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张泰荣︱董建波：解放初期的农耕生活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将农民的农业生产称为家庭农场（family farm）。这一概念可能较为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但20世纪上半期江南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很难与汉语中“农场”的定义契合。这一时期江南农民经营的地块往往达数块、十数块乃至数十块，每块面积小则不足一分，大则数亩，甚至十数亩（这种情况极少），每块地都精耕细作，这与经验概念中面积多达数十百亩（甚至更广）、有附属的仓储等建筑的西方“农场”颇不相同。虽然名称同为“家庭农场”，其内部组织、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差异甚大。在阅读张泰荣日记中有关家庭农业经营的内容时，我们也很难将他家的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与“农场”这一概念联系起来。

张泰荣家庭经营的农田（农地）数量，在日记中有多处记载。1950年5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家今日种田七亩一分。”其时，张泰荣所居的奉南村共有148户（620余人，户均4人，可见是以小家庭为主），田1300余亩，户均有田8.78亩。对比可知，张家经营的农田面积略低于全村户均水平。全村人均农田2.1亩。张泰荣家当年有5口人（长女聿懿已婚，次女复懿在沪工作，小女涵懿和儿子钧懿年幼，在读），若包括涵懿、钧懿，家庭人口为4人，人均为1.78亩。张家人均农田面积也低于全村平均水平。因张泰荣任职于孤儿院，似应不算农业人口。若不包括他本人，则张家农业人口为3人，人均2.37亩，高于全村平均水平。

土地改革后，张泰荣家庭经营的农田数量大幅减少。据1950年11月28日记载，奉南村“分配之田五百余亩，农业人口每人分得一亩七分一厘，非农业人口包括贫民、鳏寡孤独等每人七分”。以土地改革分配之田论，则张家在土地改革之前经营的农田数量，高于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分得的1.71亩。经过土地改革，张家经营的农田数量减少一半，由土地改革前的7.1亩减至土地改革后的3.5亩。当年12月2日的日记写道：“奉南村分田已揭晓，吾家因留种关系，分得田一亩五分，即牌楼后九如公祀田征收部分之田。则明年连星房所租二亩，共为三亩五分。”可见，他家经营的3.5亩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农民协会分配的“照顾田”，面积是1.5亩。另一类是他家租入的“星房”的田2亩。即经过土地改革，张家分得的土地只有1.5亩（还是“照顾田”），以全家农业人口3人计，人均只得0.5亩，还不及土地改革前人均耕地数量的三分之一，也远少于全村农业人口每人平均1.71亩的水平。即使以全家农业人口（成年）1人（张泰荣夫人毛颖黎）计，也属偏少。

日记中提到的“星房”，即张泰荣的小叔公，名益余。张泰荣所属的张氏宗族源于嵊县西乡富润村，清代乾隆年间迁入奉化。自迁至奉化的“一世祖”至张泰荣，已历八代。张泰荣的曾祖父才元公这个分支称为“位房”，张泰荣祖父一代分为三房（圣房、学房、贤房）。张泰荣的父亲为圣房后裔，这一代又分为三房（日房、月房、星房）。张泰荣父亲的名字为益恭，他这一支称为“月房”。对读前后日记可知，土改后张泰荣家所分得的“照顾田”，土改前为张氏宗族的族田的一部分。以后日记中多次提到，家庭经营的农田数量为3.5亩。如，1954年8月5日，记载其家经营的水田面积为3.5亩。

除了农田之外，张家经营的农业用地还有地和山。地通常指的是较为瘠薄且无法人力灌溉的旱地，只能种植杂粮等旱地作物。山则无法用于经营种植业，所获主要为柴草。1951年1月8日，奉南村召开了田亩对证会，张泰荣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吾家今后土地为：田壹亩五分，山十八亩五分（折田九分），地一分七厘（折田四厘）。”由此条可知，山、地面积可折算为田的面积，地—田面积折算比率为2.4：1，山—田面积折算比率为20.5：1。由于山、地的收益无法以某种产物的常年产量加以估算，将其面积折算为田便于计税。

农家经营的田地面积是时常变化的。在租佃关系中，有一些田块的租佃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如受永佃权约束的田块），另有一些田块则可随意退佃或退租。农家可依据其生活需求、劳动力与农产品市场状况，决定是否需要租入或出租土地，还可以调整是出租土地还是自种。换言之，农家在对土地经营权的处置上有多种选择可能性。可以在自种—出租、租入—租出之间转换，以寻求劳力—土地—资金的最优组合。张泰荣家的农田经营就是一个例子。8月21日的记载显示，当天奉南村开会，提出凡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由农协照顾分得的田，应该“自动归还”，以免减少产量。张泰荣在日记表示要将他家所分得的1.5亩田，“全数还诸农协会”。但据后来的日记，这1.5亩的“照顾田”由张家继续包种，但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张家无力耕种，遂将这块“照顾田”租给俞宝耕种。有趣的是，因耕种能力不足而出租田地的张家，却租入2亩星房的农田来耕种。直到1955年2月23日，张泰荣将“星房田”（2亩）和“牌楼后”田（亩半，即1.5亩）分别出租、包给宝富互助组耕种。

既租入农地也出租土地，既是土地的出租者，又是收租者；既自我经营也租佃农土地，既是业主，又是佃户。这种现象在江南农村的土地关系中极为普遍。据1949年常熟农村调查，在王堂村的150余户中，多数农户都兼具这种自主经营（自耕农）—出租土地（收租者）—租入土地（佃农）的身份，几乎所有的农户都身处在这种相互交织的租与佃的关系中。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农户在农闲时间（或农忙时忙上加忙）从事的副业、手工业（仅此一村就多达38种）、商业、饮食业、娱乐业（一些农民在农闲时节为成为流动在乡村的说书艺人、滩簧表演者、戏班的演员和其他从业者——江南的大部分地方戏都源于这种表演形式）等等，一个村庄中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会显得更加复杂，远非区划为对立的阶级和清晰的阶层那么简单。

