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 | 中国理论界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编者按】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大国，一个正在发生世纪性变革的大国，我们的精神生产方式终要有所变化，这是中国知识界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然而今天，存在一种现象，即话语权失落。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不会用中文说话、写文章了，而是中国理论界不太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许我们的文化传承令我们习惯了“我注六经”，但对如何创造自己的“经”，则显得底气不足，信心不足。

就此关键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思想界》编辑部召开了“中国话语与理论创新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讨论。

本文原载《上海思想界》2016年5月刊，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限于篇幅有所删节，分为三篇，此为上篇。

参会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  明  《上海思想界》主编

孙  力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余源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夏禹龙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袁秉达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翟桂萍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

孙力：我来抛砖引玉，讲两个观点：一个是党法和国法的问题，一个是指导思想的问题。

先说党法和国法的问题，这是理论界比较关心的，也是话语体系应该加以梳理的，更是需要加以提升的问题。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后，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新取向就是党法严于国法，这种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关注。有人就认为党法严于国法不符合法治的要求。那么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

我认为党法严于国法是我们依法治国的进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进步，所以应该认识和揭示这样一个命题内在的法理逻辑。那么法理逻辑在哪里？这就牵扯到我们怎么去认识法治原则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谈到法治就有一个宪法至上的问题，也就是依宪执政或者依宪治国的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讲的法治也是肯定宪法地位的法治，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宪法原则和西方的宪法原则是不一样的，有很重要的区别。比如说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点在西方看来是绝对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怎么可以用法规定党的地位？但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原则，所以中国和西方的法治是有不同含义的。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党法严于国法的法治逻辑和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就在于它是先进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它执政合法性最核心的东西，先进性和执政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从这个前提出发，党法严于国法就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权力合法性的保证。

因为我们共产党要长期执政，长期执政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权力规范和权力的合理使用或者反腐败问题，这一点对党来说其挑战是非常大的。怎么来规范权力？最近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到了权利的放弃问题，他说：“加入共产党意味着放弃了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申请加入共产党，成为组织的人，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现在有很多人质疑党法严于国法不符合法治精神，就比如说双规，享有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内容，党法不应该剥夺自由权，为什么要搞双规？宪法是最高的，其他法不应该超过这个法，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不符合法治的规定。王岐山的话讲得非常清楚，简单明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要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阐述。权利约束的合法性在哪里？源于对权力的赋予。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逻辑，是铸造约束权力的笼子。

习近平说过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里边包括用约束权利来铸造约束权力的笼子，体现了民众和掌权者的契约。人类历史表明，这样的契约只能通过艰难的民主斗争才能确立起来，包括西方民主也有这一层相互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说西方的政治家，包括他们的总统，都不能像普通公民一样做很多事情，所以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私生活，但是对于政府来说绝对不是私生活，哪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用权利的约束来控制权力的运用，对共产党、对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党的先进性，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哪里？过去说得比较多的是教育、思想认识的提升等等，这次是把党自身法治的先进性、思想的先进性和政治的先进性融为一体，超越了现有的法治原则，也超越了现有政党的政治逻辑，我认为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建设的时代高度，而且创立了执政党对法治廉政前所未有的信守，奠定了执政党对法治的必然领导。为什么能够领导法治？因为守法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当然有资格领导法治，所以党领导法治也是很特殊的法治原则。

最后一点就是党法严于国法和个人权利的保护是不冲突的。因为权利享有是建立在每个党员对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基础之上，和自己的入党誓言是一致的。成为执政党的成员而放弃某些权利是自己承认的，是内在的，不是外部强加的。如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约束，随时可以退出，随时可以回到公民队伍当中，丝毫不影响你对权利完整的享有。这一原则非常重要。

