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梁实秋、李济等文化名家晚年在台湾过得如何

【编者按】

1949年前后，一批大陆知识分子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他们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当下台湾文化的塑成都起了重要作用。2016年5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吴十洲先生的新书《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作者在台湾踏访旧址遗迹、搜访逸闻、广参史书，呈现了30位去台文化名家在台湾的生活。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书中部分内容，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于右任：“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这是一个意外，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史的元老级人物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梁实秋：“但悲不见九州同” 乃此生憾事

1974年4月 30日上午，美国西雅图，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梁夫人。梁夫人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梁夫人似乎已有所预感，叮嘱梁实秋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梁夫人已不治。梁文蔷回忆说，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梁实秋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在梁实秋71岁的时候，夫妇俩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与女儿梁文蔷一起准备定居美国。一场意外突然攫去了夫人的生命。悲伤不已的他，写下了感人的《槐园梦忆》。

台湾远东出版社老板是梁实秋的挚友，以校对该书清样为名，邀请梁实秋到台北散散心。他在台北偶遇比他小28岁的歌星韩菁清，竟然陷入热恋。那些正沉浸于《槐园梦忆》的泪水中的读者得知梁实秋的黄昏之恋，顿时掀起“新闻风暴”。他的学生们甚至组织“护师团”，坚决反对老师的这一婚恋。然而，梁实秋和韩菁清的忘年之恋，着实经受了13个春秋。

1986年，梁文蔷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梁实秋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小女儿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梁文蔷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

那一次离家，女儿充满了不祥之感。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梁实秋窒息了，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他真的死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延续到他的心跳停止，他留下的最后绝笔是:“我还需更多的氧。”谁能想到他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呼喊。

晚年的梁实秋曾说过他此生的遗事，其中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他死前也有同感。他留下遗嘱，要“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想是要望乡的。夫人韩菁清将墓址选在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他的墓是“墓而不坟”，没有了隆起的坟茔。然而，据知情人说，梁的遗骨现在已不在台湾了，被迁至美国西雅图。那里安葬着梁实秋的结发之妻程季淑。他的小女儿梁文蔷把这里的“槐园”墓地改建成了一座父母的合葬冢。

朱家骅：复兴了“中央研究院”却突遭横祸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朱家骅名列第20名。1949年12月7日，开完会后朱家骅从成都专机飞往台北，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上空，遭遇寒流，飞机两翼结了厚冰，下坠700尺，不能继续往前飞了，只好返回成都。翌日再飞，从此迁台。9日，朱家骅前往“总统府”与“行政院”开始在台北介寿馆办公。

李宗仁对此评价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

1950年3月14日，朱家骅卸任行政院副院长，4月他又卸任中国童子军总会理事长。5月，特派中央银行理事；6月，任总统府资政，已属散官之列。他专力筹画集合私人力量，创办一个较高水准的刊物，宣导学术研究，并为台湾学人的发表园地，作了《大陆杂志》的创办人。

其实，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他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

朱家骅为中研院到处奔波，担负起筹措经费、找寻院址、购地建屋、规划学科、创办刊物等起死回生的重任。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1954年在台北南港中研院重建成功，后来又陆续重建植物、化学、动物三研究所，还在1955年2月亲自增设近代史、民族学两研究所。

1957年4月2日，他在台主持第二届院士会议，第二日主持第三届评议会首次会议，中研院在台逐渐复兴。此后不到半年，8月20日说是因病递交辞呈，10月辞去中研院长，1958年1月11日移交院务于美国归来的胡适。

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事情的原委则任人编排。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介石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由此把他这一做法看成是对自己的叛逆，于是怀恨在心。

有一份资料看上去似乎是可信的。据史语所老人石璋如回忆：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将官场上的把戏玩得炉火纯情的蒋介石就这样把事给办了，人不知鬼不觉，朱家骅成为了这一出“政治酬庸”闹剧的牺牲品。

1962年2月24日下午，朱家骅最后一次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是年七十寿辰设立了“朱家骅先生奖学金”。“中研院”曾经是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在他的擎划下初具规模，对台湾后续经济颇有助益。为此毕生劳心瘁力。

他晚景凄寂，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他出无车，食无鱼。他一向清廉不蓄财，再次吐血病倒时，窘困的竟连住院动手术的钱也一时无措，最后多半由友好旧属捐赠才得过关。1963年1月3日，在台北心脏病寿终寓邸，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

李济：去台后成了落寞的“学阀”

抗战胜利，李济全家搬回南京，刚落脚不久，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留大陆还是去台湾，这对李济那一辈读书人确是很难过的一关。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奉命由南京迁至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等机构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指派李济协助庄尚严押运。

抗战流亡近十年，李济随着大批珍贵文物四处迁徙，当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看得出他确实想过安稳日子，安静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到台湾去，对于他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有一件事，大概对李济也是一个触动。李家跟傅斯年家住对门，傅斯年常来与李济聊天，那是1948年9月之后，济南刚解放，傅斯年是山东人，他当时听到了一个传闻，不知是山东来的人说的还是报纸上登载的，说看到一批读书人在扫大街，其中有王献唐，王当时是山东图书馆馆长，是李济和傅斯年先生共同的老朋友。他去扫大街，大概是共产党进城后组织的义务劳动，也可能是知识分子自发的一种行动，表示自己脱去长衫向劳动人民靠拢。可傅斯年和李济谈起这件事，忧心忡忡，感觉如果不去台湾，将来恐怕也会是同样的命运。

