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500年前的博斯就没有戈雅和达利，如今他依然新鲜

今年是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逝世500周年。这位荷兰鬼才笔下的梦魇亦是心魔，或隐藏着“弗洛伊德式”的真相。没有博斯，也许就没有戈雅、达利。而今，他的画面依然新鲜。

2016年是荷兰鬼才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逝世5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博斯家乡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的名不见经传的北布拉班特博物馆（Het Noordbrabants Museum）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博物馆馆长查尔斯·德莫伊（Charles de Mooij）花费7年的苦功，从全世界11个国家，借到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留存于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25幅绘画之中的20幅，25幅素描之中的19幅。在艺术家逝世500年之际，耶罗尼米斯·博斯超越凡尘的幻想世界再次汇聚在他的故乡。

展出的绘画作品包括来自巴黎卢浮宫的《愚人船》、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隐修圣徒》及《殉道女圣徒》、布鲁日格罗宁格博物馆的《末日审判》、威尼斯格里马尼宫博物馆的《来世》、柏林国立博物馆的《拔摩岛的圣约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背负十字架的基督》、马德里拉扎罗·加迪亚诺博物馆的《施洗者约翰》、根特美术馆的《圣耶柔米在祈祷》、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的《圣克里斯托弗》、华盛顿国立艺术画廊的《死神与守财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博士来朝》、纽黑文耶鲁大学美术馆的《饕餮和淫欲》等。

值得一提的是，《愚人船》和《饕餮和淫欲》被认为是同一幅作品的不同部分，此次它们跨越大洋阻隔、跨越数百年距离，重聚在诞生的地方。

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收藏有最多的博斯作品，其镇馆之宝《人间乐园》因为过于脆弱和珍贵，未能回到故乡参展，不过普拉多美术馆提供了另一件博斯的重要作品《干草车》，这是《干草车》在450年中首次离开马德里。

作为一家地方性的博物馆，北布拉班特博物馆没有任何可以回借的展品，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与美国盖蒂基金会合作，对于全球的博斯作品进行系统性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博物馆、与世界进行分享。

有趣的是，普拉多美术馆和“博斯研究和修复计划”（BRCP）合作之后，其馆藏的两幅博斯作品被降级。BRCP花费了6年时间，对全球与博斯有关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记录。美国堪萨斯城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曾经被认为是博斯追随者的作品，此次研究认为这幅作品是博斯真迹，因此，它也在今年荣归故里。而普拉多美术馆有两幅作品曾经被归属于博斯名下，却被降级为博斯追随者的作品。《治愈愚人》是博斯的一幅名作，研究者通过物理分析和X光扫描，认为这是博斯周围的人对于艺术家原作的临摹。另一幅《圣安东尼的诱惑》则“绝对不是博斯的作品”。

这两幅作品原本也会回到斯海尔托亨博斯参加展览，但普拉多美术馆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借贷。尽管这场史无前例的故乡纪念展依然不乏一些小小遗憾，不过整场展览的展品将于5月31日移师普拉多美术馆，与这里的《人间乐园》、《治愈愚人》和《圣安东尼的诱惑》会合。当然，它们依然将被标注为博斯真迹。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派是北方一股重要力量。在扬·凡·艾克和老彼得·布鲁盖尔之间，耶罗尼米斯·博斯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博斯拥有超凡的奇诡想象力。他对天堂、地狱和人间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呈现，他笔下精细刻画的生物并非源于自然，仿佛是来自梦魇。无怪乎有人将其与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相提并论。

由于缺乏详细的文字记录，后世的艺术史学家曾经试图用异教崇拜、民间传说、寓言、魔法、秘密结社，甚至400多年后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寻求解读博斯绘画的方式。

德国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在《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中称：不讨论博斯，对早期尼德兰绘画考察就没有完成。“博斯的作品是我努力描述尼德兰绘画传统起源和特征潮流中，一个孤独而难以接近的岛屿。”