夏禹龙：关于理论创新到底要回答什么问题？我认为现在主要还是要回答邓小平提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共产党宣言》里面讲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私有制现在不能被消灭，还是要在公有制上来做文章。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优势，还有国有经济要在市场中起到主导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两条。但我们实际的改革进程不是公有制越来越扩大，而是公有制不断地缩小，私有制不断地扩大。如果仅仅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跟意识形态宣传的两张皮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经济方面拼命要提速，意识形态强调公有制，这样我们的社会对社会主义共识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对社会主义要根据当前的时代特点，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重新做解释。邓小平对“什么叫社会主义”讲了很多话，做的主要是排除法，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水平不是社会主义，但他没有从正面讲透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主要是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原则，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历史的价值，资本主义越来越不公平，所以要搞社会主义。规定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并不在于有没有资本的存在，现在我们到处都是“资本论”，世界的资产是“资本论”，国有资产也是“资本论”，而是在于长期的发展趋势是不是不断增进社会公平。这是衡量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所谓全球化的主要标志就是资本向全球的加速扩张，在生产要素中唯有资本流动性最强最快，对于其他要素最具有整合的能力，新的科技革命更使得资本如虎添翼。中国当前强调供给侧的经济改革，无非是要在资本主导的国际生产链分工当中提升自己所处的位置，本来生产力在下面的，现在要提上去。许多人说我们现在提新民主主义就好了，但是单单提新民主主义是行不通的，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有设想，社会主义改造最少需要15年，从1949年开始算，到1964年才能完成，1964年私有制就要消灭。现在看，这个事情差得很远。

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不要忘记资本是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市场经济的主体就是资本，国有资产也是资本，没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还在形成的道路上，全世界暂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主义。按照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至少是下个世纪的事情，这个世纪办不到。这样，我们国家的私有制资本才能放心，才不会外逃。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不仅仅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的，而是对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而言的。中国现在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很多问题出来了，比北欧国家的公正程度差远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是表明中国要走的道路是代表着公平正义，而不是已经形成的模式。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是现阶段的奋斗纲领，我们现在就要变成真正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至于没有资本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现阶段的纲领，而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按照马克思讲的话，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余源培：我对现阶段以来意识形态总的态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要原因就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非常强调理论创新，有几个方面的创新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的理念方面，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有机统一的发展新理念，这是指导国内发展总的理念。讲到理念的时候，习近平非常强调发展要达到新的阶段，理念的创新是最重要的。我过去曾经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们过多陷入了“形而下”的所谓“对策”的思考，缺少对“形而上”的理念转型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是“顶层设计”中必须有的。现在我们重视了这种宏观理念的创新和指导，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但是，对于这一新的发展理念，认识还是不够到位，还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和滞后性，特别需要摆脱传统发展理念的束缚；操作面的问题要解决，必须要有新的理念作为指导，才能增强解决操作层面问题的自觉性、针对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才能做到路径正确、方法得当和措施出新。

第二个方面是，聚焦党中央全方位的外交实践，形成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并将其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我国将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博弈，这在人类历史上应当说是首次，是对世界和人类的新贡献。然而，对于这一理念上的变革，它的意义和内涵到底是什么？现在研究和宣传同样是不够到位的。由于受到思维习惯的影响，有时会有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质疑真的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吗？还是仅仅讲给国际友人听的外交辞令？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到全球共同价值问题，同样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论。

第三个方面是，我国经济改革怎么深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重点转入供给侧的改革。这个理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界来说是比较生疏的，对于国民就更生疏了。党中央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理念来说明新常态经济工作的发展思路的转换？在这方面，意识形态上的鸣锣开道还做得相当不够。有的学者讲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讲了这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行业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行等等。并就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讲了两个理由，一是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形势有关，二是同我们在某些阶段某些领域里面制定的政策是以盲目搬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这种认识是否全面和公允？我不排除这两个原因的存在，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却没有讲到，就是需要深化改革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完全回避供给侧的改革问题，甚至明确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推进经济改革，对思想解放的阻力问题应当予以重视。

第四个方面是军队改革。这方面我没有发言权，部队的同志更有发言权。军队改革的阻力也是有的，否则总书记不会到《解放军报》视察时强调，部队要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以及强调军队要改革。

仅仅从以上几方面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党中央有没有提出新的理念或者新的改革主张，问题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创新能不能跟得上新的要求。

不解放思想就无从谈起理论创新。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主观思想跟上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实事求是。它产生的是新思维和新的理念，不能还是老一套话语，更不能削足适履。因此，习总书记在讲到理论创新的时候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求突破”。

这个突破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是对改革实践有新突破的意义，另一个就是理论创新要有新突破。理论创新如果离开了改革实践，离开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是没有意义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可以表现为滞后性，也可以表现为指导性。

我们的意识形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或者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旧常态”的约束。“旧常态”是什么呢？就是在战争年代、革命时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内在逻辑、基本范畴和话语体系。这决不是说新常态可以完全不继承旧常态中合理的东西，但必须立足于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做到创造性转换。记得马克思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都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诚实”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当下追逐功利性的不良风气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理论界，因此，理论工作者和学者需要“诚其心”、“践其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先“修其身”，很难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旨意。

