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名女哲学家齐发声：女人学哲学，怎么了？

近日，美国耶鲁哲学教授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因性骚扰指控即将被起诉。他的女学生此前指控他利用自己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骚扰学生，而此次已经不是博格第一次被指控性骚扰。

事实上哲学界名师性骚扰学生在美国颇为常见。在最近的博格案之前，是2013年著名的科林.麦克金事件——这位迈阿密大学的明星级哲学家在遭到研究生的性骚扰投诉后最终同意辞去他的终身教职。此次事件曝光后，女哲学家们几乎是立刻意识到这与哲学界肆无忌惮的性别偏好有直接联系。五名女哲学家在纽约时报刊载了名为“女人在哲学”的专题，痛陈哲学界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性骚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女人不适合学哲学”这一刻板印象的成因以及其所导致的教育学术不平等。台湾女哲学家Aurora亦对此发表评论，指出女性在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得到的支持比男性少得多。

远从苏格拉底的妻子被他的学生画成善妒的泼妇起，女人在哲学界的处境一直举步维艰。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思想家们质疑女人是否能做到全然理性。今天，在美国大学院校的哲学教席中，女人只占了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其他所有人文学科都要低，且她们的研究在顶尖学术期刊中的引用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中共有39名全职教授，仅有一名是女性。

新媒体女性为您奉上本期编译专题“女人学哲学，怎么了？”，通过这六名女哲学家的评论，一窥哲学界的厌女真相。

The Disappearing Woman | 消失的女性

作者｜RAE LANGTON 译者｜杜艺娴

“换个电灯泡要多少个哲学家？”

“这取决于何所谓换。”

时下一则流行漫画讽刺了这样一群人：留着灰白络腮胡，对文字意义病态执念，坚信要“让一切保持它原来的样子”，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这则漫画是误导性的，因哲学具有提出深奥问题和勇于挑战偏见的能力。苏格拉底因为引起了麻烦而被处死。笛卡尔是在受到“彻底推翻”一幢长久伫立的谎言之楼的召唤而后开始了他的“沉思录”他主张要根除人们“坚持老观点”的陋习，并以全新的，无偏见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这一将哲学拟作“理性之人”的漫画有失公允。哲学强大的理性力量启迪了许多致力于哲学与政治事业的女性。1700年，英国哲学家玛丽亚阿斯戴尔不逊地写道：一个观点之上的年代未必会崇尚真理，一个理性的大脑不应该受到奴役，一个女人对于男人所谓的义务责任更跟任何一个男人养公猪的义务责任本质雷同，只是顺带的。笛卡尔认为人类是一种追根溯源的存在，他由此提出一个难以为同僚所接受的概念：教育女性的大学。养老公就像养猪，是偶然的义务，而非天职。

许多女性都像阿斯戴尔一样在哲学中寻得令人欢欣鼓舞的挑战与自由，着迷于其特有的术语，在个人生活和社交空间中获得启迪。在哲学的理想中我们可以期待它作为一份远离偏见且对受偏见者尤为友好的事业，可哲学领域女性稀少的事实却使这一份希望难以兑现。

对于这一现象有许多种可能的解释，偏见并没有笛卡尔想的那么容易被发现。人们在无意识下或面对心理学实验室提供的数据所认识到的偏见，并非在理性光芒照耀之下的判断。

我们看到了女人一手事业一手家庭的高难杂耍（但为什么偏偏是哲学领域而不是其他看似约束更多的领域？）在文章“身为致力于哲学的女性”中出现了令人咋舌的有关性骚扰的报道（哲学领域真的比别的领域情况更糟？我们不得而知，但它本应该更好。）有人尝试从性别规范中寻找答案，设想到“也许男人来自火星，所以他们在我们的火星语境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经济学领域出现问题）。有人更是貌似有理有据地给出一个集合诸多因素的“完美风暴”（见路易安东尼“不同声音还是完美风暴——为何哲学领域极少女性？”）

