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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精英为何热衷于赴美留学？

澎湃新闻记者彭珊珊

2016-05-26 20:05

来源：澎湃新闻

自1872年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继以1908年美国决定将巨额庚款用以资助中国学生留学以来，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在近代中国留学生中始终是最多的。

中国人为何热衷于留学美国？百余年前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美国大学是哪一所？他们学什么、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对近代中国的变革有什么样的影响？5月24日—2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上，40余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呈现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

“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现场

美国哪所大学最受青睐？

1872年—1920年间，美国共有72所大学和20所中学招收中国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排名前五的学校依次是：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1920年代以后留美学生越来越多，而1922年和1933年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大学仍然是北美大陆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学校。

1922年和1933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前十名高校统计。注：1933年排名第一为夏威夷大学，但北美大陆高校中排名最高的仍是哥伦比亚大学。

以上数据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的报告。他表示，自19世纪末接收留美幼童以来，哥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众多、出类拔萃，胡适、蒋梦麟、唐绍仪、马寅初、金岳霖、蒋廷黻、孙科、陈公博、顾维钧、康同璧等知名人士均毕业于该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校友顾维钧、唐绍仪、康同璧。其中康同璧是哥大第一位中国籍女毕业生。

为什么是哥大？王成志引用了陈焕章（清末民初思想家，1911年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的文章说明当时国人的看法。哥大位于国际大都市纽约，“欲观全球之新文明，纽约其选也”，这里打工方便，“校内之自费生其谋生业于校外，以充学费者”，且华人众多，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和中国有关的收藏引人注目，在华传教的机构总部和办公室大都在纽约。另一方面，哥大的修学政策对外国学生一视同仁，且为中国学生特别设立研究生奖学金，还开设有中文系，“教授吾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及文学美术政治风俗种种”，对中国学生需求最了解。基于这些原因，陈焕章得出结论：“最宜乎中国学者何校乎？曰哥伦比亚哉。”

此外，王成志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罗校长（Seth Low）和巴校长（Nicholas Butler）功不可没，他们推崇开放式大学理念，重视外国留学生，推进平民教育、大众教育，二战期间同情和支持中国，强调增进东西方交流理解，为中国学生在哥大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图书馆

读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

复旦历史系教授王立诚根据1936年出版的《美国大学校友在中国》一书统计了上海美国大学校友会成员的学位状况。240名华人会员中包括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近代医学泰斗颜福庆等人，学习方向大多偏向社会科学、法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医学等近代中国建设急需引进的专业知识。

截止到抗战爆发，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不下万人，上述考察样本只是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是当时上海社会活动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有一定代表性。“总的趋势是实用性知识日益受到重视，如工商管理硕士和医学中齿科医学博士人数急剧增加。”王立诚指出，“这也与当时中国社会需要，尤其是上海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

这些留美海归回国后都从事哪些职业？根据王立诚的统计，校友会中尽管有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高官，但总体上政府官员比例不高，而且主要承担外交、财经和工程技术方面职务，以其专业知识提供服务，如经济学家马寅初、法学家吴经熊、林业专家林道扬、铁道工程专家萨福均、桥梁专家茅以升、无线电专家俞汝鑫、教育家陈鹤琴等。南京大学教授陈谦平在会上做了关于甘肃油田开发的个案介绍，指出1930-1940年代开发玉门油矿的技术骨干即是一批留美归国学生。

在以技术官僚为主的从政队伍之外，金融、工商、交通领域的从业者实力雄厚，有宋氏三兄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银行家陈光甫、实业家穆藕初等。

人数虽少但影响巨大的群体是医师和建筑师，除医学泰斗颜福庆外，传染病专家刁信德、骨科专家牛惠生、眼科专家张西铭、儿科专家富文寿等都是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范文照设计的美琪大戏院、赵深的作品上海大沪饭店、董大酉的作品上海市政府大楼等，都展现了当时中国建筑师的最高水平。

桥梁专家茅以升、医学家颜福庆、银行家陈光甫

教育是留学生尤其活跃的一个领域。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介绍，37%的归国留学生从事教育事业，成为近代中国大学师资的主要来源。1920年以后，大批留美学生归国，国内教育制度逐步美国化，如实行学分制，推行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的制度，等等。1931年的统计显示，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有904人是“海归”，如胡适、蒋梦麟、马寅初、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等等。

总体而言，留美学生的身影遍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国重要事业无不有留学生在其中”（1920年代舒新城语）。

“哈佛帮”VS“哥大帮”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分析19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时指出，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一般被认为是新派，但主要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学衡派知识分子（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等）却是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个反差值得注意。

许纪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三个阵营：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主要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的“哥大帮”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主要是留学德法的知识分子；而学衡派是对前两种启蒙思潮的反弹，他们的立场是受到了白璧德影响的古典人文主义。

“哥大帮”中不少人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再转人文，如胡适、蒋梦麟，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而推崇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作为“哈佛帮”与“哥大帮”有显著不同，是“新派中的旧派”。

在“哈佛帮”看来，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明传统怀有深切的敬意，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中最好的传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而它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古典主义是相通的。