20世纪以来，理性在现代西方失去了至上权威。博斯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重新发现，也引导他们继续思考非理性之维度。500年前，这位艺术鬼才留下了谜一般的画面，依然在向世人透露源源不断的讯息。

鬼怪横行的世界

勃艮第统治尼德兰时代，斯海尔托亨博斯是布拉班特地区一个繁荣的城市，它与北欧、意大利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来自欧洲各地的文化，也影响着当地人生活。

耶罗尼米斯·博斯是一个优雅的市民，一位虔诚的教徒。当他每天步行在广场上，走向工作室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脑袋里喷涌而出的奇怪念头。

也许他的素描最能透露这位画家内心的秘密。一幅素描名叫《树木有耳，土地有眼》（Fields have eyes, and woods have ears），画面正如标题所描绘的，在画面正中，一只猫头鹰站在树洞里，斜着眼睛向外瞪视。这件作品让人想到20世纪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利特的画面，也许比之更为诡异。

博斯出生时名叫耶罗尼米斯·范·阿肯（Jheronimus van Aken），他的家族姓氏意为“亚琛来的人”。“耶罗尼米斯·博斯”是他在画作上的署名，“博斯”来源于他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斯海尔托亨博斯”意为“公爵的森林”，而“博斯”就是森林的意思。

根据只字片语的档案文献，我们可以大约拼凑出博斯的生平。大约在1450年，博斯诞生于一个绘画世家，他的家庭与圣母兄弟会关系密切，他本人也于1488年成为其成员。1479至1481年间，博斯与一位富家女成婚，他的妻子名为Aleyt Goyaerts van den Meerveen，比他稍长几岁。博斯的葬礼于1516年8月9日在圣母兄弟会礼拜堂举行。

后世流传着这样一幅博斯的肖像，肖像的主人公大约六十岁的样子，满脸皱纹，看起来温和而慈祥，头上戴着一顶软帽，穿着长袍，扣子一直系到脖颈。这也许是最忠实的博斯肖像，但是，也有一些艺术评论人相信，要认清博斯的样貌，更应该从他本人的画作中去寻觅。

例如，“博斯”这个名字和树有关系，有艺术史学家认为，博斯笔下的树人，其面孔是根据博斯本人描绘的。在英国艺术评论人乔纳森·琼斯看来，在为圣母兄弟会创作的绘画《拔摩岛的圣约翰》（Saint John on Patmos）中，博斯把自己安置在角落位置。鼻头上顶着一副眼镜，锐利的双眼从干瘦的脸上射出炙热的光芒，和这张脸孔相连的，是蜥蜴的四肢，飞鸟的翅膀。

这件作品当时就安放在圣约翰大教堂旁边的小教堂里。身为圣母兄弟会的成员，博斯并不是异端，也不像他后世的同行凡·高那样身处社会边缘。想来，当时的斯海尔托亨博斯一定是一个宽容的地方，在城市中心接纳了这样一幅绘画，没有回避其中的陌生感和怪异性。

尽管博斯的绘画显得如此特立独行，他的图像依然与当时社会时代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横扫欧洲的瘟疫，连绵不绝的宗教战争，15世纪之交，死亡的恐惧从未远离人们的生活，魔鬼、地狱、最后的审判，也是中世纪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意象。通过画笔，博斯将曾经萦绕于中世纪人心灵之中的恐惧，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对象。鬼怪横行的画面，看似荒诞不经，却是对于社会人心的真实反映。

“中世纪的末期，忧郁笼罩着人们的心灵。”正如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所书，“这个时期看来尤为不幸，似乎记忆中留下的只是暴力、贪婪和仇恨，而所知道的欢乐只是放纵、傲慢和残虐。”

圣母兄弟会是一个创立于斯海尔托亨博斯的信仰组织，其成员包括40名当地有权势的市民，在欧洲各地也拥有7000多名会员。后世很多艺术史学者从博斯的绘画之中看到了异端的思想。我们无法确知博斯对于教义的理解，不过，他在作品中讽刺了当时正统教会的腐朽堕落。