回到那则有失公允的漫画，它将理性之人刻画为一个严肃的具有思想高度的邓布利多似的人物。预知何以改良，请参照网页“如何看起来更哲学”。任何一个群体被刻板印象化就会更难被外界所接受。这种刻板印象被提及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发挥失常。刻板印象威胁足以使从白人运动员到黑人学生中的所有人在被事先刻版化之后表现失常。而就哲学而言，则可能因男性主导的书单，会议及教师比例而引起这种刻板化。（见詹妮弗索尔“心理偏见下的哲学世界”）

我们往往通过历史来认识哲学，而哲学的开篇便是苏格拉底将逐出总是哭泣的女性作为真正进入哲学领域的要见。更多对女性的逐出随之而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哲学世界形成了男性继承的局面，今日的哲学课程安排（包括我自己的课程安排）都仍然在印证这一点。在波西米亚公主伊丽莎白与笛卡尔的一些著名的对话中，伊丽莎白曾持久地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她质疑非物质的意识如何与物质的身体进行互动。而伊丽莎白却莫名其妙地从笛卡尔批评中消失了。玛丽亚.冯赫尔伯特向康德提出个一个深刻的问题：“完美道德与冷淡言语能否并存？”玛丽亚同样莫名其妙地从康德的自传中消失，而她的信件则因为八卦价值（性啊，自杀啊）而得以留存。如此对女性存在的略过实在辜负了古往今来甚至未来的哲学家的殷切希望。我们满足了刻板印象，成就了笛卡尔所鄙视的偏见。

再来笑话一则：“换个电灯泡要多少个女权主义者？”

“要换的恐怕不是电灯泡。”

注：作者是剑桥大学哲学系教授。

Academia’s Fog of Male Anxiety ｜学术界男性焦虑之雾

作者｜LOUISE ANTONY 译者｜杜艺娴

今天我想谈的不是柯林麦金，我想谈史蒂芬·品科尔忙活着——准确说谈谈史蒂芬品科尔在6月向迈阿密大学爱德华艾尔文教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麦金的辩解。在谈到迈阿密大学在接到一个女学生的投诉之后对麦金采取的纪律措施时，品科尔写到“这样的做法将影响到教职工与毕业生之间的沟通并损害奖学金评定的公开公正。”是吗？一个大学将下流对话视作严重冒犯所做出的处分决定将影响到奖学金评定？这是不是太杞人忧天？

为了给品科尔一个公道的评价，一位哈佛心理学家及作者提出他主要的担心是在于学校对于该被指控行为不同反应所成比例。他很惊讶这么一件“明显不过是跟某个毕业生胡开黄色玩笑的行为竟然会在学术界引起等同于是否该启用核武器式的选择。之后随着更多事实的披露，品科尔承认麦金的不当行为可能着实比他最初想象的更为严重。（明显品科尔在写那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所有的情况，他现在虽然意识到麦金是“做错了”，但还是坚持认为“结果过于严重”）品科尔对大学因“开开玩笑”而开除一位“卓越而受人敬重的学者”的选择模糊的肯定态度竟也伤害到了一些高度敏感的妄想症患者。

品科尔条件反射性的过激的反应只是漂浮在学术世界大厅中的男性焦虑迷雾的小小缩影。我时常听到来自备受压力的男性大肆担心性骚扰类的“破事儿”对他们造成不良的影响。我在一次大学有关新性骚扰政策的培训会上听到“难道这意味着我都不能告诉任何一个女性她看起来不错吗”，咖啡厅里“你跟任何一个女学生说话的时候记得确保你的门开着，你不知道她晚点怎么说你”；在会议的轻松时刻：“我恐怕现在无论跟女学生怎么打交道她们都会往那方面去想。”

事实上，学术界男性因性骚扰而被正式提起控告的案件数量微乎其微，因此被开除的更是少之又少。否则佛罗里达的这起事件也不会引起媒体这么大的关注。我也斗胆估测几乎所有在校女生都能给出至少四至五件完全没有发生处罚的教授不当行为的例子。

