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诚知此恨人人有

1938年1月最后几天，春节临近，对中国人来说，过去的一年十分糟糕。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首都南京丢了。抗日抗日，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大家都没料到最后会这样。1月26日，沦陷在北平的周作人写了两首打油诗：

廿年惭愧一狐裘，贩卖东西店渐收。

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

红日当窗近午时，肚中虚实自家知。

人生一饱原难事，况有茵陈酒满卮。

自从进了民国，旧体诗中最有趣的便是打油诗，虽然还罩着古旧长衫，离高贵已经有段距离。譬如胡适先生写给周作人的《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若没有抗日这样的大背景，没有国难临头，打打油还真是挺好玩。然而中华民族已到最危急时刻，再继续打油就有问题。周作人这两首打油诗，显得很不正经，喝喝茶，看看报，吃点猪头肉，放下闲书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须辞，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查当时记录，周作人这段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希腊神话考证》。

1月30日是旧历除夕，周作人在日记中恶狠狠地写了这么一句：

今晚爆竹声甚多，确信中国民族之堕落，可谓无心肝也。

不妨想想当时情形，文化人不讲起理来，让人哭笑不得。凭什么你老人家打油喝茶看报吃猪头肉，却不让老百姓过年放爆竹？毫无疑问，国家到这一步，大家心头不好过，谁会真甘心亡国灭种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此时此刻，很多文化人也没闲着，留美出身的胡适选择出任美国大使，在异国他乡四处演讲，直接影响了美国人的对日态度。梁漱溟先生专程去延安，与窑洞里的毛泽东彻夜长谈，前后共谈了八次，最长的一次通宵达旦。梁希望毛以国家为重，走改良主义道路，毛自然不可能接受，他希望梁读一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梁漱溟是学哲学出身，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太能读懂。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反杜林论》一度非常流行，我祖父、我父亲都恭恭敬敬地抄过，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竟然也抄写过这本书。

1938年1月29日，也就是民俗小年夜，毛泽东致电邓发，请他转给远在苏联莫斯科的王稼祥，说红军大学缺战略教本，让王搜集一些这方面书籍，赶快找人翻印。王稼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俄出身，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49年以后的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都说留日学生比较容易激动，以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为例，他们情况类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结果呢，郭沫若抛妻弃子，毅然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而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只是在日记中发牢骚，骂别人没心肝。当时毅然抛妻别子离家出走的，还有留学英国的老舍先生，这位老北平去了武汉，投身到文化人集体抗日的洪流之中。

图穷匕首见，不到最后关头，人的真面目看不清楚。自从鲁迅逝世，说周作人是文坛领袖并不为过，左翼文坛固然很热闹，很受年轻人喜欢，但是内行看门道，真正懂得文章好坏的，显然更看重周作人的文字。因此沦陷北平的周作人一举一动，便有了完全不同寻常的意义。为什么他不能像郭沫若或者老舍那样离开北平呢？张中行先生晚年回忆，说自己当年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

那是盛传他将出山的时候，我不信，却敌不过一而再，再而三，为防万一，遵爱人以德的古训，表示一下我的小忧虑和大希望。记得信里说了这样的意思，是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的理想的破灭。他没有回信。

不知道周作人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即使收到，怕也不会太当回事。不回信意料之中，毕竟那时候的张中行还未满三十岁，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屌丝和粉丝。不过这确实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愿。在1938年的北平，形势非常险恶，日记中的周作人和现实中的周作人，正激烈斗争，往后退一步苏武牧羊，往前走一步李陵投降。读周作人日记，大有要准备认领苏武的意思。这一年的2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出席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落水的汉奸，周作人居然长袍马褂，也跻身于其中，一副洒然自得之态。

《大阪每日新闻》刊载了消息，并发表了会议参加者照片。好在是战时，虽然有不太清晰的照片为证，大家听到的还都是传闻，有人愤怒谴责，有人将信将疑，也有人为之辩解。周作人心静如水，颇有些出污泥而不染。在10日晚上，也就是参加座谈会的第二天，又毅然至福全馆，赴日本友人山宝之招宴。在旁人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事，周作人则泰然处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觉得这些事有什么大不了。热爱周作人的读者，最后只能用“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来形容他。与周同岁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自己很想派人去慰问周作人，可是在这特定时刻，“或者于他反有妨碍吧。不过正如我爱日本一样，周作人之爱支那是当然的事，我的友情不会得使他人对于周作人之爱支那的事引起什么疑惑的”。

