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草深处：动物的形变和死亡

皮草深处：动物的形变和死亡 小象君

The Depths of Fur:

Animal Metamorphosis and Death

作者 / 龙缘之

编辑 / 谌&惠元

原文题为《皮草深处:动物的形变和死亡》[1]

首次刊登于2021年上海双年展特刊《流》

由法国第戎出版社(Les presses du reel)发行

已获转载授权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

2020年的数月之间，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者，累积确诊达数千万人，超过百万人死亡。我们已知并非仅有人类能感染这种病毒，其他一些物种也会:人工圈养的非人动物(non-human animals，以下为便于行文，简称“动物”)首当其冲，而集约化养殖环境下的动物备受威胁。迄今为止，荷兰、西班牙、丹麦、美国和瑞典的水貂养殖场(fur farm)中，数以百万计的水貂已因此被扑杀。上述现象似乎距离中国十分遥远，然而，中国却正是全球最大的皮草生产国和消费国。[2]距离上海仅两小时车程的浙红崇福镇，是全球最重要的皮草加工地之一。被剥下的动物皮从北方被送到此地进行硝染，在染色、防腐等加工后，水貂(mink)、狐狸(fox)、貉(raccoon dog)的毛发，再被运送到中国各地制成冬季帽沿的皮草饰边、包上的挂饰，以及其他式样的皮草制品。

专栏作者

龙缘之

北京大学电影学硕士

清华大学科技哲学博士

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传播、动物研究，以及电影及当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2018年，她以对大熊猫保护历程的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取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行动亚洲生命关怀能力发展中心(ACTAsia)，也为《信睿周报》等刊物供应动物、艺术相关稿件和书评。她是文化与动物基金会(Culture & Animals Foundation)2019年度受奖人。

作者按

卡罗尔.J.亚当斯(Carol Adams)用“缺席指涉”(the absent referent)分析“动物”(animal)如何变成“肉”(meat)。[3]“皮草”一词同样地在字面上先令动物消失；进而改变了讨论它们的方式(服装的原料，而不是死去的动物);最后一种令动物消失的方式，是令其成为隐喻(而不是应该受到关注的道德对象)。[4]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动物就是充满隐喻的，当代的动物隐喻却是点缀生活、可有可无的时尚元素。作为商品化的最终结果，它们来到生命旅程的终点:遍布奢侈品商店和皮草卖铺的上海。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里，透过动物在上海形变的近百年历史，一窥消费文化反映出的动物观，以及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从“动物”到“物”

－中国的动物形象停止了流变

“神创万物、等级森严的说法却不见于古代中国，中国传统是以为变化和流动才算正常秩序，因此，逾越人兽界线也有不同意义。”[5]

－胡司德(Roel Sterckx)

古代中国没有对应于西方“动物”(animal)的词汇，胡司德指出，“找遍古代中国文献也没有这么一个定义:既明确概括了一类存在物的本质属性，又近似于希腊(亦即西方)的动物概念”。[6]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对“定义”的兴趣不大，“没有定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同样丰富的材料，有助于深入的领悟。”[7]相对于现代汉语中的“动物”(字面之义是“会动之物”)，古代中国人认为动物和宇宙万物、地域环境，甚至与社会变动相互关联。

动物形变、幻化为人的故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曾是深入世世代代人的观念。其中，最多的或许就是和狐狸相关的传说。狐狸虽被认为与北方有关，但也有着“外来的”意思(“胡”人，发音与“狐”相同)，广义上是一种能渗入人类社会的他者。[8]栖息在城市边缘的它们，在传说中不仅可变作人形，即使在无人看到的时候，也过着和人一样的生活，有与人相似的社会组织，甚至进而追求永恒与不朽。[9]中国在清代又一次地达到狐狸传说盛行的高峰。

在中国早期电影里，起初亦延续着动物形变的故事，反映当时人们对此的认识和想象。1920年代的“武侠神怪”电影里，大量的动物形象和隐喻表现出中国文化赋予动物的灵性和神秘气质。即使接近1930年代初期，知名电影中仍有着武功高强的化为人形的猿，以及作为广告卖点的“人面猴”。[10]被人格化或神怪化的动物，具有亦人、亦兽、亦仙的特质，起着关键性的推动叙事的作用。