所以究竟在担心什么？我想男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要改变他们的言行习惯。他们要事先审查要对女同事女学生说的话；他们在准备跟会上看到的漂亮女毕业生搭讪之前要三思；他们不能再依赖情色双关语来在研讨会上博得笑声。

且这一切都变得不当的原因是？男性朋友们现在有个好消息，刚刚提到的所有行为本身都不会导致你们丢饭碗，甚至也根本不会进入到你的个人永久记录。不过确实会有PC今次观察在你身边守着，只要你跨出安全线一步就可能受到处罚：脏兮兮的外表，不客气的批评，敏感度训练，甚至博客管制。

那男性该怎么做才安全？首先，你该试试告诫自己性骚扰和恶劣环境的危害，尤其是对于你身边的女同事女学生。然后试着和那些总是感受到你所意识不到的你的那些足以在部门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举止的人坦率地谈话。或者去学习一两个能有效减弱不良影响的技巧（比如跟女性对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一点女性通用。）你可以加入到那些致力于改变现状的人当中，看看他们怎么做。

不管你怎么做，别说什么要那么高的警惕性来建立“公开非正式的”校内人际代价太高，我不吃这一套。我只知道很多男性已成功地和女性建立了亲密共赢的学术关系，当然，在不提及美甲的前提下。

注：作者系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哲学系教授。

The Double Bind｜两难境地

作者｜PEG O’CONNOR 译者｜杜艺娴

每当有女大学生和我交流说在考虑读取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心总是飞起又坠落。首先我认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我有一天也将成为你的同事，加油！”但我的思绪还在另一条轨道上并行：“研究院里也可能充满着欺骗和好色之徒，等你熬出头了，人才市场又是一场新的噩梦，远离啊!”

每当我陷入这样两难的境地，而这种两难还作为女权主义者们所认定的结构性性别主义的标志时，我就会悲哀地不已。

当我重新坦率第面对自己，我又意识到并不只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我曾陷入两难，而是在我向我的女学生们从事教学工作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处于这种两难。想想我是不是曾因深知她们将面对尤为严苛的研究院而对她们更加严苛？是不是曾经推荐她们进入某些特定的更少威胁到主流的更加安全的哲学领域？是不是曾经在查看了录取数据、毕业率、就业安置情况和回想了同行的经历之后通过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女性友好”而不再去极力鼓励我的学生进入到最强院校？

夜深人静时，我自己又是否在考虑如何让我的学生们去接受这种自身的两难以实现“最好的情况”？如果她们真的遇到了同时被一个极为卓越但不那么女性友好的项目和另一个女性友好但相对逊色的项目录取的情况下又该怎么选择？

关于两难境地有这么些值得提及的地方。两难境地压缩了人们的选择空间，造成了实质上的选择障碍。它逼着人们呆在“该呆的位置”，并让他们仍以“被广泛接受的方式”去行动。最糟糕的一点是陷入其中的人们不可能自己跳出来。

女人能做的就那么多。教好书带好人，有点行政权力帮别人敞开下大门，偶尔去争取一下性骚扰政策。但在我们的男同事越来越多地改变他们利用优势的方式之前事态不可能真正好转。这是男人们的一大重任，我希望他们可以担负起来。

注：作者是美国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学院教师。

Women in Philosophy? Do the Math｜哲学界的女性？先算算账吧

作者｜SALLY HASLANGER 译者｜罗瑞雪

我们中的许多人曾有这样的经历：坐在飞机上被旁边的乘客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该说什么？如果你回答“我是一名哲学家”，风险是旁边这位乘客会滔滔不绝讲起他们自己的“哲学”，或是说起自己过去上哲学入门课的糟糕经历。（“我们读过一篇关于被绑架然后迷上了这位著名小提琴家以让他存活的离奇文章!”）有次，我的一名男性朋友收到这般热情的回复：“你是一名哲学家？告诉我你有哪些名言！”然而，当我说“我是一名哲学家”时，却引发了笑声。我曾问对方为何发笑，回答是：“我觉得哲学家应该是一个留着胡子的老男人，而你远不是那样！你太年轻、太有魅力，不像是哲学家。”我知道他这么说是想夸我。而我之后不再回答说“我是一名哲学家。”

