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 | 是用汉语对世界说话，还是学习英文再去诉说？

【编者按】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国，一个正在发生世纪性变革的大国，我们的精神生产方式终要有所变化，这是中国知识界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然而今天，存在一种现象，即话语权失落。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不会用中文说话、写文章了，而是中国理论界不太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许我们的文化传承令我们习惯了“我注六经”，但对如何创造自己的“经”，则显得底气不足，信心不足。

就此关键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思想界》编辑部召开了“中国话语与理论创新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讨论。

本文原载《上海思想界》2016年5月刊，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限于篇幅有所删节，分为三篇，此为中篇。

参会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  明  《上海思想界》主编

孙  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余源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夏禹龙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袁秉达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翟桂萍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

陈学明：首先，我想讲理论创新有两个问题必须面对，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理论创新？30多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就是创新的道路，“五大发展”中的第一个发展就是创新发展，中国高举创新旗帜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创新就是突破现在的时空界限，实际上来说就是时间上突破现在，面向未来。空间上就是突破现在的地域范围，要面向世界。中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不进一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不断地突破，中国要想生存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创新，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个问题是鲁品越教授讲的创新要不要底线？底线不是我们主观设定的，是中国客观历史的现实所决定的。创新始终在这两个问题上争论，第一个问题固然很重要，第二个问题也值得重视。如果突破底线，中国很有可能会一塌糊涂。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取得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奋斗出来的，其中有一系列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能突破吗？

十八大五中全会以来，习总书记不断发出声音，比如说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会上，他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说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如此盛行的情况下，又提出了要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沉思吗？在最近的关于党校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的话讲得更加明确与尖锐了，他不仅要共产党的干部要有铁一般的信念，而且要有铁一般的信仰和担当。信仰和信念难道不是底线吗？创新怎么可以突破信仰和信念的底线？

第二，理论创新还要立足于现实。创新一定要反对从主观意愿出发，而是要尊重客观，这一点对理论工作者来说尤其重要。现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处于什么状况？我们还处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过渡阶段，还是现代性已经走到了它的界限？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性还没有实现，从而要继续弘扬现代性理念，还是我们已面临现代性的界限，现代性已经限制了中国人民，从而需要超越现代性？

我们现在确实面临很多问题，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在面临，西方国家没有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在面临。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比西方国家碰到的还要严重，还要多，这就是社会现实。这样的社会现实会产生相应的理论需求，所谓理论创新，应当发端于这样的理论需求，而不是离开了这种理论需求去“另搞一套”。

第三，当今中国始终有两个问题必须要做出回答，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创新中要始终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所谓创新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化。

第一个是中国道路问题，即我们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还是不对？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哪里？随着时间的深入，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化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越来越清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开辟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现在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讲这既不是邪路，也不是老路。世界上还没有一条“非西方化”的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就是要走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非西方化”的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中国人民坚信“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对这条道路的意义、可能性、内涵、前景的理论阐述远远没有完成。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的领导地位是不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走这条道路是不是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我读初中时，记得初三一年时间政治课学习的就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上课的那个政治老师又讲得特别有感情，考高中政治考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不但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在初中三年级由这本书奠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写出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而且把为什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这条道路真正论述清楚。理论创新，不一定非要寻觅新的题目，对一些关键问题抓住不放进行深入阐述，讲出新意来也是创新。

第四，是否围绕着中国如何进入人类新文明做点文章。有一本书叫做《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写的，在国外有很大影响，去年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也引起了一定的注意。这两个美国学者跑了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来了中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率先创造出一种人类新文明。中国生态危机如此严重，可这两个美国学者偏偏认为在世界上最有可能解除生态危机，率先进入到生态文明的是中国。他们认为，关键在于中国有率先进入到人类新的文明的土壤，有独特的思想资源。他们把这种思想资源称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中国传统智慧；第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第三，过程哲学。这三个组成部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以突出整体，强调系统性、有机性为特征的哲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有机”两字。

我觉得我们应当沿着他们的思路做深入的研究。中国继续往前走，走向哪里？中国道路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还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它能引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强调个体、个人本位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要走向的这种新的人类文明，其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难道还是个人本位的哲学吗？这不正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所要研究的问题吗？