对理论创新要有敬畏之心，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怕的就是思想懒汉。比如说现在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我们怎么认识和解释？“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找到“根据”和“答案”，一些人就从马列主义经典中去找、从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去找，我把这叫做“托本（经典）”、“托西（洋人）”和“托古（祖宗）”现象，忘记了自己认识新的历史、解决新的问题的任务，淡泊了自己去找出路的历史担当。这使我想起一传闻，1989年香港廉政公署为了公开选拔一名主任，40多人参加笔试，笔试中有一个题目占了20分，就是“简述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保护环境采取了哪些措施？并详细论述其合理性”。许多人都洋洋洒洒加以论证，只有一个人经过反复思考，说“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这道题我不会答”，结果却得了满分。因为这是个伪命题，环境污染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唐代还没有这一问题。由此联想到，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有人论证说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我觉得构建任何新理念，都离不开先前的思想资源，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却不能简单把中华文化的“精髓”说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须知中国古代讲“天下为公”，那个“天下”和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天下”完全是两回事，那时中国还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社会发展形态中的第一形态阶段。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要理论创新、要话语权，首先我们要调整好精神状态，这是最重要的。主体的精神状态决定了我们对客体的认识或者变革，如果我们都是懒汉，害怕会犯错误，没有勇气，没有实践第一的观点，这个创新仅仅靠复古、靠西化、靠“本本主义”是不能够解决的。所谓话语权也就是对当代世界，对当代中国的解释权或改造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工作者的精神状态。

陈锡喜：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政治权威和学术界的互动比较好。政治权威希望能打破苏联模式和改革开放前“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在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上，致力于创造宽松的思想环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一方面有种精神解放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有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使命感，他们愿意而且充分运用新的环境，来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作论证，为改革开放的实践作辩护，而这又极大地改善了学术生态。这里，确实有许多值得总结或者体悟的成功经验。

今天，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过去没有遇到的新的挑战和困难，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者完全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都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这亟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理论概念。然而，近些年来，理论界对中央新的理念和理论概念在宏观层面上作科学认证很少，而比较多的，要么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作政策解读，要么满足于作形而上的注释，而许多注释搞的是形式主义，对于党的理论创新，反而帮了倒忙。

我认为，理论创新的话语表达首先要避免形式主义。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的形式主义，有三种表现。

第一是搞文字游戏或者搞数字游戏。一个文件或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出来了，我们有些权威学者总喜欢做形而上的“论证”，有多少个重大理论创新，有多少个新思想，多少个新论断，多少个新观点，多少个新理念。“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五大理论创新”、“六大理论创新”、“八大理论创新”、“十大理论创新”的文章满天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来不到一个月，“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的“论证”也很吸引眼球，而这些“论证”主要的意思是原来没有讲全面，现在强调“全面”了，原来侧重于“一个”全面，现在是“四个全面”，等等。这不是搞文字游戏或者数字游戏吗？这样的“游戏”很可能陷入抹杀习近平战略思维甚至抹黑改革开放的“话语陷阱”中。

第二，没有学理根据甚至违背形式逻辑的所谓“论证”。譬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刚提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里程碑”、“又一次新飞跃”、“又一个新阶段”这样的话语充斥着我们的理论刊物和党报。但同时我们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历史性飞跃，这就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而在有些教材或学者的编著中，同时存在这两个“论断”。还有的既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又拼命“论证”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有“三个代表”。再比如“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了，学者论证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但是又说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历来是以物质作为出发点，还说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三个判断放在一起，也需要辅以通过辩证逻辑来“圆”的功夫，而不能忽视它们在形式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为看世界的根本立场都不一样，怎么一脉相承？

第三，隔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喜欢用“第一次”，对新的文件或提法无限拔高。比如说“十八大”报告出来了，有学者马上讲最大的理论创新是”十八大”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真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早就提出的命题。有学者在“十八大”开幕第二天，就宣传“十八大”报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差，但含金量很高，是历史性“质变”。这又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字之差”是在“十七大”而不是“十八大”，更何况“建设”是过程，“建成”是“建设”的结果，两者是有差别，但不至于是“历史性质变”吧？这种逞“口舌之快”的形式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将把党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搞得一塌糊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宣传没有能够说服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之后的几次重要会议上讲到“十八大”精神，都没有概括为多少个“理论创新”，而是反复强调，“十八大”精神和主线，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所有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也要放在这里。唯有他讲到“八个基本要求”时，强调了这是总结了我们的“新鲜经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怎么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上的形式主义问题？我有四个想法：