虽然如今大多数哲学家并非是留着胡子的年长男，但多数职业哲学家的确是男性，并且是白人男性。许多人会吃惊地发现，女性在哲学领域所拿博士学位的比例低于多数物理科学领域。就在2010年，哲学领域的女博士比例仍低于数学、化学和经济学。但同时请注意，在这些领域中，哲学在近五年内的（性别比）进步是最大的。

女性占哲学教授的比例更难以界定。虽然数十年来，美国哲学协会(A.P.A.)女性地位委员会都在游说A.P.A.以收集更多业内的人口数据，却并没有成功。我们还是在依据个人提供的人口信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在Leiter Report所罗列的51个研究生项目的终身教授或正式教授中，女性仅占21.9%。

然而，这个数据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据《教育统计文摘》报导，在2003年（有关哲学领域的最新数据）女性在高中以上的13000个全职教学岗位所占比例仅为16.6%，而同年女性获得了27.1%的哲学博士学位。目前A.P.A.已经开始收集业内的人口数据，很快我们就能得知更多信息。

少数裔（非白人）哲学家、尤其是少数裔女性的人数则更是少得骇人听闻。之前引用的那个2003年数据显示女性占全职哲学教学岗位的16.6%，其中少数裔女性所占比例为零。关于少数裔女性的数据明显不足。A.P.A.黑人哲学家地位委员会以及年轻黑人哲学家协会报道说，目前全美哲学界有156个黑人学者，这个数字包括博士生和在学术岗位上的哲学博士；包括55名黑人女性，其中31人是终身或正式教授。假设在美国仍有13000个全职哲学教职岗位，少数裔学者所占比例很可能比起任何其他学科领域（包括物理和工程）都要差。这是不可原谅的。

基于这些数据，即使没有性骚扰或种族骚扰，女性和少数裔也会因为疏离、孤独、隐性歧视、成见威胁、隐晦而间接的种族歧视、以及明目张胆的歧视而难以成功。在人数那么少的圈子里，骚扰和威逼恐吓很容易发生。

“坏人”固然是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赋予了“坏人”权力。我们必须在多个方面同时推动改变。哲学界缺乏别的学科所拥有的基础设施来推动系统性的变革。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或是像国家科学基金那样强有力的机构。

而我们有一个由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行动者们所组成的小型共同体。最近美国哲学协会的领导层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革，比如新任的执行董事Amy Ferrer拥有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扎实背景和女性研究的学位。McGinn事件是一个分界点，不仅因为这起事件挫败了一位极具权力和背景的人物，更是因为围绕这起事件的回应展示了过去二十多年持续的行动努力已经被制度化。如今我们是胜利的一方。我们不会松懈，所以（哲学界的平等）只是时间问题。

注：关于哲学界女性更详细的数据可参见美国哲学协会女性地位委员会网站。

作者是麻省理工大学哲学教授，曾任女性和性别研究主任，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区主席。她曾获2010年由女性哲学家协会授予的杰出女性哲学家奖。她的学术论文集“抵抗真实：社会构建和社会批评”在201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What’s Wrong With Philosophy?｜哲学怎么了？

作者｜LINDA MARTÍN ALCOFF 译者｜罗瑞雪

哲学怎么了？

这是去年我作为美国哲学协会(A.P.A.)东部分区主席的时候被记者问的问题。为何哲学教师队伍的多样性落后于所有其他的人文学科？为何哲学界的女性和少数裔（一个互相交叉的群体）比例，比起全国水平、甚至在高等教育界，低得如此失调？哲学到底怎么了？

现在我们的领域又出了一桩新事：针对著名哲学家Colin McGinn提出的性骚扰指控以及McGinn随后的辞职，这事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一个语言哲学的领头人物，竟不能理解当一位有权有势的教授不断地向他的年轻女助理开性玩笑时，性玩笑便成了性胁迫。这引人深思，语言哲学出了什么问题?

