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经验启示⑤｜“市长”与“市场”怎样才能交相辉映35年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38周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当代史上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在38年史诗般的征途中，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从“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不仅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也使自己成长为折射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城市。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在有些方面还非常突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

2006年6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义乌召开座谈会，推动当时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热潮向纵深发展。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义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

“义乌发展经验”由此成为继“温州模式”后，浙江又一个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值此改革开放38周年和学习“义乌发展经验”1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县域经济优等生”与“中国式市场经济最佳典范”双重身份的义乌，带给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改革的启示。以下是“政府行为篇”。

自2015年12月31日启用至今年11月，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通关总量就超过了4000万件。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进出境邮件不用再绕行杭州、上海，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更加顺畅。

这是国际邮件互换局第一次在国内县级市设立，这项由义乌基层部门设想、直接向在义乌考察的李克强总理提出，并在总理关心下落地的制度创新，成为义乌自1982年发展小商品市场至今35年来，“义乌发展经验”中重要一环——“党政有为”的最新例证。

义乌的“奇怪崛起”源于其“中国式市场经济”成长基因的深厚积淀。从体制变迁角度解读其秘密，绕不开这一政府主导型全球最大实体市场背后的“党政有为”——

有形之手“市长”如何对与无形之手“市场”发挥关键作用？“市长”究竟应该向“市场”持续供给什么？什么是“市长”必须坚决管住的？“市长”作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缚住政府“掠夺之手”？“市长”与“市场”是什么样的共同创新群体？

结束无穷尽的猫鼠游戏：向前一步便是“天”

清乾隆年间，义乌渐成“敲糖帮”外出鸡毛换糖经商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年代，民间贸易受严格管制，义乌从事鸡毛换糖的人数大大萎缩。

但集体劳动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家庭需求，义乌人特有的商业习性复苏。斯为今天义乌民间商业力量的起源。

1970年代，义乌东部乡镇几乎村村都有敲糖帮。因存在巨大利润空间，鸡毛换糖被义乌农民创新为经销小商品直接赚取利润的流动交易方式。1978年前后，义乌稠城、廿三里两镇农民自发在镇区马路两侧形成相对固定的“马路市场”。

自然疯长的市场力量对计划体制显然是一种破坏，他们与当时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频频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游戏逐渐让“打办”的执行成本不堪忍受：劝阻、罚款、围堵、驱赶，办惩罚性的“学习班”，没有尽头。正是在“市长”与“市场”无穷尽的猫鼠游戏中，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始起步。

其间，直面流动商贩的工商人员最早发现，若正确引导，这种自发形成的小百货批发市场将是不错的流通渠道。无数次交锋拉锯后，县工商局在调研报告中向县政府要求开放小商品市场。

1982年初，义乌经营小百货的个体工商户约达3000户，计6000余人，但大多数未登记。当年4月，县工商部门明管暗放，默许自发形成的小百货市场迁场摆摊，摆摊者由此骤增。

是时，县政府各部门激烈争论：小商品市场是义乌的一大优势，还是一大包袱？而民间要求开放市场的呼声渐烈，最终引发两种力量代表的直接对话。

1982年5月，女商贩冯爱倩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堵在县委门口，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让百姓摆摊。谢高华请她进办公室，争论良久仍无结果。

但谢高华对小商品市场的态度逐渐明朗。1982年6月23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谢高华称“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很有发展前途”，是一大优势。不久，他直接向县工商局和稠城镇党委交代将市场设于湖清门，后由工商等部门出资搭建。

当年8月25日，义乌县政府发文认可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并于9月5日正式开业。这就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计摊位705个，营业面积4252平方米。在商品极度稀缺的年代，这个“马路市场”给点阳光就灿烂——当年成交额392万元。

随后不久，义乌县委、县政府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的强烈要求，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当大多数地方仍受制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政策束缚，将民间商业行为视为“投机倒把”欲整肃干净时，义乌这一决策历史性地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铸就了关键的先发优势。