第一，借鉴技术和经济结构创新的相关理论，对党的理论创新分层次。约瑟夫•熊彼特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后，人们进一步阐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两大类创新的关系，并形成了关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理论，其中技术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次。

借鉴上述理论，我们可以把创新分为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两大类别，把理论创新分为理论的原始创新、观点的集成创新和传播的话语创新三个层面。理论的原始创新的定位应该非常高，它类似于科学革命，套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思想，不仅是提出了新的结论性观点，而且涉及观点背后的观察视角的转换、基本范畴的调整、逻辑结构的变换以及方法论的创新，等等。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是原始创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理论等，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理论等，都具有原创性。以此观之，“十八大”提出的新目标、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有的是目标创新，有的是思路创新，有的是政策创新，有的是举措创新，因而都属于实践创新；而其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新提法，主要是观点的集成创新和传播的话语创新。

第二，对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定位应该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不能割断历史和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做了四点论证，是迄今为止党代会报告中对党的创新理论论证最好的话语之一。这当然有当时的特殊背景，即邓小平去世后第三代领导集体需要对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作充分的论证；同时，也是政界和理论界较长时间（近20年）良性互动的结果。那个论证从思想路线（哲学基础）、理论主题、时代根据、实践基础，包括理论内涵都做了全方位的论证。

而我们之后讲得比较多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好，新阶段也好，都没有涉及理论的内核问题，即理论主题有没有变化，时代根据有什么根本变化，实践基础有什么重大变化，理论内涵有什么质的区别，等等，都没有论证到。只是在文字上面下工夫，或者搞文字游戏或数字游戏，这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没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反而阉割了它的科学内涵以及阻碍了对其中所蕴含的真正具有理论生命力的内容的阐发。总之，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和宣传，应该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个想法，我们理论工作者要注重挖掘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思想价值，而避免动辄就好大喜功搞“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思没有给自己构建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是致力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非建构教条式的解释“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相反，马克思之所以为人类文明创建新的理论成果，恰恰在于他们解构了前人“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构建形而上的理论体系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理论体系，但是恩格斯说他为了批判杜林，而不得不跟着杜林的思路走，这样，三大部分就出来了。构建体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当中是有需要的，这就是列宁所讲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需要从外部加以“灌输”的，这就需要对没有文化的工人，对理论加以条理化。

邓小平也没有给自己构建过理论体系，邓小平参加的“十三大”报告中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初步形成的“理论轮廓”有12个观点，而没有讲理论体系。“十四大”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讲了九个方面，并说构成了理论体系。“十五大”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所以就讲了邓小平理论体系。

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也好，革命斗争的需要也好，改革的需要也好，政治权威的继承人要高举前人的旗帜，有必要搞理论体系，这不能否定。但是对理论界来说，不要一出现一个新概念，就急于搞理论体系，而不将注意力放在揭示其内涵、实质和实践价值上。“中国梦”概念提出后不久，很多研究课题就热衷于建构理论体系而不是研究问题，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个是成功的。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到底建构了多少个理论体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其逻辑起点、理论主题、基本范畴、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涉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要素，大家并没有说清楚。

即使我们看到的一些宣传册子，大多是按照三段论来说的，也就是邓小平理论一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段，科学发展观一段，又把它说成是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问题怎么能够并列成“三个基本问题”呢？后两个问题怎么能与前一个问题等量齐观呢？现在又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果致力于搞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马上会遇到如何重新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难题。

第四，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话语表达，应该有所提炼，避免“叠加”方式，以更清晰地反映党的理论创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理论界绝大多数人都主张避免再做加法，这有两个难点需要跨越：一是“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必须充分反映，二是“老祖宗”不能丢。要跨越这两个难点，需要澄清一个误导，也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已经写了，是不能动的，动了就会产生重大政治动荡，因而只能做加法。但是，查遍“七大”以来的党章，与通常所说的不一样，文字上从来没有“以……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达。“七大”党章首次提出党的指导思想内容，其表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八大”党章表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九大”和“十大”党章表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十一大”党章表述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党章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但在总纲部分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十五大”党章表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十六大”和“十七大”党章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十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写了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十八大”党章表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从以上历次党章的关于指导思想文字表述看，或者是“工作的指针”（八大），或者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九大和十大），而大部分（八大和十二大及以后）是“行动的指南”，唯有一次是“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十一大）。