对于为什么我们现在走向或出现了现代性的边缘状态的问题，有两种回答，第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回答，第二是马克思的回答。我同意马克思的回答。后现代主义回答是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是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即由科学技术、现代知识以及理性主义、主体性原则这些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本身所带来的，这些要素本身就隐含着负面效应，所以现代化道路所出现的代价是必然的。存在主义和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包括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作后现代主义解释的路向，大致就是这样认为的。而马克思的回答是，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由现代性理念本身带来的，科学技术没有原罪，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由资本逻辑带来的。

如果按前一种回答，那么中国道路是不可能的，因为既然所有这些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根源于现代性本身，那么我们要追求现代性也得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不可能既要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想避免其负面效应。而中国道路实际上就是想走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而按照马克思的回答，中国道路是可能的。既然现代性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由现代性本身而是由外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带来的，那么我们完全可能通过改变那些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铲除造成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走出一条让“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得马克思的要领，阐述得十分清楚明白。

陈喜锡：我同意陈学明的意见，一是需要理论创新，二是创新要有底线。当然，底线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我们在讲为什么需要创新时，强调要突破当下，面向未来，突破中国，面向世界，那么我们现有的理论对当下和中国的解释需要不需要也有所突破？这就涉及到底线的绝对性在什么地方？相对性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在思考并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就是界限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问题。

余源培：讲到中国国情，有一个基本观点是在一直强调的，就是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中国现在处于的时代，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来考量，也要考虑到全球的“世情”。

我不太主张说中国已经走到了现代性的边缘的说法。当代中国还大量存在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思想领域里面也都存在着，同时交叉着现代性产生的矛盾，还有就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矛盾。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等领域看，很难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现代性的极端了，有许多问题不仅是一国产生的，而是全球存在的。中国今天就不存在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影响是什么？它是现代性走到了极端的表现吗？不能这样说。从前现代到现代这个过程当中，要看到我们的体制，我们的观念，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受到了这方面的诸多限制。

现代性产生的矛盾有两种：一种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不搞市场经济，长期坚持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面前考试不及格有关系。而资本本身的逻辑就有两重性，当我们今天看到资本带来了很多弊端的时候，同时要看到资本在全球，包括在中国也带来了一种脱贫的好处，中国这30年如果不实现市场经济，不利用资本，还是“文革”的那种状况，走这条“老路”是没有出路的。我不否认资本的逻辑是趋向获得利润，但是资本有它的历史上的合理性，我们要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伦理社会主义”，不能完全用任意的态度来批判资本。我们现在还处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的国际环境，这也有矛盾。后现代对理性、统一、权威等处于解构的状态，我们现在还不能不强调这些东西。中国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它不是单一的，不是单纯处于某一个阶段，而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三者交错之中，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的时空定性。

黄力之：我认为中国话语是关系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自我性的概念。从文化关系模式来说，所谓中国话语就是用汉语对世界说话，让想听的外国人经过自己的翻译去听懂，而不是我们自己把汉语译成英语再去对别人说。近代以来，都是我们把自己的话翻译成英文再去告诉世界，由此，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学习英语，以致于英语培训成了大规模消耗中国人的精力和财力的累赘之物。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文化史逆转的时期，我们可以说自己听得懂的汉语，别人想听，得自己去学习汉语，这就是孔子学院兴盛的深层原因。

因此，中国话语的意义在于其标志着中国文化新的自觉，它的强大的现实基础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为什么崛起？可讲的因素很多，如学习西方经验，搞市场经济。但一般人都忽视了中国自己的经验，总是把中国经验当成必须去掉的东西。经过这么多年，很多人都看到，学习西方经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不少，为什么只有中国能成功呢？这就必须要讲到中国经验了。为什么要提出中国话语呢？因为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必须依托于中国话语来进行。

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了解，然后又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毛泽东。他们不像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化人，只知中国而不知外国，他们使用的是地道的中国话语。对外国人来说，你要懂中国就必须懂毛泽东，而要懂毛泽东就必须把他的文章翻译过去仔细研读，这就是中国话语的力量。当然，鲁迅与毛泽东的时代局限性就是他们的中国话语脱离了强大的物质支撑。缺乏物质支撑，只靠话语是撑不住的。所以，关于中国话语的构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强大，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构中国的话语体系。