影视作品中的动物形象

随后，一股将野兽再现于电影银幕的外国“兽片”热潮，在1930年代袭卷上海。非洲等地大型动物的影像，取代了原先形体及意义皆不断流变的银幕上的动物形象。热闹的上海电影院中，经常映演着西方各国影人摄制的猛兽相斗、丛林故事，甚至游猎纪录片(safari documentary)。这些野生动物主题电影受到包括鲁迅、电影人和大众的重视和喜爱，中国观众进而赋予这些电影“兽片”(beast film)的类型名称。[11]

“兽片”中的动物形象和寓意、人物和空间关系，标示出在列强侵略、好莱坞电影文化强势输入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动物观走入上海庶民生活的过程。在部分电影中，动物甚至由人类演员披上毛皮饰演，搬弄对动物的匮乏认识中的刻板印象。动物失去了神秘性，成为“摄影机与枪共构”(电影的摄制过程经常将动物在镜头前开枪杀死)中的一次性工具(disposable subject)，仅存着被奇观化的价值。[12] “人”和“兽”之间泾渭分明。

1930年代外国兽片(beast film)在上海引发热潮

经历了被定型的过程，“野兽”变成了“动物”，象征着与讲求文明和科学的现代城市相对的野蛮落后，以及尚未“开化”的其他民族。上海银幕中的动物形象之流变，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古代中国动物观失落的过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沿袭着这种对动物的严重歧视(speciesism，中文为“物种歧视”或“物种主义”):物种之间固然有所差异，但是人类和其他动物“更不相同”。人类自我隔绝于其他生命形式、自命不凡……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生活，将动物局限于不同的用途(食物、服饰、观赏物)，拒绝予以尊重。

“处死箱”和“毒气车”

－关于道德划界的历史省视

“真正的恐怖在于:不仅凶手们拒绝设身处地地为受害者着想，别的人也一样。”

－库切(J. M. Coetzee)[13]

2020年11月初的丹麦乡间，由数十人组成的队伍，推着处死水貂用的“处死箱”(killing box)前往养殖场的画面，受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导。这些人意欲何为?

最初由野外捕捉而来的水貂，在养殖业中一代又一代地被迫繁殖。每年冬季，在数月龄大时，亦即动物毛发最为茂密，得以抵御寒冬之际，业者将它们从金属网笼中抓出来，塞入处死箱。在数十只水貂被投入这个比棺材小一些的箱子后，工作人员会接上汽车排气管并发动车辆。“几十秒后，它们就死了－－没有痛苦”，养殖业者表示。[14]

毒气车

事实上，这种被称作“人道屠宰”(humane slaughter)方式，为水貂带来多种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问题。例如，在发动汽车之前，处死箱中高达30至100只的水貂彼此交迭的身体，使下方同伴承受巨大的压力和重量;彼此陌生的个体皆容易形成紧迫(stress);最后，水貂本身是能长时间闭气潜水的动物，数十秒的毒气(多半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无法保证它们死亡，这不仅与气体的浓度直接相关，而且被挤压在下方的水貂很可能根本无法吸入毒气。在此情况下，人们不时得徒手扭断它们的脖子，另一些水貂则在同伴的挤压和惊恐挣扎中慢慢死去。[15]

上述的杀戮过程，与1985年推出的纪录片《浩劫》(Shoah)中，幸存者所描述的“毒气车”(gas van)何其相似？这些货车的发动机被改造扩大，排气系统精准地与货厢连结，人们被强迫脱下衣物并进入车厢，汽车以怠速发动后直接驶向坟场，一氧化碳令车程中的数十人于痛苦中死亡。[16]部分毒气车甚至在车身刻上“咖啡” (Kaiser's Kaffee)字样，载运着人们前往焚尸炉或掩埋场。[17]当时年仅13岁的西蒙·史瑞布尼克(Simon Srebnik)回忆道，每辆货车上有八十人，“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还活着。焚尸炉满了，人们躺在地上。他们都在移动，正要活过来，被扔进焚尸炉时，他们是有意识的。他们活着。他们可以感觉到大火正把他们烧了。”[18]四十万人中仅有两人幸存。[19]

