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有三十万个仁波切”，藏传佛教历史上有多少仁波切？

历史常常与神话交织在一起，人们所说的历史，不管是正说，还是戏说，很多是神话，不能信以为真。在善于制造历史神话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一样的给力，难分伯仲。

眼下坊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朝阳区有十万个仁波切”，有的甚至说“朝阳区有三十万个仁波切”，听起来匪夷所思，显然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神话。

在藏传佛教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喇嘛能被称为仁波切，没人说得明白，但一定不足三十万。事实上，藏传佛教史上最被人称道的仁波切仅有三位，他们是上师仁波切莲花生、觉卧仁波切阿底峡和法主仁波切宗喀巴。这三位仁波切的功德、事业甚至被认为超过了释迦牟尼佛，故被人称为“第二佛陀”。他们不生不灭，示寂后就不再返回尘世。世间若有人称是他们的转世，则必定是冒牌货。

释迦牟尼佛示寂至今已两千余年，未来佛弥勒却还没有降临人间，这中间没有佛陀来过我们生活的这个裟婆世界，现在住世的仁波切都是菩萨化身，而不是化身佛陀。唯有班禅大师传为阿弥陀佛的转世，但阿弥陀佛是报身佛，他本不是在人间救苦救难的化身佛，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坐等他的心子观世音菩萨将他救度的、时刻念诵“南无阿弥陀佛”的有情导引到他自己的刹土之中。

即使是上述这三位最负盛名的仁波切，实际上也一半是人，一半是神。世人传颂的他们的功德、事业，一半是事实，一半是神话。特别是莲花生这位藏传佛教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仁波切，他的事迹神话多于史实。传说公元八世纪晚期，莲花生应更早来吐蕃传法的印度中观论师寂护的邀请，入吐蕃传秘密法。凭借他无所不能的神通和加持力，莲花生净治和圣化了雪域的每一寸土地，调伏了吐蕃本土所有与佛为敌的妖魔、鬼怪和精灵，并将他们统统点化为佛教的护法，从此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走上了坦途。传说莲花生亲传了二十五位弟子，个个都有神通，其中包括吐蕃赞普本人和当时代所有的精英、大师。莲花生还和他的明妃智慧海胜母一起，于吐蕃各处胜地埋藏了数不清的“伏藏”，成为后世藏传佛教秘密法取之不尽的宝库。

于后世的藏传佛教史中，莲花生不仅是宁玛派的祖师，而且也是所有藏传密教传统的源头。可是，他到底是一位历史人物，还是后人虚构出来的宗教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人物呢？在与他同时代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与他相关的信息。于或在他身后两百多年之后才写成的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中，我们见到了一些可与他拉上关系的片言只语，从中我们或可推测作为密教上师的莲花生的大致形象。而他的所有神话化的故事，则多是后世不断想象和创造的结果。时间越往后，莲花生作为历史人物的形象越模糊，而他作为神话人物的形象则越发鲜活。

其实，于任何宗教传统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很多像莲花生一样的无是公、乌有先生一流的人物，例如，被传为禅宗佛教初祖的菩提达摩。最早记载菩提达摩事迹的汉文文献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成书于547年，与达摩差不多同时代。其中提到熙平元年（516）永宁寺建立，“殚土木之工，穷造型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当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这里记载达摩“年一百五十岁”或已有神话成分，但其所述或与作为历史人物的达摩事迹相近，而后世史传称达摩为南天竺国王之第三子，先达宋境南越，面见梁武帝，然话不投机，便折苇渡江，北度至魏，来到洛阳嵩山落脚，作壁观习禅，终自成一派。后又被菩提流支六次下毒加害，遂灭化洛滨，只履西归。如是云云，不难看出都是后人层累地创造出来的宗教历史神话，与历史上的达摩的事迹早已失之千里了。

这类宗教神话的建构常常是如此的美妙和精致，不要说信众，就是历史学家都难以相信它们实际上是虚构的历史神话。所以，即使胡适先生早就通过对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细致地揭露了达摩神话之建构的过程，批判了其中的种种谬说，但是，很多人宁愿相信达摩神话是可靠的历史，故有所谓“胡适禅学案”的出现。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佛教学者Robert Mayer先生发表了一篇别出心裁的学术文章，题为《“我们发誓我们的祖父母在场！”或者性手枪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莲花生的什么？神话于十世纪的西藏和二十世纪的英国的诞生》。

Mayer借用有关二十世纪英国第一支朋客摇滚乐队——“性手枪”（Sex Pistols）的首场演出的神话的诞生来告诉我们十世纪的西藏何以会出现莲花生神话。他借用这两个事例想说明的是：人类的本性是不变的，十世纪的西藏人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更缺乏理性，或者说更容易被自欺欺人的神话迷倒，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与文化和过去一样容易产生和相信神话。

1976年6月4日，“性手枪”乐队在曼彻斯特“不太自由贸易厅”（Lesser Free Trade Hall）中举行了首场演出，后来这被认为是当代通俗文化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1976年是曼彻斯特摇滚乐史上的“元年”，它不但改变了当地音乐界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英美摇滚音乐的未来发展方向。很多出席了这场音乐会的观众都自称经历了一次改变人生的顿悟。“性手枪”首演神话的中心点是它启发了如此众多的观众，促使他们纷纷组建起自己的朋客摇滚乐队，以致这场演出成为整个欧美摇滚乐形成过程中一个历史性的和至关重大的转折点。随后许多年内，太多的人站出来表示他们当晚在场，亲历了这场改变了摇滚乐世界的演出。

2006年，一位曼彻斯特当地的研究者David Nolan教授出版了一部研究这场演出的专著，题为《我发誓我在场：那场改变了世界的演出》。作者声称他找到了近七千五百人发誓他们当晚在场，很多人绘声绘色地讲出了有关这场演出的种种传奇，讲述了它给他们未来的人生和艺术生涯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这些人中不少是英国著名的音乐人，以及音乐界和其他文化界的大佬、名流。可是，一个颇令人难堪的事实是，曼彻斯特“不太自由贸易厅”坐满了也就只能容纳一百五十名观众，而那晚的演出事实上一共只有大约四十名观众到场，其中一半还是拿着同一张票来听另外一场演出的。这四十名观众中确有一人后来组建了自己的朋客乐队，但其他观众甚至都没成为朋客。信誓旦旦地自称出席了这场演出的七千五百人中很少有人当晚真的在场。1976年“性手枪”首演时，朋客音乐初出茅庐，故听众寥寥，反应平平。可几年之后，朋客音乐即成为一时之尚，“性手枪”更以其特别的腔调和前卫的衣着成了朋客音乐最最重要的创始人和诠释者，于是一夜之间人们纷纷站队变成了“性手枪”最铁杆的粉丝，那场在“不太自由贸易厅”的首演很快就演变为一场高度神秘和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每个人都想与它搭上点关系，以此来表明自己作为朋客音乐之信徒的身份。于是，有关二十世纪英国“性手枪”之历史神话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内，在人们不着边际的想象和闹闹哄哄的自吹自擂中形成了。由此说来，我们对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间形成的莲花生、菩提达摩神话还有啥不可理解的呢？今天有人说朝阳区有十万或者三十万仁波切，表明的只是藏传佛教于今日之北京相当流行这一事实，而仁波切的具体数目则没有很大的意义，我们自然不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