瓜田李下，有些嫌疑必须要回避，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连日本朋友都明白的道理，周作人不会不知道。武者小路实笃还说，“我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什么。”周作人据此致信武者小路实笃，也是公开发表，作为推心置腹的回应：

现今中日两民族正在战斗中。既然别无通路，至于取最后的手段，如再讲什么别的话非但无用，亦实太鄙陋矣。如或得晤面，则或当说废话发牢骚，亦未可知，但现今却是不想了，读尊作后甚想奉书，又恐多言，如或使更感到寂寞则亦甚抱歉，故只此不赘，诸希谅查。

周作人这封信，很智慧地玩了一回不说之说的把戏，好像没说什么，又好像都已经说了。然而有些事并不是周作人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己以为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有信心同流而不合污，人家那边已经为你坐实汉奸罪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严厉声讨，请援鸣鼓而攻之，声明应立即将周作人“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武汉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文化界驱逐周作人》的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那些文化界中对所谓“硕子鸿儒”“盲目崇拜”的人，应以此得到一次教训，“一个人尽管有了‘渊博’的学问，并不就能保障他不会干出罪大恶极的叛国行为来，并不能保障他们不做汉奸”。

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的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了，这封信写得很诚恳，其中不乏精彩段落：

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做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

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确实让人心痛，也就是张中行说的那个“是别人可，他决不可”。偶像就这么被无情地打破了，“一念之差，忠邪千载”。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寄到北平，是一首含蓄的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也写了一首十六行的白话诗回答，听说胡适即将赴美，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文化人干的事就是有文化，干什么事都是文化。打哑谜，玩太极，走一步算一步，这些都是周作人的强项。他的最终下水，基本上属于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加温，从无到有，从勉强到严重到很严重，最后终于无法回头。似乎游刃有余，很快黔驴技穷。“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的周作人，聪明终被聪明耽误，不该参加的会参加了，不该拿的钱拿了，坦然去赴日本人宴会，最后到伪政府里任职，写鼓吹东亚共荣的文章。最让人感到不堪的，他老人家居然沐猴而冠，穿上了日本人的军服，去检阅童子军。

一失足，千古恨，文化终于不能再遮羞。关于周作人的下水，有过各种分析各种解释，无论周作人自己，还是那些喜欢他文字的好心人，说来说去，都难免避重就轻，都说服不了别人。譬如编造“地下党”身份，譬如保护了北京大学的校产，玩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把戏，用时髦的网络语言就是千方百计为他“洗地”。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墨悲丝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再洁白的蚕丝，颜色变了就是变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此“染不可不慎也”。

1942年12月，小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战争爆发。大汉奸周佛海在日记中哀叹，觉得此战一开，惹怒了强大的美国佬，日本帝国恐怕难逃失败厄运。重庆的国民政府喜出望外，窗户纸捅开了，中美两国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联手。中日虽然开打很多年，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作为一名职业军人，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接受记者采访，明确表示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作人，这位被大家认为充满了智慧的长者，根本不懂什么叫国际政治，看这段时期的日记，不是他请日本人吃茶聊天，便是赴日本人的宴会喝酒，似乎活得非常潇洒。在北平的文化人，遇上日本人找麻烦，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赶快去找“周启明”，也就是说赶快找周作人。为什么呢？因为周是可以在日本人那里说上话的。

