理论界过去也出了很多大家名家，但是现在很少出现著名的理论大家。这是为什么？著名专家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话语，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方法，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一旦把他们的学术名著翻译出去，外国人也是很佩服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曾表示，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对她有着终身的影响，她在绝望中阅读了这本著作，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

过去我们重视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不重视向世界翻译出版中华学术名著，这里有体制上的问题、操作上的问题，不完全是纯粹的话语权问题，这些都会影响理论队伍建设。如果不打开面向世界的平台和窗口，不解决体现理论创新价值的通途，将来谁愿搞这种苦行僧式的学术研究？谁肯静下心来一辈子搞一门学问、写一本巨著？像高放、赵矅等科社老前辈80多岁高龄还在做学问，像冯契先生这样创造性地建构中西马融合的“智慧说”哲学思想体系的大家，现在越来越少了。考虑到将来理论队伍建设的生力军总归要由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来接班，我们对理论队伍后继乏人充满忧虑，现在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科社的学科建设需要加强。之所以会造成科社理论队伍建设的困境，其实与科社学科设置的问题也有关。

一是概念的两种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又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又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科社是理论、是运动、是制度、是理想等等。许多专家在广义的科社上好说话，就搞广义研究；狭义科社好说话，就在狭义上做文章，哪里有利朝哪里说话。同时，科社研究对象不确定也是个问题。

二是学科的双重定位。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其中并不包括科社，科社归属于政治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现在国家课题第一栏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社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直接等同？两者算不算同一级学科？三是专业的替代趋势。由于科社难以深入，于是有些专家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替代科社研究，两者虽有内在渊源，但在研究对象、基本范畴和原理等方面还是有学科区别的。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往往使许多青年学者无所适从，望而止步。

现在，通过国家重大课题申报和立项，马工程专项基金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各高校的设置，有利于聚合科社研究队伍形成合力，有利于科社专业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但是，如果把学术圈子搞小了，也会妨碍很多富有个性的理论专家参与科社理论创新。科社研究往往需要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党建等多门学科知识的交汇与融合。只有在广大理论专家个性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形成创新理论成果，这是党中央与理论界共同创造完成的创新成果，是个人创造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同样，一旦新的重大理论创立以后，理所当然允许理论界作出个性化演绎和创造性发挥。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也会影响广大理论工作者创新智慧和研究潜力的发挥。

第三个问题，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可以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究竟如何表达，近年来理论界一直在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4年10月13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觉得这既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试探，能不能达成共识？能不能写进党章？值得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总体性表述，我认为习总书记这三句话就足够了。如果党的指导思想在每一代领导集体执政后都加上一句话，十年加一句，成果越来越多，话越拖越长，这不符合理论创新精神。

我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曾经向有关方面建议，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可以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在“主义”后面不加“理论”，不提“体系”，就这20个字，非常简洁。我认为主义就是理论，理论定有体系。据《辞海》解释：理论就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显然，与“主义”同义反复的“理论体系”概念可以省略，提法更简明，表达更流畅，而且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稳定性。

党的指导思想这三句话，内容不能遗漏，秩序不能颠倒。一方面表示马列主义老祖宗不能丢、没有丢；另一方面表明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至于两次飞跃的历史进程和两大创新理论成果的具体演绎，可以用三句话进行具体阐发。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一路演绎下来，并且揭示以后还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党的“19大”或者“20大”修改一次党章，紧接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一次宪法，今后这一提法就可以稳定相当长一段时间。

“马克思主义”没有加理论体系，“列宁主义”也没加理论体系，“主义就是理论，理论必成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尝不是理论呢？理论怎么可能没有体系呢？理论和体系都是蕴含在“主义”之中的。体系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我们写一本著作要建构逻辑体系，我们讲课和发言都有其内在体系。关键是看这一体系是否具有内在的真理性、科学性、逻辑性。同时，体系也要经历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翟桂萍：我主要谈一下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习主席指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敌强我弱的网络空间没有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宣传。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现状是什么？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又是什么？这里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先来看敌强我弱的几种主要态势：

技术信息方面，西方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互联网借以运行的一系列根本性技术规则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作为支持互联网运行的最核心技术结构根服务器来说，目前根服务器全世界只有13台：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均为辅根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中国虽拥有顶级域名CN，但是这一域名分配却是由1998年成立的ICANN（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机构）决定的。ICANN负责全球互联网IP地址的分配、顶级域名系统的管理等互联网国际管理事务。它虽名为非营利机构，但却改变不了其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政府背景。而且在网络上，中文的信息量在整个网络上的占比还不到10%，80%都是英文的。

