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工作坊︱文本内外——跨文化对话中的文本与世界

2021年9月29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文本内外——跨文化对话视野下的传统、创作与文学世界的自我指涉”访问学者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光华西主楼1101会议室举行。海内外十余位学者在跨文化与跨学科视野下讨论文学世界有关传统和创新的共通议题。

本次工作坊由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青年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缪晓静博士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郭西安副教授共同召集，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致欢迎辞。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开幕致辞

科罗拉多大学亚洲语言与文明系创系主任、美国哲学院院士柯睿（Paul W. Kroll）教授首先发表了报告《盛唐时期的“词汇风景”与“文本山岳”》，通过考察前代文学和盛唐诗人关于“庐山”的描写，揭示传统词汇与意象在山水书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诗人描写山水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着力安排一系列具有指向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大都来自此前的文学传统。山岳未必就在眼前，而是一个由想象与语言所合力塑造出来的景象，更是基于记忆与传统所激活的一种词汇循环。在山水诗歌词汇的编织中，文本、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都将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柯教授主张，与其说山水是唐代文学的一个主题，不如将其视为夹杂在一种地理诗歌里的“非地理”存在，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由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山岳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多方互动。

科罗拉多大学亚洲语言与文明系创系主任、美国哲学院院士柯睿教授发言

文本、历史与个体往往交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我们开展专题研究时，准确抓取文本中真实的生命脉动可以促使我们为文本的意义增殖提供一种符合学理的担保机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老师发表了题为“以人为中心的唐诗研究”的报告，根据自己的《全唐诗》校订工作经历，通过鉴别考证、去伪存真，试图在文本中重新发现古人鲜活的人生。文本并非与历史割裂而独立存在，文学研究应当抵达个体真实而复杂的经验，理解文本中交织着的生命脉动。由此，学者应当秉持文史融通的立场，使得文本与历史进行有机互动，尽可能地去还原诗人生动曲折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寄意。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陈老师提醒我们应当铭记，每一个唐代诗人都曾活生生地生存过，而每一个文本都浸润着丰富的生命体验。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发言

与会学者专注聆听、密切交流

鉴照文学话语的写作踪迹，我们也可以管窥个体创作在接纳不同文化传统后，其文本意义生成与引申的信仰性表达。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教授以李白铭文中的“与佛与佛，乃能知之尔”为准入点，探讨了李白与佛教思想及其信仰的关系。通过寻溯李白此句铭文的根源，钱教授考辨了《无量义经》《佛说无量寿经》与《妙法莲华经》等佛教经典的相关论述，并鲜明指出李白学佛实则以实相的顿悟回应了彻生死的终极目的。递进而言，李白的神仙信仰也通融于他的佛教“权”“实”之思，在“了空”“寂灭”的实相中皈依涅槃之后的净土信仰，以“朗彻生死”的佛理观念舒缓其未曾解决的生死焦虑。正是在佛教思想的深度浸润下，李白写作了大量的“赞”“赋”文学，在生命主体的哲思观念上达向了新的高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主任钱志熙发言

在文学话语中，我们所照面的往往是作为“文本”的世界，其中蕴含的是作者高扬的人文热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关注到了文本的“非地理存在”景观与诗人创作心境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诗歌的场所空间词汇角度出发，朱老师发表了报告《靖节的“桃源”与东坡的“江湖”》。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象征性空间语词，“江湖”成为众多诗人隐逸社会现实、规避儒家入世理念的文学地理概念。然而在东坡笔下，“江湖”已然缺失了其逃避是非的隐喻性与功能性的指涉，共同指向了“朝廷”之外的那些不断铺张的地方权力网络。为了找寻诗人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东坡以靖节的“桃源”为“江湖”之源，以“水流”钩连二者之间的同根诗意。因此，与朝堂权力相悖的“桃源”一脉保证了“江湖”诗意空间的留存，由“桃源”而“江湖”的隐逸文化精神得以延伸。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发言

如何看待传统以及重估传统，是文本自我敞开时历代文人所面临的重要命题。在中外文学史上，很多创作都是在回应传统，创作与传统永远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唐学报》（T’ang Studies）主编魏宁（Nicolas M. Williams）通过柳宗元之《天对》与屈原之《天问》所构成的跨隔时空的对话详细地回应了这一话题。在柳宗元的《天对》中，“天”作为发言者的角色，与屈原处在相对的两端，正是“天”在回答屈原所提出的诸种问题。看视其中我们便不难发现，柳宗元对《天问》抱持着一种显明的诘责立场。然而，《天对》与《天问》并不是简单地形成了追随或否定、正问或反问的对位关系，柳宗元一方面追随了对传统的理解，有意学习《天问》中的诗歌形式；另一方面也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与批判的审断，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于是，这一跨越千年的问答对话便形成了一种汇通式的“合问”。

会场座无虚席，观众认真听会并积极分享心得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唐学报》（ T’ang Studies）主编魏宁发言

哈佛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David Atherton则从日本文学这一不同的文化视角，关注了个人创作、文学传统与景观书写之间的交互关系。“自然”是日本传统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及至平安时代中期，描绘自然世界的诗学惯例已然形成一套非常固定的系统，诗人经常以其未曾亲历的自然景观作为创作主旨。在日本诗歌中，千百年来围绕着作为著名景观的“歌枕”（poem pillow）和以青蛙为典型的自然意象形成了“本意”（poetic essence），Atherton教授正是集中分析了俳谐连歌大师松尾芭蕉如何运用歌枕与自然意象，创作出饶有新意的诗歌，由此在诗学传统中注入生机。

