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蓝色文明”有其特殊性，中国应确立自己的海洋观

近年，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明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年5月28日至29日，“蓝色海洋文明与多元沿海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就海洋意识的构建、海洋对地域文明的影响、海洋经济以及海上交通与商贸往来、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与海洋打交道的历史不可谓不早，但长期以来，中国文明与海洋文明似乎并无多少紧密关系。更为人熟知的是，“蓝色海洋文明”用以指代发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而中国文明则是发源于黄土地的大河文明，塑造两个文明的自然环境迥然不同，孕育出的文明自然在经济、文化、民族特性等方面也不相同。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海洋观？

葛剑雄：中国应确立自己的海洋观

在28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地理环境、海洋环境确立自己的海洋观。

葛教授说，我们习惯使用的是西方的海洋观，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西方的海洋观是以地中海作为样本的。而地中海只有一个，建立在这之上的海洋观自然有其特殊性。“地中海基本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海，其内部有大量的半岛、岛屿以及海湾。在古代没有更好的动力和导航的条件下，地中海的航行相对容易、安全。而且，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沟通亚欧非的绝好的路径。这与中国不同。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集中了最多的古代文明，群星灿烂，交相辉映，这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海都不具备的。”

在西方的海洋观中有一种认识：海边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但这种认识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是否能够将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的解释？葛教授认为，这一点显然值得讨论。以中国的渤海湾为例，渤海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封闭的，古代这里的交通也很方便，但为什么没能生成让人远航出去探索、追求财富的动力？其中一点就是，渤海周围没有相互吸引的文明，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身处华夏文明圈内，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古代有个成语‘山陬海澨’，山隅和海边都是荒远之地。天涯海角，穷途末路。中国古人的这种认识如何理解，为何与西方的情形不同？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特殊的环境，确立自己的海洋观，而不能完全延续西方的海洋观。事实上，地中海的海洋观也不适用于印度洋、太平洋等其他沿海地域。”

另外，如何看待海洋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也应该就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分析。“当海洋能够通向其他文明时，对海洋开放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海洋还不能实现与其他文明的沟通，不开放海洋也不是一种落后。比如唐代前期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主要靠陆路联系，也不能说当时的长安、洛阳就不开放；唐朝后期，阿拉伯的船队已经到了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这时候若是封禁海洋，至少在经济方面是有损失的。”葛教授进一步说道。

魏楚雄：中国的海洋意识为何与西方不同？

来自澳门大学历史系的魏楚雄教授原本研究中美关系，近年也开始关注海洋文明。他认同葛剑雄教授的看法，认为传统中国并非只有大陆意识，它有海洋意识，只是这种海洋意识与西方不同。

从历史上看，中国很早就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三国时期孙权即派人率队远航，到达过夷洲（今中国台湾）、柬埔寨、越南南部、泰国西部、老挝南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区，并且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经济利益。作为中国海上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从汉代开始，广州即与外部世界有广泛联系。

魏教授还举例说，据官方记载从226-589这三百年里，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外使就有101个，他们来自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半岛、印度、罗马等15个国家和地区。唐朝不但减免了外商的税额，设立了专门监管全国夷务的鸿胪寺，还在广州任命了第一个市舶使。据《新唐史》记载，广州通往外国的海洋航道达到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海通道，涵盖了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等90个国家和地区。宋朝则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唯一的“市舶司”，而通过市舶司获取的贸易税收更是从3-5亿铜币长到20亿铜币，进口物品种类从70-80种增加到大约330种。

明朝政府虽然实行海禁，但广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仍在进行，而且这期间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及至清代，即使清朝于1757年关闭了在福建厦门、浙江宁波、江苏松江的三个海关，实行“广州贸易体制”，但这并未限制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16世纪，中国把澳门租界给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开辟了四条从广州出发的全球贸易路线，通过广州-澳门，可以到达里斯本、长崎、帝汶岛以及利马。1578-1638年，每年有75-150吨蚕丝制品从澳门运往长崎；而1585-1630年间，从长崎流入澳门的白银总数达一千四百九十万两。中山大学范岱克专门研究广州贸易，他认为，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魏教授说，“从这些历史可以看出，实际上传统中国有明确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海洋安全、发展战略。”

众所周知的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就开始了殖民扩张的时代。西方海洋意识的核心就是殖民扩张、海洋强国。马汉的《海权论》就是西方海洋意识的一个典型代表。传统中国涉足海洋的历史如此之早、如此之久，为何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海洋意识和策略？魏教授以为，传统中国的海洋意识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强调以德理政，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对外部世界没有强烈的军事扩张意识，注重经济、文化手段的同化。即使近代中国开始注重海防，也是受西方军事侵略的刺激而生的防御意识。

对此，葛剑雄教授进一步补充说，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中始终强调华夷之别，而蛮夷之地并非声教所及之处，传统中国甚至不屑于去同化它。“古代中国对外没有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它没有这样的意识。传统中国对外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有一些文化传播，往往是客观上形成的文化传播，比如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对当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