《干草车》（The Haywain）源于尼德兰的古老谚语，“世界本是一个干草垛，人人在上为所欲为”，或者说，“众生皆为草芥”。画面之中，风流的浪子坐在修女的腿上弹琴，天使祈祷，恶魔奏曲，鬼怪们拖动干草车，教皇、国王带着芸芸众生一路跟随，凶杀、打斗场面此起彼伏，人与鬼怪、善良与丑恶混杂于现实世界。蓝天祥云里，耶稣悲悯地张开双手。尘世的生命不过是一场愚蠢和罪恶的游行，地狱的熊熊烈焰是他们必然的宿命，艺术家以画笔描绘下这一切，也将刺痛敏感的灵魂。

菲伦斯·盖瓦尔特在《弗兰德斯绘画史》中认为，博斯一心劝世，这促使他发现了讽喻假借和故作荒诞的天地。

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一个经典意象，“愚人船”，这种奇异的“醉汉之舟”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在博斯生活的时代，勃兰特的《愚人船》（1494）、伊拉斯莫的《愚人颂》（1509）均以此为主题。

勃兰特的《愚人船》描写一只大船搭载着11个愚人开往愚人天堂。他们各有不同性格，每一种性格代表一种愚蠢或社会弊端。针对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会的腐败情形，作者以文字施以尖刻锐利的讽刺。

在画家的《愚人船》中，他将教士和修女安置在画面的核心位置，他们纵情欢歌，享用着水果美酒，丝毫不理会这艘孤舟将会何去何从。其余人物也都痴态尽显，各自肆意寻找快活。充当桅杆的，是一棵树，也许是神秘的树，知识的树，也是罪恶的树。一位愚人爬上树干，试图用刀把挂着的烧鸡拨下来。在树的顶端，有一只冷眼旁观的猫头鹰。画面上充斥着“酒鬼和饕餮之徒”，博斯的图像几乎是对勃兰特长诗的图解。

博斯画过很多《圣安东尼的诱惑》，现在收藏于里斯本古代艺术国家博物馆的三联画应该是最有名的。圣安东尼是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也是沙漠教父的领袖。博斯的画笔描摹了一个鬼怪横行的世界。

与现实世界所见的纷繁乱象不同，这一次，圣安东尼所面对的，完全是内心孤独所引发的种种梦魇——无形体的面孔上浮现着苍白的微笑，机灵的鬼脸表现的纯粹是焦灼。这些半人半兽的生物肆意嘲笑着人类在荒唐欲望中所遗忘的精神使命。

“人们在这些怪异形象中发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秘密，”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特别提及这幅作品，“在文艺复兴初期，人与动物界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野兽获得自由。它们逃出传说和道德图解的世界，获得自身的某种怪异性质。由于令人惊愕的颠倒，现在动物反过来追踪人，抓住人，向人揭示人自身的真理。从疯癫的想象中产生的非现实的动物变成了人的秘密本质……动物界逃避了人类符号和价值驯化，反过来揭示了隐藏在人心中的无名狂暴和徒劳的疯癫。”

非理性之维

1504年，拿骚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Nassau-Breda）继承了布拉邦特地区，并且造访了博斯的城市，委托艺术家为他进行创作。亨利三世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潮心向往之，他为自己建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样式的城堡，也期待着装点其中的是焕然一新的绘画作品。

根据文献记载，亨利三世喜爱阅读冗长艰深的拉丁文本，他欣赏高深莫测的，有思想的，有创意的绘画作品。而博斯的作品正满足他的期待。我们不知道博斯是否曾经为他做肖像，但是，博斯最重要的作品《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成了亨利三世的收藏。

