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喜｜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52岁的陈年喜，曾经做过16年爆破工，2013年，他以一首《炸裂志》震动诗坛：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它坚硬

炫黑

有风镐的锐角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从2016年起，在写诗的同时，陈年喜开始了散文与非虚构写作，过去在零星散落在诗歌中的工友、大地5000米深处风钻与炸药的轰鸣、平凡的中国人悲怆又炽烈的生命力，在这些文字里变得丰盈，震的人头皮发麻。

在新书《微尘》里，陈年喜记录了21个故事，50多幅人物画像。

他没有悬至高空的，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傲慢，而是用贴着大地，与土地摩擦到出血的文字，如实地记录着中国的变迁时代里，那些极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因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因为「即使卑微如尘，也要热烈活着」。

以下，是他的自述：

在秦岭脚下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而后是矿山谋生，大漠长风，荒地枯魂，最后是城市漂泊。我的生活是动荡的，即便是在困顿围城的乡村。

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一五年，矿山爆破十六年，从南疆到北疆，从青海到内蒙古，从太行山到长白山，从江西九江到广东韶关，地老天荒，日出月落，我早成失语的人。

纪录片《我的诗歌》中朗诵《炸裂志》的陈年喜

二〇一六年，我才开始写一点儿散文。散文是什么？自觉实在一无所知。像我所有的诗歌一样，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文字就是一道出口、一种释放，说出人世的悲欣、命运的幽微。

收录在本书里的文字，写作于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九年，是我对一些渐行渐远的时光的回望，一些因为不合时宜已被我舍弃了，其中围绕矿山展开的内容是我写给澎湃新闻《镜相》栏目的非虚构文章，它们显得参差斑杂，但并不相悖。

我写了大半辈子，只不过之前用生活和命运，之后用笔和心。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是认真的。往事成尘，记下这些尘埃，是对自己，也是对时间的一点儿交代。从本质上讲，所有的文学都是挽歌，挽留西沉的落日，也挽留东去的泥沙。

2016年，哈佛大学邀请陈年喜赴美演讲。图源《人物》公众号

在行文上，我想尽可能增加一些可读性，多一些信息量，因此有一些节外的枝叶、一些不合法度的疏散。世界从来不是纯粹的，呈现生活形态的文字也难免是繁缛的，我一直试图把一些东西打通。成与败，我也没能力判断，就交给读者吧！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子源，是他的极力促成才有了这些文字结集面世的机会，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果麦文化，也特别感谢您，翻阅至此处的目光！

时间和命运长途中的同路人，彼此关照啊！

《不曾远游的母亲》

（试读节选）

一九九九年始，我开始上矿山，天南海北，漠野长风，像一只鸟，踪影无定。有些时候，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面，有时终年漂荡，一年也见不着一次，甚至有时忘了她的样子，但一直记得她说的张瞎子说的话。

一转眼，我四十岁了。

四十岁那年，我在萨尔托海，百里无人烟，只有戈壁茫茫。放牛放羊的哈萨克族人，有时放丢了牲口，骑着马或摩托车呼啸而来，或呼啸而过。

这里是一座金矿，规模不大也不小，有三口竖井，百十号工人。我是这百十号人里的一员，像一只土拨鼠，每天地上地下来回。

母亲知道我在世上，但不知道我在哪条路上。我经常换手机号码，她也许记得我的号码，但没什么用，这里不通信号。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石灰墙，上面用铅笔记满了儿子们的电话号码，哪一个打不通了、作废了，就打一个叉，新号码再添上去。这些号码组成了一幅动态地图，她像将军俯瞰作战沙盘，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风物人烟，仿佛她一个人到了四个儿子所到过的所有地方。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对她讲过，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母亲的地图虽详细，这样的情节也不可能显现。

这一年，我得了病——颈椎病。最显著的症状是双手无力，后来发展到双腿也没了力气，如果跑得快点儿，会自己摔倒。我后来知道是椎管变细，神经受压。

我的工作搭档是一个老头，别人叫他老黄，那时已经六十岁了，模样比六十岁还要老，掉光了牙齿，秃头上围一圈白发，又高又瘦。他年轻时在国营矿上干过爆破。他不是退休了，是下岗了，因为老了。

那一天，我清晰地记得是九月初。胡天八月乱飞雪，萨尔托海倒是没有飞雪，但空气比飞雪还冷，戈壁滩上的骆驼草已经干枯了，一丛一丛的，风吹草动，仿佛蹲着一些人在那里抽烟，那烟就是一股股风吹起来的黄尘。

我和老黄穿成了稻草人，因为井下更冷，风钻吐出的气流能透人的骨头。这一天，我们打了八十个孔，就是八十个炮。老板很少下井，但他会听炮声，一边打着牌，一边数炮。

进出的通道是一口竖井，原来用作通风的天井，八九十度，仅容一人转身。竖井里一条大绳，十架铁梯子。打完了炮孔，装好了炸药，我说：“黄师傅，你先上，我点炮。”那时用的还是需要人工点燃的导火索。每次都是老黄先撤，我点炮，毕竟我年轻一些。