哈佛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David Atherton发言

在跨文化的沟通商榷中，中西诗学文化语境的对话机制同样可以成为我们拓清多边文学传统之话语框架的方式。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助理教授余泰明（Thomas Mazanec）围绕关键词“抒情”和“Lyric”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中西诗学文化传统的张力式对话。Lyric这一概念承载着厚重的西方文学传统观念，而“抒情”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作为Lyric的标准翻译而被汉语语境下的学者所广泛接受。从陈世骧先生提出“抒情传统”之后，“抒情”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即一种着力于情感表达的文学模式。事实上，“抒情”和“Lyric”这两个语词概念的起源、历史及其涵括的各种语言文化形态几乎完全不同，在考察二者互相适配的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对于抒情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中国文学助理教授余泰明发言

线下学者与线上学者交流对话

在文本书写与历史现实之间，作者往往藉助其对于史传叙述话语的把控权力而建构、解构甚至重构历史的真值性。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徐建委副教授即以“文本内外的董仲舒”为报告题目，通过还原学术史、思想史与整体历史图景，昭明了董仲舒在儒学复兴与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真实作用。不同于以往学界有关汉武帝因董仲舒谏言而“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徐老师指出，汉武帝尊儒早于董仲舒奏对《天人三策》；事实上，直到汉宣帝时代，董仲舒的奏议才开始受到帝王重视。正是由于魏相、刘向等人在复盘前史时重塑了历史价值观，相较于《史记》，《汉书》中的董仲舒跃升为一代儒学宗师。徐老师通过征引丰富的历史材料，推证了从《史记》到《汉书》这一脉传记文本内部的发展走向，提醒我们书写者对于历史文本的话语控制无疑深刻影响着后世学术史的价值评判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发言

在多元的跨文化与跨学科视域下展示中西文明对话的张力，思考传统创作与文学世界中的自我指涉，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主题。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主任陈靓教授以美国本土裔文学创作中的内聚性身份构建，探讨了印第安口述传统中的族裔性与世界性问题。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立足于口述传统的叙述肌理，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或凸显传统的族裔性特质，或突破传统叙述结构，以更加开放的动态文本性构建文学及文化主体性。探讨传统创作语文学世界的自我指涉，归根结底是探讨不同语言思维的自我指涉，而言说方式的差异又恰然关联了口述文学的族裔身份。身份、传统、文本的环状联动不仅形成了创作者独特的民族叙事视角，也推动了我们思考声音传统与文本传统的交互重构。当作为音响实事的口述传统被整合为民族书写中恒久复沓的文学范式，二者也必将为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提供承传于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写作引擎。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主任陈靓教授发言

族裔性与世界性的跨时空对话，在复旦大学西班牙语系蔡雅芝老师的报告《西班牙语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话——以博尔赫斯对明清小说的接受为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作为西班牙语文学区的重要作家，博尔赫斯通过阅读大量中国明清小说的翻译作品与英国汉学家瞿理思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构建了其栖息于异质语际空间中的语言与文化诗学。这种取源于东方异质文化之“边缘”（Orilla）空间的创作既启发了博尔赫斯的写作灵感，也重构了阿根廷的文学传统。当小说本身与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理念”生发了创造性的诠释与互动，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亦与中国的明清小说存在着世界文学版图上的汇通。递进而言，“他者”元素的引入不仅带来了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融合，也在悄然改写着民族自身的传统。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蔡雅芝老师发言

民族性与族裔诗学的对位与参鉴是我们深耕古典诗学的另一进路，这在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东方研究系傅翀博士的报告《梵语诗学中有关“创新”的讨论——以新护对“韵“（dhvani）之引入的辩护》中得到了条分缕析的呈现。傅博士首先从梵语语言学的词源追溯上还原了“创造”（√k ṛ）、“诗”（kāvya）与“诗人”（kavi）的同根关系。在传统梵文诗学的核心观念中，诗并非是传递情感的载体，而是能够激起读者与诗人产生同频情感的中介，而欢增的《韵光》与新护对《韵光》的辩护则塑造了以“韵”为核心的梵文诗学理论，这种对于“韵”的强调实则源于梵语语法学的传统。需要注意的是，“诗”“韵”“诗人”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定位、功能和演变，我们有必要通过倾听他者之传统，以进一步补充式理解我们自己文学谱系中那些已然被熟知的概念。 

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东方研究系傅翀博士发言

最后，会议召集人缪晓静与郭西安两位老师衷心感谢了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为一场高级别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卓越的平台。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促进文明间、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此次工作坊汇集了海内外中古文学大家与多文明诗学研究的优秀学者，他们精彩的发言向我们生动地呈现了文本与世界在多方互动下所展开的一系列对话图景。处在文本之外的传统、历史与个体生命如何与文本的书写创作相关联，并在文本之内得以显现与重塑，而这种构建又反向衍生出文本自身，这无疑启发着我们从更为宽阔的跨文化视域观览文本内外的深度互动。

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青年研究员缪晓静发表评议

复旦大学中文系郭西安副教授发表评议

与会学者线上线下共同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