1517年，也即博斯去世后的那一年，传教士贝亚蒂访问了亨利三世位于布鲁塞尔的宫殿，记录下见到这幅作品的情景：“一些木板上画着怪异的图像……这里描绘了海、天空、森林和牧场；还有很多其他的生物。一些人出现在贝壳中，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以不同的姿态活动……对于这些从未见过的事物，不可能向没有见过的人去描述他们。”面对这些奇异的图景，文字记录者第一次坦承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16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成为博斯作品的重要收藏者。除了《人间乐园》以外，他还收集到《干草车》、画在桌面上的《七宗罪》等。据说，菲利普二世将《七宗罪》安放在自己的卧室中，每日醒来都可以审视一番。而《人间乐园》则被送到了为庆祝征服法国而建造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1605年，神甫约瑟·德·西古恩卡如是描述博斯的作品：“博斯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艺术家是从人物的外表来创作作品的，而博斯有勇气将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在他看来，《人间乐园》表现了“人性中的羞耻心和愧疚感”，应该被大量复制广为传播。这一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博斯的画面中都是“放荡不堪的幻想”，“充斥着可怕狰狞的东西”。

博斯在他的时代受到北方知识精英和达官显贵的欣赏，又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里不断引起争议。他所描绘的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场景，也是数百年间笼罩人们精神领域的心魔。

因为这些君主贵族的欣赏与珍藏，博斯的这部分作品才得以留存下来。在斯海尔托亨博斯，艺术家为教堂、公共机构所创作的图画，大多数都散失了，很可能是在他去世之后的宗教战争中焚毁了。

另一方面，在艺术的领域，博斯的非凡奇想持续地获得后辈同行的回应。同样在北布拉邦特州，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出生的时候，博斯已经去世9年了，两位艺术家相隔三代。后世的艺术史学家经常喜欢将两位艺术家并置比较。老·彼得·勃鲁盖尔早期的作品和博斯一脉相承。

“勃鲁盖尔始于追随博斯，而后竭尽全力返回现实。”菲伦斯·盖瓦尔特在《弗兰德斯绘画史》中写道，“（他）以描绘自然景色，描绘四季变化，描绘农家盛宴见长。”从博斯到勃鲁盖尔，中世纪的恶魔暂时退场，日常生活的场景展现出来。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艺术评论人阿拉斯泰尔·苏克（Alastair Sooke）看来，没有斯海尔托亨博斯的博斯，就没有戈雅、达利、培根、没有查普曼兄弟……

西班牙画家戈雅（1746-1828）在《理智睡去，妖魔产生》中描绘了一个人枕着桌子睡着之后，身后腾起黑压压的一群猫头鹰和蝙蝠，这两种动物都是邪恶世界的信使。

“在所有人身上，在任何时刻，都有两种吁求，一种是对上帝的，一种是对撒旦的。”波德莱尔在《我心赤裸》中如是诉说，他诠释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相生与共，此消彼长。

博斯创造了诸多的奇异符号，世人从中读解出对内心不断的探求和追问。这些奇形怪状的异兽，是梦魇，亦是心魔。博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松解了对于撒旦的千般想象，世人将从中读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看到自己模糊的脸孔。这是一片含混的天地，很快将成为艺术家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一片黑暗的领域，成为彼此星点的微光。

及至近代，理性在现代西方似乎又失去了至上权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人们不得不反省。以科学、理性、人道主义自诩的西方文明，为何能够心甘情愿效力于原始的野蛮和暴力？在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类为何没有变得更加幸福？

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为了把握事情的本质和规律，寻求客观真理，非理性主义则是通过对人的生存、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苦乐感受等等的忧思，去复活被理性压抑的人，安顿人的灵魂。

萨德、戈雅、博斯等人被重新发现、重视，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引导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继续思考非理性之维度。

如果说，500年前博斯的画作仿佛是艺术家一场无尽的梦魇，那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场巨梦正隐藏着真相。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压抑或抑制的）愿望的（隐蔽的）满足，因此，梦境充满意义，具有象征性。而艺术家的创作显而易见也是做梦的一种。

随之而兴起的超现实主义很快接续了博斯的人间地狱景象。地狱从未远离这个世界，天堂，也未必没有纷扰。

达利《内战的预兆》完成于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几个月，画家运用细腻的笔法画出了被肢解的人体，背景上的蓝天白云作背景，表明这一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二战结束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马克斯·恩斯特等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重拾起了《圣安东尼的诱惑》这一主题，世事纷扰，而隐修于沙漠的修道者，也饱受精神恶魔的侵扰，无处寻得安宁。苍凉的沙漠重新又被汹涌的异兽占据。