1948年底，他全家迁至台湾，李济的儿子李光谟那年22岁，说是“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留在大陆。上海解放之后，台湾和上海就无法直接通信了，儿子后来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不知道。过了几年通上消息后，李济通过香港的朋友给儿子辗转寄来了信，还托香港的朋友给孩子寄来了油、糖等日常物品。“文革”开始后，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

1973年前后，赵元任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李光谟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他照相，说是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李济。隔了一周李光谟见到赵元任，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他女儿带给了李济夫妇，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儿子在“文革”当中死了。

后来李光谟去了台湾，见到曾在家服务多年的一位老男工。听他说，蒋介石曾经让李济在胡适出国时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李济拒绝了。蒋介石约李济面谈，谈过之后，李济答应作代理院长。谈话回来那天，男工问李济：“‘总统’跟你谈什么了？”李济只简单说了一句：“没说什么，训了我一通。”原来，“中研院”搬到台湾后，归朱家骅主管，朱家骅当了多年的教育部长，搞得“中研院”官场气息愈发浓重，李济不习惯，因此不愿去那里做院长。

李济与妻子是从小订的娃娃亲，李夫人是小脚。李济在清华读书快毕业时，父亲派人回老家，把妻子接到北京与李济完婚。妻子在湖北老家上过学，也算知书达理，给李济写的信，写得还挺好的，文理通顺，字迹隽秀。她当时希望婚后能继续念书，可是妻子刚到北京，婆婆就病了，她在病榻前侍奉，直到给婆婆送终。读书的事也就搁浅了。后来娘家人说，我们陈小姐是被你们李家“骗”到北京当媳妇的。

早年，徐志摩就曾在一封信中说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他后来在台湾学界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李敖曾说：“李济31岁起就做学阀，84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此说并非空穴来风，李敖又补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也很恰合。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这边人们的阅读视野中。直至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李济文集》，收集了李济学术论著近400万字。

就如同台湾大学原设“考古人类学系”陷于无古可考的境地，因人设系的局面必定难以为继，最终干脆径直呼作“人类学系”。得不到最新考古实践与资料的李济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从专业讲，去到台湾的李济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当时也很缺少大陆的考古资料。他后来通过从日本买来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图片继续作研究，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写出来的。

在他早期的考古论文中，论述的重点多侧重于古代艺术，说“安阳出土的作品，不得代表成熟的艺术，并且证明在它们背后，还有一长段的历史。”这话说得当然没错，但是却未能注重出土器的历史价值。再者，他在《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提出，“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業，矛、空头锛等”的观点，这与事实显然不符。

另外，他的小屯10座随葬青铜礼器墓的分类统计，仅注重了觚形器与爵形器的组合关系，称之为“严格匹配率”，则忽视了鼎与其他礼器的组合关系，譬如：随葬青铜礼器最多的M188（8件）、M232（10件）、M238（14件）、M331（21件）、M333（10件）及M338（11件），除M238以外，都有鼎随葬。这十分值得研究，而在李济的文章中未予关注。在后来发表的《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1976年）中，礼器组合的问题也没有论及。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觚形器与爵形器的组合应在二里冈下层时期，即早商，二里冈上层时期应已存在用鼎的组合关系，即用鼎制度。再就是，玉器也没有放在李济统计的礼器组合中加以论述。

究其原因，建国前的考古发掘仅在安阳进行，发掘成果只有8个报告，可资研究的仅前7次，材料亦不完整。其他发掘多伴随于大规模的盗掘之后，1931年，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古迹研究会曾在河南浚县进行发掘，前后计4次，历时6个多月，清理残墓88座。其中经古人盗掘的约占三分之二，经今人盗掘的约占三分之一，多数墓葬已不见本来面貌，故对于研究古制只有较少的价值。

建国以后，科学考古发掘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成绩之宏巨，出土文物之丰富，已有诸多专门研究，在此勿庸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至此有了古史研究与考古学的真正结合，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给予认知礼器制度以有力的支援。

苏秉琦之《洛阳中州路（西二段）•结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的论文指出，这里的殷文化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有着鲜明的联系，代表了殷文化遗存的晚期阶段。论文将这一文化遗存中的10个西周墓按它们的规模大小分为3型4类。苏秉琦还指出，大型墓与中型墓的差别主要是随葬品中用铜器（鼎、簋、盉、盘）代替了部分陶器（鬲、簋）。这样就使青铜礼器在随葬品中的等级突出出来，而且依据的考古学资料很具代表性。

1977年，81岁的李济完成了毕生最后一本学术专著《Anyang》 （安阳），那时他还在美国，书是用英文口述写的，由华盛顿大学出版。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册书也没有一本是珍本、善本。这是他立下的规矩：做考古的人自己不得收藏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