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民：费正清如何为哈佛争取“蒋廷黻资料”

2015年，24册的大型史料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陈红民、傅敏编），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九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U.S.A.）典藏“蒋廷黻资料”（Archives of Dr. Tsiang Tingfu）系由蒋廷黻收集、保存的与其个人生涯相关的各式文件组成，由其公子蒋居仁（Donald Tsiang）捐献。

蒋廷黻（1895—1965）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因在《独立评论》发表时政文章而名声大噪，被延揽从政，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重要职务。学界一般将其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者从政的典型”、“外交家”。蒋廷黻的这批资料形成于1947年至1965年，涵盖了蒋廷黻的后半生，而这一时段，恰是目前学界研究涉猎甚少的。蒋廷黻长期担任外交官，尤其是代表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工作近15年，他所保存的材料对研究现代外交史与当代台湾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个中国人的资料，怎么会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其中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

师生“分裂”

193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东亚历史的美国青年John K. Fairbank 决定到中国来学习中文，并搜集其博士论文的资料。他进入清华大学，遇到正在进行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该校教授蒋廷黻，并拜蒋为导师。清华教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美国青年起了中文名字“费正清”。在华其间，费正清与蒋廷黻过从甚密，收获颇多，其博士论文获得好评。后来他返回美国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知名汉学家。

费正清受蒋廷黻影响至深，以致1972年他首次受邀重访北京时，冒着得罪主人的风险，在演讲时表达了对蒋廷黻的敬意：“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20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事实上，1949年后蒋廷黻与费正清虽同在美国，却交往不多：一则他们分住在华盛顿与波士顿，更重要的是费正清在其学术研究中对国民党政权多有批评，被视为“左派”，而蒋廷黻作为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官方代表”，自然不会与其联络（他们之间只偶尔有通信）。

1965年蒋廷黻在美国过世。费正清深知蒋有收集资料的习惯，便产生了寻找这些资料的念头，却长期苦无线索。

意外重逢

到了1980年代，费正清已从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每天仍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已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办公室阅读与写作。费正清研究中心招聘了一位新的秘书Michele Wong Albanese，中文名为“黄爱莲”。这位有着华裔血统的女秘书出生于美国，完全不懂中文。她为多了解费正清及其研究中心的历史，专门阅读费正清的自传，读到其留学清华一节，发现其中所言蒋廷黻教授事迹，很像自己姨夫说过的父亲（事实是，Michele 的母亲与蒋廷黻四公子蒋居仁的太太为亲姐妹），就向费正清求证。费正清大喜过望，说自己已寻找蒋的后人多时，苦无线索。更让费正清意外的是，Michele告诉他，乳名“四保”的蒋居仁（Donald Tsiang）就住在哈佛大学附近名为Newtown的小镇。

已年届高龄的费正清，正在为完成自己最后一部著作与时间赛跑。他在百忙之中通过Michele 约蒋居仁到哈佛大学见面，询问蒋廷黻是否留有资料及可否捐献出来，供学术研究之用。蒋居仁回复说，蒋廷黻在家中留下不少资料，原是准备退休后做研究用的。

蒋居仁自幼生长在美国，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建筑师，他不能阅读中文，无法处理这批资料，就全部置放于家中的地下室。蒋居仁称，捐献问题要先与其家人商量方可决定。随后，蒋与在美国加州的二姐蒋寿仁女士(英文名Marie Hu，乳名“二保”)协商。蒋寿仁的意见是，父亲的资料既然留在蒋居仁处，弟弟可全权处理。

但是蒋廷黻留下的资料内容复杂，不能不加整理就贸然捐出。蒋廷黻的日记相对独立，可以先捐出。这样，费正清在世时，蒋家先将日记全部捐给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供其研究用。当时双方商定，待蒋廷黻资料全部捐给哈佛大学后，将存放在哈佛最大的图书馆——瓦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

资料“落户”哈佛燕京图书馆

应该说，蒋廷黻后人选择将资料捐给学术机构的决定，与其本人想法颇为一致。早在1938年蒋廷黻写的遗嘱中对自己保存资料就有所安排：“应请萧公权兄就使俄文件（如电报、报告等）中择其关重要者作为《使俄记》之附录，合起来勉强成书，于十年后出版。（唐）玉瑞应该检出文件送给萧公权兄。公权兄编完后请将一切稿件掷还玉瑞。书出版后，文件可赠送清华或国立其他图书馆。”

不幸的是，费正清未能等到全部蒋廷黻资料全部捐献就仙逝了。此后，争取收藏蒋廷黻资料的任务就落在了其高足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身上。1990年代，柯伟林教授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资料陆续捐来，就暂放在历史系的办公室。至2002年，柯伟林教授与哈佛大学相关学者商量，认为瓦德纳图书馆虽是哈佛图书馆的主馆，保管力量强，但从使用便利的角度考虑，还是典藏在以东亚文字为主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更合适。征得蒋居仁同意后，蒋廷黻资料于2002年9月27日全部移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于该馆的善本书室。

以上介绍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机缘巧合：如果不是蒋廷黻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保存资料，如果不是费正清对蒋廷黻的了解与尊重，不是他对这批材料的追索，如果不是蒋廷黻后人慷慨捐献，就不会有“蒋廷黻资料”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批珍贵资料很可能湮灭在蒋居仁先生家的地下室（因蒋居仁家无人学习历史，且均不懂中文）。而串连整个故事最传奇、凑巧的一环，就是Michele Wong Albanese 应聘为费正清中心的秘书。

苍天有眼，让费正清不负苦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笔者2002年10月访问哈佛燕京图书馆，承郑炯文馆长相告，有幸最先接触刚入馆的蒋廷黻资料，目睹了这批资料的“原生态”：这批资料入馆时，保存着蒋家捐出时的状态，放在规格不一的纸箱中，每箱里的东西相当凌乱，信件、书籍刊物、手稿等与字画、照片等共存，甚至有烟斗、唱片与旧式的录音带。图书馆随机给每个纸箱编上了号码，共14箱。

在燕京图书馆工作人员完成初步编目后，郑炯文馆长又委托笔者将这批资料整理出版。2011年，笔者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整理与出版”申请到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资助。“蒋廷黻资料”得益于费正清的尽力寻找，得以最终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而笔者有幸追随费正清的脚步，竭尽所能把全部相关资料编辑整理（并增加了一些蒋廷黻家属新增资料），使这批珍贵资料最终在大陆出版，方便学者们阅读利用，完成了这项未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