当我们形容人类“像动物一般死去”时，“动物”不应该只被视作隐喻。相反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动物的死”和“人类的死”在许多层面上是一样的。历史上不被视为“人”的人类(他们也是动物)被异化、奴役和消灭;现今仍不断发生的，则是动物(同样不是“人”)的生命、形体和自身价值被抹消的过程。差异之处或许在于:如今我们可以从回忆录和纪录片得知关于毒气车的证词，而不是科学报告。动物似乎更为不幸(仍是不幸的)，被无底线的对待和利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尚未有动物保护法律的地方。

“我在动物的眼睛深处

看到人类的灵魂注视着我”

对动物的思考往往反映了人类的自我定位，因此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人和非人动物都有着情感、同理心、智慧、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如今，不仅动物行为学普遍为人所知，关于动物认知、心理，甚至文化和语言的研究亦不胜枚举。[20]划定“人”和“非人”的界线，实际上在人的观念之中。相对于“非人”动物一词，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以“人形”动物(animals in human form)来指称所谓的人类。[21]在这样的科学事实及哲学反省下，“如何对待动物”决定了我们是否仍有机会成为有道德的物种。这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总是会有一些人拒绝认真看待此事，但人们的生理已代为回应:人畜共通疾病(zoonosis)。人与非人动物，在不同的尺度及多种意义中，永远互通声息。

丹麦大规模地扑杀水貂，正是因为在水貂养殖场内发现了一种可传染给人类的变异新冠病毒。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表示，这种变异毒株会削弱人体形成抗体的能力，对未来的新冠肺炎疫苗的有效性构成风险。[22]全世界最大的皮草拍卖行－－位于丹麦的哥本哈根皮草拍卖行(Kopenhagen Fur)进而宣布逐步缩减规模、清算资产，并在二至三年内关闭。[23]

实际上，皮草养殖业(在中国为三物种:貂、狐、貉)涵盖整个中国野生动物产业(包括:毛皮、药用、食用、观赏及宠物，以及实验等五类产业)从业人口的半数(在1400多万人中，皮草产业人数为760万)；以每年的直接产值来看，皮草动物产业更在总产值5206亿人民币中占3894亿元。[25]在过去数年中，中国每年都从丹麦进口种貂以投入大规模繁殖。水貂被制成皮草配件(包括假睫毛)的毛皮总量，早已超过整衣式的皮草大衣。为了节约养殖成本、缩短生长期，中国业者普遍使用多数水貂养殖国禁用的褪黑激素(melatonin)。这种生长激素会导致水貂的睡眠模式、季节性繁殖，以及骨骼的生长和密度等方面出现动物福利问题。[26]

皮草养殖业难以保障动物福利

狐与貉在古代中国更广为人知，如今命运却也十分悲惨。为了满足时尚多变的口味，业者培育出自然界不存在的黑色“银狐”(silver fox)及灰色的“蓝狐”(blue fox)。在芬兰，养殖业者觊觎更大张的毛皮，透过基因选择和高脂的喂养方式，繁殖出被媒体称为“怪物狐狸”(monster fox)的超大版本动物。它们的毛发重量甚至让自身难以承受，四肢弯曲变形，体重可达野外狐狸的六倍，还易感染眼疾。[27]同样地，中国每年由芬兰进口用作种狐的巨大狐狸。这是当代中国无从变法术，却长相恐怖怪异的狐狸们的命运。[28]

貉是东亚较为广泛分布的物种，近年在上海有着越来越多被目击的纪录。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仅听过用来形容一群品性卑劣者的成语“一丘之貉”，却不知道这种重视家族关系的物种，正在人类社会边缘求取生存。在日本被称作“狸猫”(Tanuki)的貉，被认为有百变的化身能力。如今，貉与狐狸都失去了脸孔，在中国被制成帽子上的毛球(pom poms)和冬季外套的饰边(fur trim)，销往世界各地。另一方面，芬兰业者引入貉用以养殖取皮，部分逃逸的个体成为欧洲的“外来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没有法律的保护，人欲诛之而后快。这即是当代貉可悲的形变。[29]