1950年11月22日，张泰荣在日记中写道：“本村派人来余家了解情况，余剀切表示既无己田，又无劳动力，似无继续种田之意趣与可能，故拟请改为自由职业。”此时的张家，有小块的“家庭农场”，略有收益；张泰荣在孤儿院也有工资收入。家境虽不富裕，似还能过得去。1954年7月1日退职之后，有了“自由”却没有“职业”。没了职业，就不再有工资收入。家庭收入的重心再度转向农业，但劳力不足等因素使张家的“家庭经营”收益受限。在退职后的一两年间，集合了债务人、农业生产者、退休自由职业者等多重身份，生活备极艰辛。

为此，人过中年的张泰荣开始学习种田。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偕家人开垦荒地，编织篱笆，种芋种稻、嫁接果树。在经历了人生的“辉煌”之后，他“决心”回到“原点”，躬耕田亩。不过，据日记记载来看，他家的农业收获极微。1949年10月25日，张家种植的稻田2.9亩，收获稻谷570余斤，每亩平均约为稻谷197斤。同年，张家所在的奉南村稻田计租时，将收获量分为四等，甲350斤，乙300斤，丙220斤，丁150斤。张家种植的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介于丙等与丁等之间。以当地稻谷正常的单位收获量，以干谷计，约为380余斤。相较之下，每亩平均197斤稻谷，仅相当于正常年景（平均水平）的大约一半。20世纪上半期，江南各县水稻亩均产量约合362斤稻谷。对比可知，奉南村1956年稻谷单位面积产量略高于20世纪上半期江南若干县份的平均水平，还属正常。该农户亩均197斤的稻谷产量，明显偏低。

除稻之外，春花作物也有收益。1952年，张家曾以出售菜子所得收入，付清女儿上中学的学费。春花中的蚕豆，1956年，一亩收获量包括鲜豆40斤、干豆55斤。除蚕豆之外，还有小麦，每亩平均190斤。以产值而论，小麦收益高于蚕豆。1955年，张家农业收入包括稻谷783斤、蚕豆197斤、芋120斤、黄豆23斤、蔬菜243斤，合计为87.46元。农业支出，工资20元、农业税6元、种子和肥料10元，共计36元。农业盈余为51.46元。

在土地改革划成分时，张泰荣自认为应划归自由职业，最终，他的成分也被确定为自由职业。但他的个人成分和家庭成分有偏差，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分得1.5亩农田（另分有地与山），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家又租入2亩农田。之后，直到归入合作社，这个家庭又是一个农业之家。田、地、山的经营成为他家庭经济的主要部分。他本人虽对农事不感兴趣，但作为一家之主，他不得不承担部分农事。

一年四季的农事，大凡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播种、施肥、收获、收成，都受到他的关注。他家经营的稻田，在农历八月中旬，往往施以绿肥或骨肥。稻谷收获之后，还要及时晒干，以便存储。在秋季（约在农历八月下旬），他会仔细计划冬作杂粮的种植面积。如果农田里未播种绿肥作物（紫云英，又名苜蓿，奉化当地称为草子），在冬季还要对农田施以冬耕（约在农历十月下旬）。如果种植草子作为越冬作物，还需要对所植绿肥作物施肥。假如部分农田种植蔬菜，这一期间还要实施相应的田间管理。冬春种植季节，需要时常到田间察看新播的种子是否发芽，或者初生的新苗是否需要及时施肥。如果种植的蚕豆苗未出齐，还需要选种补种。夏秋收获季节，则要时常到田间察看大麦、稻子是否成熟，确定何时收割。收割之后，还需要晾干、储藏，这些也都属于农事范围。

影响该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的主要因素，除了劳动力投入、肥料投入等之外，就是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旱导致歉收。1949年5月（农历四月），在春花尚未收获，稻苗尚未栽种的时节，奉化阴雨不断，耽搁了春花的收割与禾苗的种植。进而还影响到秋季稻谷的收割，影响稻谷的产量。该年8月，奉化又遇亢旱，以致稻田开裂。虽然9月下旬下大雨，旱情缓解，但大雨造成的洪水，又损害了稻苗。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在1949年10月稻谷收获时，该农户所植稻田亩均产量只有197斤，仅相当于正常年景的一半。之后，1952年、1954年、1955年，农业均遭风灾、水灾或旱灾。1952年8月，奉化遭遇风灾，时当农历六月至七月，稻谷正值结穗，当年产量因而大受影响。1954年8月，奉化又遇旱灾，半个多月无雨，影响稻谷产量。1955年5月，因天旱，稻田无水，禾苗无法栽种。及至栽种之后，6月下旬，又遭洪水泛滥，禾苗反受其害。8月中旬，复遭旱灾，田地干涸，稻苗枯萎。农事的劳动投入、肥料、资金乃至机会成本，各家或有不同，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则是相同的。

在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户的收成很不稳定，这也是那个时代农业面临的共同问题。问题是，在农业歉收的情况下，农家何以维持生计？以奉南村为例。在1955年9月份的“三定”中，该村以每人每年稻谷465斤为基本需求数。以70%的出米率计算，465斤稻谷折合稻米为325.5斤，即平均每人每天食用稻米不足1斤，为0.89斤。稻米在习惯上被视为主粮，除主粮之外，还有杂粮（春花）如蚕豆等，作为稻谷不足部分的补充，但其数量无法计算。不过，以1955年，张家所产蚕豆、芋、大豆、蔬菜计，其总重量已经达到稻米收获量的一半还多。这类作物对张家生计的作用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