这是义乌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交相辉映的肇始，是向创新前进的惊险一步。

党政有为：“市长”向“市场”持续供给什么

在义乌市场经济萌芽和初创期，政府行为作为民间市场主体之外的力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义乌的独特之处更在于，1982年至今35年，随着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从392万元增至去年的近千亿元，其间“市长”一直能顺应“市场”需求发挥积极作用，“党政有为”成为义乌崛起的重要经验之一。

“市长”究竟应该向“市场”持续供给什么？

首先是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在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背后面临极大的发展压力。发展什么是地方面临的首要问题。

义乌的选择是将小商品市场优势上升为地方发展主要战略。1984年10月5日，谢高华在全县区（镇）、乡党委书记会上明确提出义乌“兴商建县”的发展思路。这成为后来义乌历届政府一直坚持的发展主战略，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后，这一提法改为“兴商建市”。这无疑是市场商户安心经营的基石。

在坚持“兴商建市”主战略的同时，义乌又根据市场客观需求，不断创新具体的战略举措。

1991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达10.25亿元，居全国十大专业市场首位。但义乌销售和生产的分离使市场商户难以快速找到最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义乌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面临挑战。

对此，1993年，义乌市政府制订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引导2万多市场商户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和销售网络优势，向工业拓展。“义乌制造”横空出世，以工兴商，一举拿下义乌小商品市场30%的市场份额。强大的本地工业成为义乌市场不败的支撑，自此义乌在全国小商品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无法动摇。

上世纪末，国内专业市场竞争激烈，内贸经营陷入困境。义乌市政府在1990年代早期即前瞻性地提出“义乌商品走向世界”，并在开拓黑龙江、广西、内蒙古等边贸市场的基础上，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正式提出全面国际化战略；由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启动国际商贸城一期建设，次年开业，吸引2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国际商路一下打开。至今，义乌的经济外向度已从2001年的5%上升至去年的65%以上。

面对近年电子商务对实体商业的冲击，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战略性地建立免费的“义乌购”网上电商平台，市场商户可在网上申领营业执照，使交易可清晰溯源，更具诚信保障。2012年底“义乌购”上线，去年在线交易额一举突破40亿元。

在市场基本管理制度上，义乌的管理者总能从市场变化中创立合适的制度。

1991年初，一位哈尔滨客商在某摊位进了一批戒指，每只0.5元，但在相隔很远的另一处摊位发现进价只要0.15元，遂与前摊主争吵。而当时有一批温州鞋类经营户要求进场摆摊，被集中安排到偏僻处，不想货多成市，生意兴旺。工商部门受此启发，于1992年正式对市场经营品种全面实行“划行归市”制度，把同类商品放在同地段经销。商户原先担心的恶性竞争等负面因素没有显现，有效透明的竞争反而让伪劣产品没有了空间。

“市长”还向“市场”提供硬件升级。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硬件属“官办”。从第一代市场开始，随着交易额的爆发式增长，每隔几年原有市场都会无法满足商户需求，至今市场先后历经8次搬迁，十余次扩建。这些市场硬件的改善显然无法依靠个体商户，均由政府或其控股的小商品城集团筹资建设。

从“市长”向“市场”的持续供给可以发现，义乌政府根据市场和民间需求“顺势造市”，持续优化供给侧改革，通过党政有效的措施主动弥补市场自然成长的“短板”，进而引领市场，“两手”相携互动创造小商品市场的繁荣。

有为与不为的边界：怎样缚住“掠夺之手”

通过向市场持续供给公共政策和服务，义乌展现了中国基层政权罕见的政策调控能力。这一调控能力有赖于地方党委政府对市场要素资源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即什么是“市长”该坚决管住的？

义乌政府始终牢牢掌握着市场建设和发展的主动权，对市场商位和货运场站等事关义乌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实行控股。

如中国小商品城恒大开发总公司国资占比91.7%，负责市场建设开发；义乌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国资占比100%，负责工业园区开发、服务；义乌市运输场站建设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国资占比100%，负责全市货运场站建设、经营及相关配套服务；浙江恒风集团有限公司国资占比62.74%，负责客货运输、货运代理等。