人道主义者索尔特(Henry S. Salt)在《动物权利》一书的开篇引用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的诗句，

“我在动物的眼睛深处看到人类的灵魂注视着我。我看到它诞生于羽翼和皮毛深处，被囚禁于四只脚的形体之内，漫游荆棘丛中。我瞥见了这些囚犯的眼神，并发誓我将对它们忠貞不渝。”

“I saw deep in the eyes of the animals the human soul look out upon me. I saw where it was born deep down under feathers and fur, or condemned for awhile to roam four-footed among the brambles. I caught the clinging mute glance of the prisoner, and swore that I would be faithful.”[30]

在卡本特的诗句中，人类的灵魂被囚于动物的形体之内。我更愿意将其诠释为，动物和人共享着极为相似的精神世界，无分高下。然而，灵魂在今日囚禁于真正的金属牢笼。在本文写作期间，一年一度的中国“取皮”(skinned)季节“小雪”节气即将到来，这意味着数千万的动物将因为它们的皮毛而死。[31]

回顾动物形变的历史时，我们将会发现，作为隐喻的动物虽未能在古代中国引起道德层面的重视，但至少以多样的形变方式在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的上海，动物形象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得单薄，化作来自落后世界的战利品。时至今日，动物在消费主义与全球化的促进下，仍在多种意义下形变－－它们的出生受人控制，肉体深受折磨而扭曲畸型，死后被分解为琐碎的物品，装点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之中，还能见到人类的灵魂吗?

参考资料

1. “皮草”(fur)为拥有较长毛发的动物之毛皮，中文又称作裘皮、毛皮、皮毛等。“毛皮”、“皮毛”和英文“fur”意思相近，可指活的或是已经死亡的动物之毛发。然而，“皮草”和“裘皮”多用于指称动物毛发制品。本文引用亚当斯的理论，说明“皮草”一词如何让动物消失、仅剩它们的毛发，而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毛发来自动物。题名呼应文中引用的诗句，引文处之“人类的灵魂”乃诞生于动物毛发深处，但由于本文的主题为动物在当代被当品化下的结果，故以“皮草”为题。

2. China’s Fur Trade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Fur Industry, ACTAsia, UK. October 13, 2019.

3. 卡罗尔．J.亚当斯最初在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1990)一书中使用“缺席指涉”探讨“动物”成为“肉”的问题，而在近年的著作中再次强调。参见《汉堡包:吃肉背后的权利较量》，[美] 卡罗尔．J.亚当斯着，刘畅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03页。

4. 必须注意的是，用于指涉非人动物时，繁体中文使用牛部的“牠”字，而简体中文为“它”字。“它”字也可以指植物及没有生命的物品。

5.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英] 胡司德着，蓝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1页。

6.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英] 胡司德着，蓝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7.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英] 胡司德着，蓝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25页。

8. 《说狐》，康笑菲着，姚政志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40页。《异类》，[美] 韩瑞亚着，籍萌萌 译，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1页。

9. 《异类》，[美] 韩瑞亚着，籍萌萌 译，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64页。

10.《红侠》(1929)中的“白猿老人”，就是一只武功高强且神出鬼没的猿，而《火烧红莲寺》系列第十四集(1930)也以“人面猴”作为广告卖点。1930年9月25日中央大戏院《火烧红莲寺(第十四集)》广告主题和语汇，“请看人面猴出世”，载《申报》1930年9月25日。

11. 《尔雅》对此的解释为:“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相对于野生的“兽”，已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则是“畜”。在此语境下，中国观众将以大型动物作为主题的影片称作“兽片”。1930年代，上海映演的外国“兽片”为173部，中国影人也摄制了超过十部的“中国兽片”。龙缘之，“兽片”在上海( 1930年代) —以《申报》之“电影专刊”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15页。

12. 关于野生动物如何作为拍摄时的“一次性工具”，参见Derek Bousé, Wildlife Film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p.196.