12月26日，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作广播演讲，讲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一二三四说了很多，每一条都很丢脸，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动不动就是要为东亚民族解放而战，“我们身为东亚民族的人，应当在此时特别紧密联络，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以求本身的解放，这是东亚民族最紧要的时期，我们切切不可以忽略”。责任也好，意义也罢，无论怎么振振有词，都是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胡说八道，出自能写一手锦绣文章的周作人之口，真让人情何以堪。好在当时媒体并不发达，没多少人听广播，讲话稿发表了，也没什么人愿意阅读。人在做天在看，那年头做汉奸也不容易，要不停地开会，赶场子发言表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周作人忙得不亦乐乎，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开，宴会吃了一顿又一顿。日本人很在乎宣传，而且显然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不难想象抗战胜利，周作人应该会有的狼狈。此一时彼一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45年日本人宣布投降，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对汉奸的大规模检举，紧接着北平也着手清算。周作人曾有过去延安的打算，知道国民政府肯定饶不了他，但是真去投奔共产党，人家也未必会欢迎。结果呢，认赌服输，以汉奸罪被逮，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我祖父说起周作人，总是觉得很惋惜，认为他“思想明澈，识见通达，实为少数佳士，即使做奸，情有可原”。现实总是残酷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周作人这样那样，偏偏他就是这样那样了。许广平先生在周作人被抓的那几天，曾在上海对祖父谈起过周作人，说周做汉奸后的“种种表现，皆贪吝卑劣，且为一般文人作奸者之挡箭牌，以为启明先生尚为汉奸，他何责焉”。祖父将这段话记录在了日记上，说自己“闻而怅然”，心里很不痛快。

周作人比祖父大了将近十岁，他弟弟周建人也比祖父大，祖父敬佩周作人的文章，与周建人私交更好，他们在商务印书馆共事多年。“文革”后期，我作为一名中学生，曾经见过周建人，他是人大副委员长，出门可以坐红旗牌轿车，在当时代表着非常高的国家领导人待遇。有一天过来跟祖父聊天，红旗轿车就停在胡同里，不知什么原因，汽车抛锚了，然后又来了一辆，小胡同里一下子停了两辆红旗，很是扎眼，许多孩子远远地在观看。与鲁迅和周作人相比，这位作为三弟的周建人学问如何，我一直弄不太清楚。他当过浙江省省长，还当过共产党的好几届中央委员，后来又是民进的最高领导。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起周作人，他当然也是无意中听大人说的，意思无非周作人这家伙向来言行不一，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说他过日子太讲究，什么都很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可文章漂亮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当了汉奸。抗战八年，正是父亲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年头，他随着祖父逃难到四川做难民，受周围环境影响，对叛国投敌的汉奸深恶痛绝，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周作人被判徒刑，完全是情理之中，很显然，对汉奸，仅仅只有一个道德审判还不够，该法办还是得法办。南京夏天很热，老虎桥监狱通风条件非常差，黄裳先生曾有文章记录当时的情景，看见周作人光着上身，笨拙的身体在席子上爬，完全一副斯文扫地模样，旁边还放着个装花露水的小瓶子，显然是用来驱蚊止痒的。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都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绝对不能绕开。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们，但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了解，必须认真地去读他们的作品。否则就会有太多人云亦云，就会有太多误读，而人云亦云和误读的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周氏兄弟文字太多，真要耐心读完并不容易。好文章要慢慢品，与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聊天，都会有一种差不多的观感，刚开始，你会觉得鲁迅文章好看，像投枪像匕首，看了觉得过瘾，到后来，便会觉得周作人文章更有味道，更好看更耐读。说起周作人的下水，每一代人看法不一样，出发点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祖父那一代读书人，崇尚他的学问，总体来说是敬重和惋惜。父亲那一代，印象中的周作人，也就是一个落水的大汉奸卖国贼，肯定好不了，他的结局是罪有应得。

我们这代人对周作人的观点，相对复杂一点，既没有祖父他们那代人的敬重和惋惜，也没有父辈那代人的轻蔑。我们小时候，汉奸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坏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坏人，所以他们都差不多，都一丘之貉。还有“地富反坏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坏人太多，天下乌鸦一般黑，像周作人这样的便基本上被淹没了。如果不是攻读现代文学专业，不是为了一个硕士学位，我很可能根本不会去接触周作人的作品。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右派平反了，地主富农摘帽了，反革命变成一个十分模糊的词，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过去那个概念，唯一不太可能更正的是汉奸罪名。