现在，政治上讲中国道路自信，批判新自由主义之类的主张，这样的文章总是可以写出来的，自圆其说并非难事，但让人信服还是不容易的。我认为，与其从政治上讨论不如从文化上讨论，因为政治与权力相联系，而文化与我们自己相联系。近代以来，最值得讨论的是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模式。似乎能够代表主流话语意图的是张岱年的“综合创新”，其好处是不对中西作先入为主的预设，中也好，西也好，不管谁的东西都先拿来，拿来以后再创新，这在话语上具有合理性，显得平衡公允。但是当中体、西体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时候，所有的讨论必须回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中和西到底要用什么？体和用何者重要？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面对这个问题，用综合创新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构建中国话语，必须祛除全盘西化的思想，此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全盘西化对中国人精神的统治，可谓时间不长而烈度甚深。我在研究中发现，全盘西化应该说有两种形式，有最激进的形式，也有比较温和的形式。比较激进的形式当然就是从胡适开始的话语，没有任何遮掩，就是赤裸裸的，中国所有的东西都不如西方，所以必须西化。后来还有人讲中国文化早就应该后继无人，还担心什么后继无人呢？温和的全盘西化形式，就是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由于他的模式中使用了“中用”一词，所以不被人看成是全盘西化。但李泽厚不过是主张将“西学”应用于中国而已，而且是“体”这一根本的东西应用于中国，所以他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温和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层对全盘西化的温和形式有相当大的认同。这是因为，改革之初，当我们看到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我们显露出来的东西有非常强大的诱惑性时，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西方文化。我在公开刊物里看到某位领导人晚年访谈录里面有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必须按照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来办，只有全面向西方学习，中国才有现代化的前途。可见他也将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理解为全盘西化，把中国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案归结为西化的模式。面对习近平上来以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其对西化的拒绝，有人很担心，说要防止“中国的改革终止于半途”，半途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有条件对西方的学习再加上中国经验的坚守。习近平说我们不能认为，只要外国有的中国必须要有。我认为“半途”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其成功，相反，所谓“全途”的结果怎样，无从证明。中国只要能够继续运行20年、30年，使中国最后完成对美国的超越，这就是中国话语的存在之支撑。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如果是“半途”，改革就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的逻辑是只有彻底西化了才不是“半途”。

从当今现状来看，相当一些人的潜在心理依然认为中国最终必须要完成西化的过程。但是习总书记认为中国的基本制度层面上的东西，如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已经确定了的东西，要改也是技术层面上的改，而不是根本性的改。尽管已经明确表达过了，但还是有人想从根本上改，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应该说，习总书记的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中国崛起这一事实基础上的，难道说我们是由于全盘西化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吗？不出意外，中国在不久的时间内会超过美国，这才有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心。

近些年来，都是一些西方人在预测中国强大以后，世界秩序将会怎么样，他们不得不对西方文化进行整体性的反思。这些著作都是西方人写的，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可见中国人自己的认识是滞后的。西方人一方面不高兴中国的崛起，但是另一方面准备接受现实。像英国人一样，英国人当年在美国崛起时不高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在1949年说中国被世界瞧不起的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他老人家在晚年感觉到中国依然落后，他没看到中国在今天的崛起，但他预言了中国对西方的超越。

中国话语的文化形式是什么呢？我认为要重新思考“中体西用”的模式。“中体西用”被认为是清末以来保守派折中主义思路，不足为据，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张岱年也好、李泽厚也好，他们都认为对当下中国影响最大的东西依然是“中体西用”。亨廷顿在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时，就说全盘西化难以在今天的中国被接受，中国的文化模式其实就是中体（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西用（市场经济）的模式。我们要破除对“中体西用”的成见，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

构建中国话语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因此，怎么重构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模式，怎么重新认识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关系各个方面，确认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一切都应该进行重新研究，像恩格斯说的一样，“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我们的使命就是公开宣告西化思维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要重新研究“中体西用”的可行性。一个时代不是几年、几十年就能完成的，意识到时代的巨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新的东西很多，但人们并不能认识到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创。中国的全面崛起不是几十年就能够完成的，即使100年以后才能完全证明到今天的认识是正确的，也是合乎规律的。不过，我认为，结束西化思想所需要时间会短于西化思想的形成时间，历史正在提供证明。

孙力：“中体西用”的“西”包括马克思主义吗？

黄力之：“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因为170多年以来中国的东西本身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陈学明：我基本同意余老师的看法，现代性是复杂性的，现代性有其界限，负面的效应现在开始出现了。