13. 《动物的生命》，[南非]库切 着，朱子仪 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0页。库切在该书中，将屠宰场比作集中营，更批判常人一旦思考的对象是“非人”动物时，通常会断绝内心的沟通，令同情的机制无法运作。

14. 处死箱为现代皮草养殖业经常使用的工具，笔者曾访问皮草养殖场聆听业者说明。

15. 国际知名动物福利专家布鲁姆(David M. Broom)对“紧迫”的解释为:“环境对人／动物造成不利或有害的影响”，通常是指“无法适应环境”。而生理和免疫系统功能的特殊改变，是许多个体感受紧迫时共有的现象。简言之，当个体紧迫时，它的福利也就跟着受挫。《动物权与动物福利小百科》马克．贝考夫 编，钱永祥等 译，台北桂冠图书，2002年，第328-329页。关于水貂的屠宰方式及相关的动物福利问题，参见The Case Against Fur Factory Farming: A Scientific Review of Animal Welfare Standards and “WelFur”, Respect for Animals, 2015. p.27-28.

16. 网页资料: http://www.deathcamps.org/gas_chambers/gas_chambers_vans_de.html

17. 1941年12月至1943年春季和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有四十万犹太人被以毒气车的方式杀害。幸存者描述道，被命令脱下所有衣服和首饰的人“他们赤身裸体…毒气车正等着他们……”。在车厢车，人们可以听到司机发动车辆的声音。在驶向森林的车上，他们的尖叫声越来越微弱。Claude Lanzmann, Shoah: 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3, 76-83.

18. Claude Lanzmann, Shoah: 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101-102.

19. Claude Lanzmann, Shoah: 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3.

20. 参见《动物的存在与虚无，以及它们如何沟通的科学艺术:鸟会说方言、鱼会打摩斯密码、鲸鱼爱K歌、大象会说韩文……破解“动物语言”里的生物哲学》，[荷]伊娃·迈尔着，林敏雅 译，台北:野人文化，2019年。

21. 《敞开:人与动物》，[意]吉奥乔·阿甘本 着，蓝江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22. 央视财经《天下财经》栏目报导“全球疫情持续加剧 病毒变异貂传人 丹麦将扑杀所有养殖貂”，网址:http://tv.cctv.com/2020/11/07/VIDEiTYVmnLJdr4ifEkH4wHF201107.shtml，2020年11月7日。

23.哥本哈根皮草拍卖行官方网站，2020年11月12日公告。网址: https://www.kopenhagenfur.com/en/news/2020/november/kopenhagen-fur-looks-into-normal-operation-in-2021/?fbclid=IwAR33HOCH1dHM4LD1uCMFC2RmzM880K3u-xbg4hKg6LdeiCE3aO2LWLlBgBI

25. 《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第103页。

26. China’s Fur Trade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Fur Industry, ACTAsia, UK. October 13, 2019. p.39.

27. Tom Parfitt, Horrific footage shows obese 'MONSTER FOXES' being overbred in cruel fur farms, 2017年8月25日。网址: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845914/animal-cruelty-fur-industry-foxes-Finland-European-Union-overbreeding

28. Taija Rinne, The bittersweet union of the Chinese and Finnish fur industry, Animalia Media, 2020年4月22日。网址: https://animaliamedia.fi/kiinalaisen-ja-suomalaisen-turkisalan-katkeransuloinen-liitto/?fbclid=IwAR18SMZid-cHOXhHdRyVb48f9tG7xWy6T7r5aRYk_NnHDrJWZTmJ9uY0OEE

29. 参见Management of the invasive Raccoon Dog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in the north-European countries，网址: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life/project/Projects/index.cfm?fuseaction=home.showFile&rep=file&fil=LIFE09_NAT_SE_000344_LAYMAN.pdf&fbclid=IwAR2t0ZA45OzcSGDw4WnpsP1c43rNBAsTNmDIvK-RTS7kBTa4g6WGhrkTwUE

30. Henry S. Salt, Animals’ Right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al Progress,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Ltd. 1892.诗句出自Edward Carpenter, Towards Democracy, Manchester: Labour Press, 1896, p.175.

31. 根据官方报告，中国皮草产业的取皮数量（即水貂、狐狸和貉等三物种的动物数量）于2015年达到高峰，为9500万只;2019年约4000万只。参见《中国水貂、狐、貉取皮数量统计报告（2019年）》，中国皮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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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皮草深处：动物的形变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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