McGinn通过偏离指责方向来为自己辩护。他说，这名学生仅仅是对语言哲学还懂得不多，故而没有体会到这些性玩笑的无害性质。他并不是故意伤害，他说的话在逻辑上也不会带来危害，因此这名学生的受伤害感源于她自己。

唉，McGinn的自我辩护折射了这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人口(缺乏多样化)问题。正如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同时也在哲学博客圈得到印证的是，女性和少数裔在哲学界人数稀少的原因被归咎于我们自己。有人指出哲学界“混战”式的辩论把女性和非白人男性挡在了外面。隐含的逻辑是：我们不一定要被排斥在外。

当我还在读研究生时，我曾在全球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Roderick Chisholm的课上向他提出一系列关于知识理论的怀疑性问题。我倾向于美国实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而他是个著名的基础主义者。他轻易挫败了我，引得课堂的哄笑。这并不使我吃惊，但在第二天，Chisholm在学生休息室找到我，并礼貌地问我是否还好。我如实回答：“是，当然。”

我对Chisholm的教学方式观察了两年，我知道他能如何把一名学生的反对意见化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话，博得课堂一笑。我佩服他这方面的能力。但我仍想知道他会如何回应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除去他的笑话不说，他对我的回应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实质性的哲学答辩。

在当代的最好的哲学家之中，Chisholm是同时具有哲学敏锐性和修辞技巧的典型。而那时的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争论场景的具体经情境的敏感度。他足够礼貌地像对待其他争论者那样对我，并想让我留在哲学界。他意识到我作为课上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我可能正经历因疏离感而引发的关于自我在公共场合表现的焦虑。

简单说来，关键不在于争论内容，而在于争论的方式。太多哲学家相信，通过近乎于格斗的争辩方式，真理能从“思想集市”上脱颖而出。但如此具有进攻性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不断堆砌晦涩的反例并不有利于揭示真相。同样不利于揭示真相的是当一个人利用自己在性别、种族或资历上的优势，或是执拗地拒绝承认现实生活的情境。现实生活充斥着隐性的歧视和权力的滥用，哲学争论就常常在这样的情境中发生。

有趣的是，有时相比起对抗性的争论，对异见怀着接纳态度、通过长时间的推演来考察这些想法能走多远，反而更接近对真理的探求。有时，最佳的教学方式不在于质疑学生，而在于能帮助学生推进他们自己的思想议程。有时，当我们像蒙田那样，怀疑审视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想法，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如果说，作为哲学家我们相信争论的目的是通向真理，那么争论的形式应该是复杂多样的、而非单一的。

哲学界人口（缺少多样化）的问题不能归咎于女性和少数裔自身的不足。和Chisholm不同的是，McGinn没有问过学生的想法，而继续给学生发充满性暗示（甚至接近于性邀请）的邮件。包括我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哲学界的女性在内，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不安地意识到，教授对女性学生的赞许可能是另有所图，并非是和真理有关。这会让女性学生失去信心，不再参与辩论。当然，这样的结局可能是有些人故意而为的。

注：作者是Hunter College和CUNY研究生院的哲学教授，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区主席。

女人、婚姻、学术

作者 | Aurora（台湾哲学家）

“学术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碰上不错的学界前辈，向他们表明自己有意往学术界发展，希望能在欧美主流学术圈闯出一片天时，他们若非若有所思的微笑，说声加油，就是叹一口气，幽幽地说出这句话。