商位是义乌市场主体开展经营的最重要载体，货运场站则是支撑小商品流通国内外的最重要平台。基于对这两大要素的掌控，义乌小商品城原始摊位使用权费一直远低于转租费，同时物流业得以有序运行，商贸兴旺。

义乌政府还拿捏好“有为”与“不为”的度，将行政行为止步于恰当的边界上。

1980年代以来，各地兴办的交易市场由盛转衰不计其数，其中有的地方无节制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往往是造成市场衰竭的主因。

而义乌自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起，“市长”就主动缚住了可能的政府“掠夺之手”。

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被政府正式认可初期，县财税、工商部门曾规定批量购销一次成交额在30元以上者，须开具发票，交纳税收和市管费，此举一度压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为避免竭泽而渔，义乌全国首创了“定额包干”的征税办法，即按摊位地段和商品类别，经自报公议，确定每一摊位的应税营业额。这一创新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支持，大受商户欢迎。

此后，义乌又出台了各种制度约束“掠夺之手”。

义乌很早就规定只准工商部门向小商品城商户收费，其他部门一律不得插手。2000年开始，义乌全国率先推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财政运行机制，各部门资金福利待遇不再与罚没等收入挂钩，从制度上割断了部门“权”与“利”的连结。

义乌还较早探索压缩“权力清单”改革。2005年义乌取消了10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同时在全市实行收费公示制度。至2012年，经多轮审批制度改革，义乌共清理出43个行政部门的499个项目，废止78项。

1993年底，义乌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全国最早打下市场“管办分离”的基础，并逐步使市场主办者变为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商部门则承担主要管理工作。

一位浙江省级媒体长驻义乌的资深记者说，义乌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交往有边界，企业家想请政府官员吃饭很难。因为义乌没有可以左右地方政策的少数大企业，义乌实力相当的中小企业太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基本各行其道，保证了治理的自主性与公正性。

既能坚决管住并有所不为，充分放手让市场主体创造财富，小商品市场成为义乌政府与民间合理平衡的利益共同体。

共同的创新群体：“离‘市场’更近，与‘市场’相融”

在义乌，“市长”与“市场”良性互动还让两者形成了发轫于市场的共同的创新群体。

对市场主体而言，其经营创新本身即是对无形之手调节作用的最佳注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小商品生产成本很低。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产销创新体系几乎同时进行了调整——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以半成品、配件为主，让外商买回国去组装，利润反而比直接卖成品更高。

该创新体系即起步于地方政府1990年代初“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的战略创新引导。

从1980年代初提出“兴商建县”战略，到捕捉细微市场变化首创“划行归市”，进而缚住“掠夺之手”的屡屡制度创新，努力离市场更近，与市场发展需求融于一体，推动着义乌“市长”的每一步制度创新都走在前列，并与义乌市场同呼吸。

至今，这种制度创新仍在持续，且遵循“基层干部发现-部门设计-市级层面拍板-向上级争取-落地”的一贯路径。

如去年底开始运行的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它的落地过程一直被义乌的干部所乐道：201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义乌考察时，问义乌有什么要求？市领导说希望在义乌设立国际邮件互换局。其后在李克强的直接关心下于2015年5月底获批。

实际上，其设想最初由义乌物流管理部门的基层干部在2013年时提出，再经市府办组织调研形成制度储备。

义乌市政协主席宋英豪曾担任10年常务副市长，他认为：“义乌能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因为党委政府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每出台一项政策，都会认真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老百姓和市场不需要的，我们会反复调研是不是政策有问题。政策出台后，就放手让老百姓干，他们比我们擅长开拓市场。”

2011年，“中国第10个经济新特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获批后，义乌的自主创新更是进而成为中央新政策在全国推广前的试验场。

“回顾过去，这些年义乌之所以能够逆势而进、走在前列，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创新义乌经验。”今年1月29日，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在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上说，“尊重群众首创和力行党政有为相结合，是义乌经验的‘精髓’。义乌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形成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