在和五四启蒙派知识分子的对峙中，“哈佛帮”坚持的文化的贵族气质和精英传统终究抵不过平民化、世俗化的时代大势，日趋边缘化。但许纪霖指出，边缘的未必没有价值，在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学衡派坚守的人文主义古典精神正放射出反思性的思想之光。

“哥大帮”胡适、蒋梦麟；“哈佛帮”梅光迪、吴宓

当然，也有一些“人生赢家”在哈佛和哥大都接受过教育，比如宋子文。

据复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介绍，宋子文于1913年初从范德比尔特大学转学至哈佛大学就读本科三年级，入学推荐人是孙中山——这得到了哈佛方面的高度重视。就读哈佛学院期间，宋子文主修经济学，选修德语、历史、政府学、公共演讲等课程，曾获该校最高荣誉奖。“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不仅接受了宋子文的修课申请，还曾与他面谈，鼓励他在经济学上有更多的投入。这种热情给他极大的帮助，他后来也确实成了财经能手。”

自哈佛毕业后，宋子文在纽约花旗银行工作的同时，于1915年入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在哥大期间，宋子文更多地参与了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活动，曾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编。

吴景平表示，在宋子文日后的思想主张、人际交往等方面都能看到这段留美经历的烙印，尤其是从事对美外交工作，是其从政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之一（另一个是财政金融）。1940年至1943年宋子文先后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常驻美国，达成多笔财经援助和军事援助，更致力构建中美互信和互动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宋子文和他的入学推荐人孙中山

党史视角和女性视角的“重新发现”

留美学生与中共的关系是过往讨论中较少涉及的。多名与会学者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曾在美国大学领导反蒋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间中共的动员工作和留学生发挥的作用还未被深入研究过。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在题为《陈翰笙与归国留学生群体》的报告中指出，1946-1950年，在陈翰笙（农村经济学家，硕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领导下，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徐鸣、薛葆鼎等人在美国开展了颇有成效的活动，成功争取到了大量在研究生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研究化学工程的薛葆鼎组织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全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在动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陈翰笙

同样在历史书写中面目模糊的还有女性群体。复旦历史系教授陈雁在会议报告《从女留学生到女保皇会》中指出，研究者追述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多聚焦于4位赴美学习西医的女性（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但她们的特点与经历不能概括近代中国留美女生的全貌。

从一组2014年的拍卖文物出发，陈雁以新史料解读几位清末民初女留学生生平，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女权领袖之一、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被以“女刺客”为目标送出国门培养、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薛锦琴等。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宋时娟则从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入手，勾勒宋蔼龄、陈衡哲、胡彬夏等留美女生的足记。

梁启超所写《新大陆游记》中的留美女生合影。照片中标注了三位女生的名字：刘采兰、康同璧、叶美蓉。

近代国人为何热衷于留学美国？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呈现了包括吴国桢、蒋廷黻、孔祥熙、杨杏佛、胡适、冀朝鼎、颜福庆、唐国安、陈光甫、王正廷、程天放、宋子文、康同璧、薛锦琴等颇具影响力的留美学生个案，探讨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近代中国留学生中，赴美留学的群体无疑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然而国人为何热衷于留美？留美与留苏、留日的差异体现在哪里？澎湃新闻在会后采访了会议召集人、复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历史系吴景平教授。

“整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移民社会的特点使得这里的学校很早就有世界性大学的观念。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向国际学生开放且在评价体系上一视同仁，甚至有特殊的关照。”吴景平说，“留美学生在大学受到的关心和欢迎，体会到的进步与文明，使得许多人在回国后仍对留学生涯念念不忘。例如宋氏三姐妹赴美留学的过程其实充满艰辛，入境时证件被扣押，被怀疑有非法移民倾向，但她们终其一生对留美学习的益处没有任何怀疑。”

“在国际关系上，一战后巴黎和会召开，美国在中日山东问题交涉上的态度显然与其他国家不完全一样，美国国会更以没有成为国联成员的代价否决了巴黎和约。尽管个中原因复杂，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国会、社会舆论都不能接受巴黎和会的做法。这对已经留美以及刚刚留美的人，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的关键时期，中国融入国际化遇到许多险阻和不堪，在大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有沉重记忆的情况下，美国的做法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人。”

吴景平认为，近代中国留美学生的群体特征是明显的，他们是知识精英，对近代中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对近代中国人的美国观、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甚至美国人的中国观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中美经济、文化诸领域的交往，都有关键的影响。例如主掌国民政府多位外交部长、除了魏道明之外的其他各位驻美使节都曾留美，他们在外交决策层中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而那些大名鼎鼎的精英人物的早年留学经历，有许多基本史实仍很模糊，如入学情况，修课成绩，校园生活，社会活动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美国各大学不公开学生过往的学籍材料、成绩单。”

“这些具体情况，对于留美学生整体和长时段的历史书写而言，可能无关紧要，但就其个人而言，对其人生理念的形塑、学识专长的养成、待人处事方式的确定，都直接相关。过去的个案书写在这方面较为薄弱，我们希望复旦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这次会议能成为推进资料搜集和研究的一个开端。” 吴景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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