学术圈，真的没有想像中的美好。大学教授成为precariat（注：不稳定无产者）不打紧，至少还有工作做，但是现在开出的缺赶不上博士宝宝出生的速度，tenure/tenured-track的缺又是一年比一年少。曾很浪漫的以为这个环境百分之九十是merit-based，自己出了国后才发现这样的比例需要下修一些，实力很重要没错，networking有时扮演的角色更是关键。学术圈说穿了，也就是个小江湖，练功扎稳马步不可少，结交朋友也重要。

如果，学术界跟别的地方都一样，就是个江湖，那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劝退新进之处。可惜的是，学术界不只是个江湖，还是个小得不行的江湖，小到变成类似于封闭社群的江湖。这样的状况，使得学阀不易被撼动，可以透过资源分配，号令天下，也更容易只手遮天，掩盖错误，好比说将言语霸凌说是热烈的学术讨论、性骚扰话语说是增进情谊的banters。

这样的环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为严峻的挑战，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虽然这几十年来，女性投入博士学程进而成为学术圈一分子的人数不断地往上攀升，但是整体环境对于女性学者的支持，似乎仍较对男性学者要来的少了些。

最近的纽约时报做了一系列五篇文章的特辑，叫做女人在哲学。身为女性，又刚好读的是哲学，看着看着，心越来越沉。这一系列文章乃是起于一起性骚扰事件，该事件中的男主角Colin McGinn是迈阿密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哲学界声望非常的高，曾经拿过Oxford的John Locke Prize，而女主角，则是身兼他的研究助理的女研究生。他在与该名女学生通信时，不断言语性骚扰对方，等到对方不堪其扰，检举这些行为时，他竟宣称那名女学生是语言哲学没学好，搞不懂他到底是怎麽运用那些文字的。这件事情在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也登上各大报纸，如纽约时报。

事件发生后，有许多的讨论令人发笑（至少令我发笑），让人深刻的瞭解到哲学界这个学术圈子有多麽的扭曲。而这一系列五篇由女性哲学家执笔的文章，呼应了我的感受，不约而同地透漏出对于学术圈的不满。好比说，竟然会有男性学者认为改善制度来保护学生会使得“良好的师生关系”产生变质，又或是男性学者长期忽视哲学圈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在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学圈，大学教师的性别比约莫是男八女二，若再细分有tenured/adjunct，那数据肯定会更“有趣”。这样的状况不需要社会学家来研究我们，一看就知道肯定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坦白说，世道艰难，不管性别为何，只要是想在学术圈讨口饭吃，都需要面对残酷的竞争。博士毕业后不一定找得到博后，博后找到了未必有好的发表，有好的发表也未必有好的tenure-track缺可以争取......这一连串的“不一定”，勾勒出了当代的学术悲歌。然而对于女性学者来说，除了这层的内忧之外，外患的压力也不曾少过。

性别不只带来性骚扰这个问题，某意义上来说性别本身就是这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性别以及性取向，就犹如我们无从决定自己的原生家庭一般。作为女性，我们受到骚扰的机会就是比男性多，有的学生被性骚扰，需要花上许多年才能重返校园，重新开始追逐自己的学术梦。作为女性，就算有不错的研究成果在好期刊上，也有可能被人閒话，说这是睡出来的，或者能刊登是因为自己是panel裡的学者特别喜欢意淫的对象。

作为女性，我们也须承担社会对女性的善意“期待”，好比说女性应在婚姻中扮演什麽样的角色。对于想要拥有感情或是走入家庭的女性学者来说，社会价值以及学术游牧生活，似乎将兼顾事业与感情这件事情变成了不可能。同样面对以整个地球为尺度的学术游牧，社会上期待女方愿意为了男方而牺牲，放下自己目前所有，跟著男性去追求更好的职位，但是到底有多少人会认为男方放下当前的事业，跟著女方移动，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学术成就呢？我很疑惑。

作为在学术圈的女性，似乎拥有阴道就是一个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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