话语权方面，西方具有主导优势。西方的舆论传播在不断的话语创设中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从中国威胁论到所谓的自由、民主等，西方都是话语的创设者。比如比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权、全球化、治理、公民社会等等都是从西方来的。再比如“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一些官兵觉得“军队国家化”很有道理。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军队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封建主的私人武装到国家武装的转换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归属于国王这一最大的封建主到归属于公共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成长，伴随着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特别是政党政治，使得西方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能因为党派之争而给国家发展带来不稳定，不能成为现代国家发展中的不理性因素。为了更进一步促进国家武装力量的理性化，西方国家的武装力量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有机嵌入，最终归属于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而不是某一个党派，这是武装力量在国家秩序中的一种有效安排，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由此论证了军队的国家化、军队的中立化等观点和价值。并由此向中国推行其理论，让中国民众甚至学者也认为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使得军队国家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但它事实上是完全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逻辑。但这样的理论性使得它具有鲜明的学术支撑和规律性特点，因而更具有蛊惑性和欺骗性。

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污名化、边缘化的危险。网络上存在的一种怪象是只要你是正面的声音，不管是谁，都会遭到围攻，甚至遭受网络暴力。赵雅芝女士2015年1月8日路过天安门顺手拍照发微博“每次路过天安门都会深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竟然遭到强烈围攻、谩骂。另外还有一些人以骂党骂政府来吸引眼球，乃至一些党员干部和学者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某知名大学教授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中，公然说左权将军不是战死的，公然站在日本右翼立场为日本说话。北京大学某法学教授公然提出“政党法人化”等谬论。某大学副教授公然叫嚣，“我就是汉奸，你能把我怎么样？”公然挑衅公众的爱国情感。还有一些明星、学者纷纷为西方代言，唱衰中国，为西方摇旗呐喊。可以说正能量的声音无端被围攻被淹没，负面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却甚器尘上，骂党骂政府似乎成为主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分析一下敌强的原因：

第一，西方实行意识形态全覆盖全渗透。西方的舆论宣传则是“全方位”、“全维度”地贯穿西方价值观。好莱坞的大片、企业的并购收购、巨额的投资，更不要说各种文化宣传了，都深刻体现了西方价值观传播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宣传再也不是带着“标签”的行动了，而是充分利用信息化对历史、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等进行全面关联。从最早的西化分化，包括对苏联的西化分化，到现在的网络转基因，包括人权斗争、经济斗争、网络斗争都反映了西方价值观的全渗透。正如尼克松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资金、外援都将毫无意义。”我们会发现别人讲政治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这使得西方的舆论宣传不仅仅是宣传，而是一场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

第二，西方舆论传播重视理论的包装。我们刚才很多专家教授都谈到了，我们的很多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为什么？原因在于西方的很多舆论宣传让人感受到有理论的支撑，感觉很科学，很学术。善于宣扬西方的历史发展逻辑，是对西方历史规律把握基础上的一种价值传播，感觉很客观，很正确，吸引力也很强，我们不自觉地跟着走，使用他们的话语体系。但是这样的理论和逻辑是不是适合中国？很显然，各国的历史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西方的科学性并不代表在中国也是科学的。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把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有机交融，包括在社会娱乐性和价值观的结合上做得非常好。

第三，西方舆论传播靶向明确。西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主要靶向青年人。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碎片化、孤立化、简单化，无论是戏说还是通过细节的问题剖析，以青年人的视角解剖历史，肢解历史，让青年人感同身受的问题剖析和分析视角，使之具有真实性、可信性，以致于受到广泛传播。比如一些抹黑英雄的言论，就紧紧抓住了青年人群的心理特点，大肆歪曲并广泛传播，从英雄的角度去党史、军史、国史化。更可怕的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界也产生了一定的认同，包括传播的普适价值、宪政主义等等，以及各种所谓宣传、布道之类的宗教鸦片。典型代表是演员孙海英进行所谓的宗教宣传，诋毁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恶意攻击毛泽东，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解构爱国主义。

第四，西方舆论传播手段多样。很早以前大家都知道了美国之音、BBC，各类的自由之声在我国周边也很多，包括现在的网络。在各种媒介中，信息都是以英文为主的，包括互联网服务器很多都在美国，信息的传播每五条信息当中就有四条来自西方。我们现在有防火墙，没有防火墙怎么办？现在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的互联网就是局域网。西方提出互联网的自由问题，我们提出互联网主权的问题。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观念问题、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是经济、文化、社会多角度、多维度的东西。西方利用文化产品推广他们自己的东西，自然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日常生活的价值渗透几乎无处不在。