点完了八十个导火索头，我跑到采区尽头，抓住绳头往上攀，可任我用尽了所有力气往上爬，怎么也够不着梯子。脚和手仿佛不是自己的。导火索刺刺冒着白烟，它们一部分就在我的脚下，整个采场仿佛云海，我知道它们中的一部分马上要炸响了。

这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根折断的钎杆，它插在乱石堆里，同时，我也看见绳头下的岩壁上有一个钻孔，那是爆破不彻底留下的残物。我快速抓起钎杆，插进残孔，爬了上来。刚到天井口，炮在下面接二连三炸开来。

我对母亲讲过无数矿山故事，我的语气、神采带她到过重重山迢迢路，但这一截路程只属于我一个人。

四十五岁，我因为一场颈椎手术，离开了矿山，开始另一种同样没有尽头的生活。比她跑七十里路，测卦来的“出头”之日，晚了五年。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心理：凡是我认为的好兆头，在没有兑现成事实之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告诉别人，不敢泄露半点儿秘密。比如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大火烧身，按周公解梦，将有喜事发生，几天里，都被这个梦煎熬着，又总是在心里深深地藏掖着，生怕别人知道了，喜事就化为乌有了。比如接到编辑电话，告诉某某组诗拟于某期刊发，在文字见刊之前，从不敢把喜悦分享于人。一个命运失败太久的人，仿佛任何一个细小的失望都会成为压上命运的又一根稻草。

母亲是二〇一三年春天查出食道癌的，医生说已是晚期。在河南西峡县人民医院，经过两次化疗，身体不堪其苦，实在进行不下去，就回老家休养了。如今，已是七个春秋过去，她依旧安然地活着，不但生活自理，还能下田里种些蔬菜瓜果，去坡边揽柴扒草。其间还就着昏沉的灯泡给我们兄弟纳了一沓红花绿草的鞋垫。而当时一同住院的病友，坟头茅草已经几度枯荣了。这样于她于家的好事，我怕让人知道，怕提醒了疾病，它再找上门来。

商洛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我的老家峡河现在出门，依然大多数时候要靠摩托车助行。雨天泥水，晴天暴尘，曲里拐弯，涉水跨壑，十几年里我已骑坏了两辆车。在家乡，你到哪家的杂物间里，都有一两辆坏掉的摩托车，而街上的摩托车销售部里，以旧换新积攒的破车子，简直要堆成了山丘。

山外的世界早已是穷尽人间词语都无力形容了，而母亲的一生是与这些世界无缘的，她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西峡县城。那是二〇一三年四月，她接受命运生死抉择的唯一一次远行。

西峡县城不大，比起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不算什么，但与峡河这弹丸之地相比，已是非凡世界。那一天，医院做了初检，等待结果办理住院。我和弟弟带她逛西峡街市，当时她已极度虚弱，走半条街，就要找个台阶坐下歇一会儿。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病，满眼都是惊喜，用家乡的话不停问这问那。对于她六十余年的生命来说，这满眼的一切是那样新鲜。

当行到灌河边，滔滔大河在县城边上因地势平坦显得无限平静、温顺。初夏的下午，人声如市，草木风流。虽说家乡也有河水，也年年有几次满河的旺水季，但比起这条汪洋大河，实在乏味得可怜。那一刻，母亲显示出孩童的欣喜，也许在她的心里，也曾有各式各样的梦，也曾被这些梦引诱着抵达过高山大海、马车奔跑的天边，因生活和命运的囿困，只能渐渐泯灭了。那一刻，我看见一条大水推开了向她四合的暮色，河岸的白玉兰，带她回到少女时代的山坡，那里蝉声如同鞭子，驱赶着季节跑向另一座山头……

那一刻，我有欣慰，也有满心的惭愧。

外面漂泊的十几年里，每一次回来，和母亲唠家常时，她都要问一问我到过的地方怎么样，有啥样的山，啥样的水，啥样的人，啥样衣饰穿戴？我用手机传回的照片，她一直保留在短消息里，以至于占用空间太大，老旧的手机总是卡死。一直以来对她的这些问询、这些举止，都不以为意，以为只是关切我在外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她这是借我的眼睛、腿脚和口舌，在完成一次次远游。

如今，母亲已经七十岁了，一辈子的烟熏火燎、风摧霜打，她的眼睛视物已极度模糊。慢慢地，人世间的桃红柳绿、纷纷扰扰，她将再也看不到了。即使我有力带她出去走走，她身体的一切也已无能为力。

所谓母子一场，不过是她为你打开生命和前程，你揭开她身后沉默的黄土。

原标题：《陈年喜｜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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