澄清上述表述至关重要，因为这可为今后如何在表述党的指导思想中既体现与时俱进，又不丢“老祖宗”，同时也避免不断搞文字“叠加”，提供了新的可能思路。吸收毛泽东对党的指导思想表述的智慧（“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参照历次党章的表述，借鉴历史经验，并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事实，兼顾理论的科学性、政治的稳妥性、表述的简洁性和规范性，以及在体制内达成最大共识的可能性，如以后代表大会修订党章关于指导思想的内容，建议可作如下表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掉列宁主义，政治上比较敏感，须慎重）、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性的阶段性成果和最新理论成果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可在总纲中作较详尽的阐述。

孙力：我非常赞同陈老师说指导思想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基础，一部分是行动指南。行动指南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句话解决问题；理论基础就叫马列主义，也是一句话概括。

这有四个好处：第一，指导思想的表述更加简洁；第二，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三，更好处理不同内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四，为理论创新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鲁品越：陈锡喜教授刚才的讲话，我大部分赞同，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没有体系。马克思说他的《资本论》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品，怎么不是理论体系？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有其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守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首先，我来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守“底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底线思维”。所谓“底线”，表面上是思想领域的“戒律”，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对我们的思想行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突破了理论底线，也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客观规律，因此必须制止。理论创新上也必须有底线，没有底线的理论创新不叫创新，坚守理论底线才叫创新。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底线，不坚守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一切从我开始”，各说各话，没有共同的判断标准与聚焦点，这样的“创新”没有任何意义。

去年11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国各地都相继举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讨会。在某个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了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设想，但是却刻意回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只有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思想。这样的所谓“理论创新”谈得上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突破”这条底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区别？列宁说过，“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一旦脱离这个底线，唯物史观就成为空洞的公式与条文，成为缺乏科学性的假说。

在有次会议上，一个青年学人曾经“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一个农民辛苦劳动了一年才创造3000元价值，而一个歌手一个晚上就能创造30万元票房价值，到底是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歌手的嗓子创造价值？我说如果对于劳动价值论举这么个简单的例子就能驳倒它的话，那么能够提出这样的例子的人很多，也轮不到今天你来质问我了。这些对劳动价值论的幼稚的反对者不明白，上述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不等于其劳动价值的例子，不但不能驳倒劳动价值论，恰恰相反，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伟大意义之所在。这是因为市场不仅具有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价格趋向于价值的过程（描述这一过程的规律是“价值规律”），同时还存在阻碍劳动力流动，以及各种权力（包括资本权力和各种资源所有权等等）进入市场分割劳动价值，从而使价格偏离价值的过程。这两种力量与趋势的对立统一运动，最后形成了市场权力结构。而市场价格体系正是这种市场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与表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魅力正在于通过这种从价值体系到价格体系的运动，来揭示市场权力结构及其运行规律，从而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另一底线是我们要实现的理论的价值目标。它内在地含有下述理论底线：资本主义是以私人的资本积累为最高目标的社会制度，由此必然产生出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因此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批判资本主义，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价值目标，同样是不可动摇的理论底线。

这就遇到刚才夏老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人根据几条理性原则来设计出一套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叫社会主义，认为按照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这种思想看起来很诱人，但这只是马克思反复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绝对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而产生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危机，它们使人类社会无法发展下去，人类的福祉无法得到实现，因此必然会出现能够克服这种危机的新型社会制度，这就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我非常赞成陈学明的一贯观点，社会主义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进行伦理学批判从而达到的，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得到的结果。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条底线不能突破。那么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现在可以回答夏老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的理论设计，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之后，不断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不断生长出来的新型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危机要不断克服，因此社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而是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底线原则”，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负面清单，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共同富裕的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底线的发现，本身就是伟大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生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能够在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关键是政权掌握在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手里，因为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价值准则和底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也需要想方设法走出资本主义危机，那么是否可以自动生成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由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所把持，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是其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底线。因此它们对危机的应对之策，是把危机转嫁到全球，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转嫁到中国，把实体经济危机转移到虚拟经济体系，从而使发达国家自身暂时摆脱危机，而不是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危机。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的逻辑出发点为底线，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为底线，这样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只有坚守最根本的底线，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