第五，西方舆论传播的组织性好，支持力度大。我称之为有组织、有计划、有资金、有人员。西方国家舍得用钱，放长线钓大鱼。美国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基金会，比如亚洲基金会、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通过对专家学者和社团组织的资助，来培养它的代理人。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所谓的理论分子，据报道说拉萨的3•14事件、乌鲁木齐的7•5事件背后都有民主基金会的影子。自1981年开始，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运作已经30多年了，已经累积向中国各机构团体捐助了3亿多美元，平均每年1500万到2000万美元。我们很多的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都用了人家美国的钱。前段时间有消息称，日本拨出405亿人民币的专项经费用于2016年“知日派”的培养经费。其实，早在2013年《华盛顿自由报》就援引日本外务省情报披露：日本1996-2003年连续拨付了11.37亿日元，用以培养亲日派人士，而中国是重点。美国维基解密也曾披露，百余位中国媒体人、政府官员、半官方学者、网络写手等，正接受着美国的特殊资助和特别保护。这就是西方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注重对代理人的培养。让中国人攻击中国人，或以学术研究为幌子替西方代言，或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创新研究的机会，或给我们的青年提供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总而言之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西方价值观，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代言，从而使西方的意识形态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其次，“我弱”的原因分析。

第一，缺乏“讲政治”的行动逻辑，习惯居高临下的灌输模式。一定程度上讲，我们讲政治更多的讲在了会议、文件和各种表态中，在实际工作和行动中是不是真的讲政治，就另当别论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的各项工作又往往带有“政治”的“标签”，工作还没有做，就告诉别人我要对你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预设的前提就是对象存在各种问题，潜在意识里把教育宣传对象作为了问题对象，需要“我”来进行教育和宣传。这种“标签”化作业方式的效果可想而知，有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第二，缺乏话语主动权，习惯打被动仗。一些领导干部抱着明哲保身、对上不对下的理念，喜欢打官腔，出现了对一些问题要么不敢发声，要么发声不及时，要么发声不应景，完全是被动应战。以至于讲的话不入百姓的耳，更不入群众的心，结果造成各种猜测，谣言四起，严重的甚至造成了社会群体性事件，极大地危害了社会安全。习总书记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明确、不管不问，对党的威信造成极大危害。一些党员干部的不作为，或者是消极作为，危害极大，不仅拱手让出舆论场，更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引发恶性循环。

第三，缺乏理论的有效支撑，存在大众化传播供给侧短板。理论的彻底性是政治坚定的基础。一方面，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知之甚少，容易出现人云亦云、不知所云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现象还缺乏有力的理论分析，比如所有制问题，比如阶级和阶层的问题，包括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题，现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未来怎么样？理论上的问号没有拉直，舆论宣传上就没有底气。包括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还是没有能够很好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从理论上把问题讲清楚。理论大众化的缺乏，使意识形态传播遭受供给侧短板，带来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张裂。

第四，缺乏传播理念的开放性多样性，惯常于枯燥地坐而论道。谈一种现象，据我了解，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各小学都在要求小学生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不出来就要罚抄写。这种教育方式说的严重点就是用心险恶，让孩子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就开始反感我们的教育方式，想想看，之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能起到多大用。说到这一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点感受，就是小学老师的信仰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开放，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以至于有的老师就在课堂上讲起了主啊耶稣，甚至把孩子们带进了教堂。当然我相信这只是个别现象，但联系起来思考，不能不让人忧心。我们的宣传更多坚持了列宁所说的灌输理念，在实践中缺乏层次性区分和有效的教育方式，需要在大众化上狠狠地下功夫，以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和社会力量的支撑。

第五，缺乏组织优势的有效发挥，没有形成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盘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鲜明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党来说就是组织性非常强，但是这样的优势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未很好发挥。对传播谣言和负能量的人缺乏斗争，惩罚力度不够。还有我们对敢于发声，敢于为党说话，敢于支持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的支持力度不够，所以组织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学术界效能发挥得也很低。前面的专家教授也谈到了一些，一方面，我们学术界有很多的理论成果，但是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对我们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撑；另一方面，对学术界善于发声和敢于发声的人的支持力度缺乏，甚至出现了一定的限制，一定程度地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使“我们的声音”弱小，也就是壮大甚至鼓励了其他的声音。怎么样把我们的组织优势有效地发挥出来，增强信任，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成为应当加强的一个方面。

整体来说，当前状况还是敌强我弱的态势，但是现在有所改观了，中央网信办、各级政府等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的力量，正能量的声音越聚越多，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但上面分析到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否则这种敌强我弱的态势难以有根本性的改观。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的紧张与割裂状况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民间话语体系与官方话语体系的张裂，政治话语体系和社会、经济话语体系的张裂，官员自身人格的分裂，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来加以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