赵修义：我谈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余源培教授讲过的问题，现在提出理论创新有什么新意，有什么具体的针对性？理论创新不是现在提出来的，“十五大”就提出了，当时我还专门搞过课题。现在强调理论创新，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

现在面临了两个情况。从客观上来说，国情、世情这些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而且有些变化很可能是大家之前没有想到的、前所未有的。我2015年底收到童世骏在挪威的老师希尔贝克给我的新年贺信，他特别讲到，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举了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欧洲人的这种感受，反映了世界上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的情况大家也会感觉到，我们这几年出现了很多问题，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不说别的，雾霾谁想到会这样严重？我看中央台节目，分析华北平原雾霾的原因，感到解决雾霾的问题实在难办。现在人们如果真要解决，要关停多少工厂？要有多少人下岗失业？世情、国情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单靠老的思维、老的观念、老的理论能不能应对？总要与时俱进吧，需要通过创新来应对客观形势的变化。

另一方面这几年保守主义、本本主义多起来了，文化保守主义最典型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古已有之。《解放日报》有一个通栏标题，叫“民主政治，古已有之”。这不是报纸问题，是一段时期的一种倾向。另外就是本本主义，洋本本、土本本，好像本本上的东西可以直接解释现在发生的一切。还有余源培教授说的精神状态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发生的大事情大问题尽量回避、不说、不研究，甚至不去想，觉得这样才比较太平。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创新与探索的关系。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很难一下子就要能拿出绝对正确的结论。现在提倡大众创新，很多人反对，就是因为创新有90%是不成功的。创新一定要有突破，突破出来的很多东西开始仅仅是一种“意见”。要看到创新是一个过程，而在过程里面必然会出现片面的，甚至很极端的观点。但是只有在这一过程经由“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才能达到真理。大家只有都去探索，并如实地把自己的“意见”当做是一种“意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提出比较好的东西，逐步接近真理。现在面临这么复杂的世界格局，包括中国国内的变化，提出这个问题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实际回答中国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所说“理论创新”指的是什么？按照我自己的观察，我们现在讲理论创新最主要是“党的理论创新”。宣传部理论处一直在编“党的创新理论”文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到《解放军报》也讲了党的创新理论。我记得大概是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一直在讲“党的创新理论”。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我们琢磨的。党的创新理论除了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机构有组织地在进行研究，我们很多理论都是中宣部编的理论读本。这个事实表明所谓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上面一个专门机构做一些研究，下面的机构在宣传上做一点延伸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还不能说是理论创新。为什么要明确这一条？这涉及到我们学界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创新也是理论创新，这是学者做的，比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这种创新往往是带有个性特点的东西。冯契先生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进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时代精神，它不是抽象的，是“通过哲学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的”。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时代的矛盾、问题，形成自己专业领域里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而后谈”。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他认为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哲学，必定要有个人的感受。这个视角也可以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各学科。这种学科的创新跟体现党的集体智慧的“党的理论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冯契先生在总结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时候，一方面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贡献，另一方面专门列出篇幅来论述哲学家的工作，包括他们的贡献和不足。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值得我们借鉴。主流理论既然是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集体智慧以官方形式表达出来了，所以它的表述也好、提出问题也好，有很多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在下面考虑不到的视角。比如陈锡喜多次讲了指导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现在的理论创新要不要鼓励带有个人特点的理论创新？很多人说我们老是跟着西方话语走，什么道理？我看到一条消息，北京举行盛大规模的讨论会，专门讨论福山。福山有多少东西？大家是知道的。他是个善变的人，但基本立场依旧。他提出“历史终结论”，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中国的国情必定要有党的创新理论，但是我认为党的创新理论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支撑，这些学术支撑只要大方向和中央保持一致，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话语，官方采纳不采纳都没有关系，说不定外国人也想看。我们老是要求在官方话语上发表看法，还怎么写文章？这样做功效不大，语言方式怎么翻译也没有用，外国人理解很困难。

现在搞理论创新，眼界要宽一点，而且要鼓励有个性的创新，无论从概念上还是学理上都要有点新的东西。现在有些文章没多大意思，有一篇文章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比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高明。这本来就是不需要比较的东西。