自古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老百姓心目中，文章好看不好看不重要，汉奸和男盗女娼一样，永世都不可能翻身。周作人的不幸是遭遇到了北平沦陷这样的乱世，他没有挺身而出，恰恰相反，半推半就地挺身而入，从出世的风流儒雅，变成入世的自甘堕落。周作人之幸运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很快垮台，改朝换代让他成为真正的隐士，事实上，他只坐了短短三年牢，在解放军还没过江前就被释放。此后的十八年，除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人在劫难逃，他的生活也谈不上太糟糕。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他照样写文章，数量很多，质量也不错，真不能写就翻译，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每个月有四百大洋仍然入不敷出。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周作人落水本应成为文化人心中永恒的痛楚，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原谅他做了汉奸这个事实，然而也未必会有多少人太当真。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化人一方面不断地扮演崇高，说不完的大话，另一方面又有着太多无耻，太多让人难堪，因此，周作人的故事让人痛心，也容易让人聊以自慰。它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鄙视他人的制高点，给了我们一个五十步讥笑一百步的机会，仿佛旧时指责邻人偷盗女子失节，人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崇高感的诞生，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有多崇高，而是我们觉得别人还不够崇高。口号越喊越响，节操却一次次落地，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的尴尬，有了上纲上线，有了检举揭发批判，有了互相构陷落井下石。

中国文化人的最大不幸，不仅仅是遭遇乱世，生命受到威胁，更多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步步放弃了抵抗。明末清初的时候，面对清廷威逼和诱惑，顾炎武有一句十分体现文人之雄壮的话，“刀绳俱在，无速我死”，意思是说，你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人皆有怕死的一面，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死也就没什么太可怕。侯方域没人逼他，并没有刀架在脖子上，大清只用一个恢复科举，就将他给降伏了。因此《桃花扇》的故事精髓，在于国难当头，是与非的判断上，一个妓女很可能比一个文化人更有骨气，更明白道理。做人应该有底线，然而人生之困惑，往往是我们并不知道底线在哪，经常会书读得越多，越糊涂。

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周作人一直在悄悄为自己辩护，他可以认错，可以认罪，是不是真在忏悔，只有他心里才明白。巴金先生说起“文革”，认为最大的悲哀是很多人并没有罪，却真心地觉得自己有罪。认罪不认罪，忏悔不忏悔，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话题。抗战胜利后那几个月，各路汉奸仿佛热锅上蚂蚁。1945年11月16日，十分平静的周作人写了一篇《两个鬼的文章》，振振有词，痛斥中国士大夫的言行不一致，说他们所做的事，无非是“做八股、吸鸦片、玩小脚、争权夺利，却是满口的礼教气节，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振古如斯，于今为烈”。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说自己很幸运，终于可以不再与虚伪的士大夫为伍，“吾辈真以摆脱士籍，降于堕贫为荣幸矣。我又深自欣幸的是凡所言必由衷，非是自己真实相信以为当然的事理不敢说，而且说了的话也有些努力实行，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值得自夸的”。周作人说所有这一切其实“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甚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听其言观其行，真不敢相信此时的他竟然还能这么说，还能有这样的自信，写完文章二十天后，12月6日，周作人便以汉奸罪被逮，送到北平炮局胡同监狱。

周作人说自己文章中向来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一个是绅士，话说得有些绕，拐弯抹角，不熟悉他文风的人，很可能不明白要表达什么。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好文章要包含两种气息，在看似讲道理的文章中要有流氓气，在看似捣蛋骂娘的文章中要有绅士气。一味讲道理难免“头巾气”，一味风花雪月难免轻浮，在写作技巧方面，对文章之道的精通，周作人绝对是高手和达人。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为人，然而不妨碍欣赏他的文风，学习他的文字。只是欠了账都得还钱，功不唐捐，在现实生活里，在有意无意中，无论是耍流氓，还是装绅士，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再认真。

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读周作人文字，还是那种感慨，总会有一种心痛，惋惜他的落水，更痛心他被人鄙视，让人看轻。那些人格上还不如他，那些远比他更不光彩的行为，在政治正确的旗号下，大话空话言不由衷，溜须拍马随大流，争名夺利，动辄上纲上线，检举揭发批判告密，各种无耻和不堪，都可以肆无忌惮，都可以堂而皇之。龙游浅水也罢，虎落平阳也罢，现实就是现实，事实不容改变，祸因恶积罪有应得，周作人显然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的表率，他从神坛上跌落，名誉一落千丈，斯文从此扫地，因为他的存在，因为有他这块挡箭牌，中国文化人的整体道德水平，似乎都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