此外，对于“理论”这个概念也需要厘清。现在的“理论”概念外延太大了，无法把很多不同层面的东西分清。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过这个问题。主张要把事实性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和操作性的原理区分开来，把一般原理同它的实际运用区别开来，在操作性的层面上还需要把原则和策略加以区分。理论、方针、政策、策略是不同层次的东西。我们这些年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了，现在讲“理论创新”需要分梳清楚几个层次。

第一，先要把“是什么”的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强调的是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世情、国情是什么？对世界先要认识、理解，而不是先讨论怎么应对。我最近看了上海交大周林教授的一篇文章，批评经济学界缺乏数量研究，如何对中国经济作数量分析说得不多，等等。许多人都在说印象，都在说对策。不是单纯主张把数量经济学搞红火，而是要拿出一套自己搞出来的中国经济状况的统计分析数据，把中国经济的情况搞清楚，现在不少人都是凭感觉，凭鸡零狗碎的东西在搞，所以要把国情搞清楚成了当务之急。只讲国情不讲世情的话，国情怎么分析得清楚？现在难的是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很麻烦。看到报纸上，包括官方用的概念都很混乱。现在不用阶级这个概念了，用阶层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最近又有了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之类的话语，陈恩富提出的是利益集群。用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说不清楚，没有恰当的概念工具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开展学术讨论的，需要用新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情况。这两天报纸上又说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是不同的概念，北京有55%的中产阶级，年收入25万，我很怀疑，因为房产是不算收入的。农民工概念不用了，要改成新市民。这些概念的变动，有的是真的需要，但是作为学者来说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说了3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0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怎么回事？说得清楚吗？因为客观情况是我们制定政策的依据，把事实情况说清楚是最基本的东西，天天玩概念，天天争论没有意义。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认为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从哲学上来说首先要分析可能性的问题。可能性与规律有关，但是如同毛泽东所说，可能性不是一，有几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价值选择？这些问题要研究。冯契先生讲了，价值是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去追求的可能世界。道路问题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下一步怎么走？要搞清楚有几种可能性。这些问题跟国情问题是一样的情形。

第三，是怎么做的问题。中宣部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部分可称之为政策大全，主要回答怎么做，怎么看却放在第四条。而在怎么做的问题上，现在报纸宣传的重点是上面想怎么做以及要求下面怎么做。但是下面遇到了具体情况又该怎么做？从1990年代开始我接触的干部，他们多数关注的就是怎么做的问题。这反映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但是对前两个问题如果不关心的话，恐怕也不是好事。怎么做的问题是千变万化的。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政策和策略经常要变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这和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现在看到比较可怕的事情，即具体政策上的不同意见马上会上升到意识形态争论。这是前30年的教训，很多具体的问题，如办不办公共食堂的问题都上升为要不要社会主义，这样一来许多问题就很难办了。

第四，如何进行宣传？怎么说的问题，需要解释，需要论证，涉及到“话语”问题。我认为“话语”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出现的，现在什么都说“话语”，我不太赞成。“话语”这个词有特定的内涵，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福柯搞出来的概念，强调的是话语权，也就是权力与语言的关联。他就是不承认知识和真理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靠真理吃饭的，讲究认识的真理性，所以要有理论。而理论范畴、概念不是一般的话语。其中有些可以直接拿过来广为宣传，但是有些是需要转化为话语的。现在强调“话语”是针对问题来说的，就是要在世界上争取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要重视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把理论，包括一些基本的范畴和概念与“话语”作适当的区分。

“话语”看上去更多是新闻部门该管的事情。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需要在基本理论上多做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党的理论创新是可以作贡献的。根据各自的情况，可以从不同层次上做工作。也可以用学术的语言来做阐释和论证，像黄力之的论证一样，站得很高，有上百年历史的论证。但是我总觉得，基本理论包括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学界是责无旁贷的。分析国情、世情的时候，我们对原有的概念系统要做反思，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过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所有制的概念，在实践中，我们已经把它细化了，像包产到户，不仅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加以区分，而且把农民个人的使用权和村集体的使用权也加以分疏了。对概念的梳理，就需要把这些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还有一些外面引进的概念也要梳理。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我觉得也需要分析，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诸多学说中的一种搬过来说中国的事情，有的东西是很难说通的。是不是把现在世界上新的潮流，比如说骑自行车都当做后现代？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