“精神上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在恩斯特·基希纳（Ernst Kirchner，1880-1938）看来，“它潜伏在艺术家体内，成为一种慢性毒素，时时侵扰着他们的灵魂，流变成一幅幅失去了理性的画面。”

博斯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想象力的一个源头，他和希区柯克一样热衷于玩味飞鸟的诡异，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中那些怪异的外星人，显然与博斯笔下的怪物有异曲同工之处。美国犯罪小说作家迈克尔·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一直认为当今洛杉矶即为博斯笔下“人间乐园”，他小说的主人公，那位侦探，就叫做哈利·（希罗尼穆斯·）博斯。

回到斯海尔托亨博斯

斯海尔托亨博斯是典型的荷兰小城，这里河网交错，不少运河在房屋底下穿过，鹅卵石铺就的步道拥有合宜的尺度，向游客讲述着历史的风尘。

这个城市已经很久没有一幅真正的博斯绘画了，也许他的可怕警醒已经逐渐在世人心中退散。暴食、纵欲和贪婪，曾经是博斯最热衷于描绘的七宗罪。而今，他的故乡斯海尔托亨博斯，以举办疯狂派对、美食而闻名荷兰。

随着博斯年的到来，狂热气氛再次遍布街巷。在城市的公共地带，市场、广场，将会有博斯的幻灯、3D模型：天使、恶魔、死者的灵魂、骑着飞鱼的美人鱼、醉酒的牧师、色情的女人，以及各式各样的怪物……更多图像将会投影在桥梁底部，水道之中，游客有机会经历“天堂和地狱的游船之旅”。

斯海尔托亨博斯的老城区以大市场为轴线，博斯少年时候起居住的房屋在市场的一角，而今已成为专门售卖纪念品的商店。后来，他在市场的另一端拥有了一个工作室。圣约翰大教堂俯瞰着整个方形市场，它是博斯生活中另一个重要地标，也是现今荷兰境内最高的天主教教堂。

老市场周边的大部分建筑在500年中都经历了重建，两旁的街道还点缀着餐馆和咖啡馆。但如若博斯归来，他也一定能够认出老市场的样貌。

会让他欣慰的一点是，博斯曾经效忠的圣母兄弟会而今依然存在。在19世纪中叶，房屋经过了重建，恢复了16世纪的样貌。而今，它依然忠实履行着作为慈善和宗教机构的职责，如今的荷兰国王威廉也是其荣誉会员。如果游客敲门，可以入内参观其小博物馆和会议室。

当然，最能够让博斯体验到回家感觉的，一定是圣约翰大教堂。作为欧洲最宏大的教堂之一，圣约翰大教堂曾在1380年被夷为平地。此后，其雄心勃勃的重建工程进展缓慢，在博斯生活的时代（1450-1516），他眼见着大教堂拔地而起，圣母兄弟会出资完成了华丽的祭坛，他很有可能参与了其中大量祭坛画的绘制。在现在的教堂里已经没有博斯作品了，但是在本次展览中，有两幅绘画是为当年的教堂而创作的。

直至博斯去世，圣约翰大教堂中殿的屋顶依旧没有封顶，而整座教堂是在他去世10年后才全部完工的。今年4月至10月，游客可以爬上脚手架，从屋顶欣赏四周美景。

尽管教堂中的装饰在宗教改革中被大量毁坏了。但博斯会感到欣慰的是，荷兰南部的这块区域在17世纪又恢复了天主教传统，就像博斯的时代一样。

在大教堂旁边的小博物馆里，依然留存着少量幸存下来的15世纪晚期雕塑，这些雕塑曾经盘踞在大教堂的穹顶，从它们身上，或许可以感受到接近博斯和他怪异世界的精神。

尽管这些雕塑已经被严重腐蚀，还能依稀辨明，其中有一对双腿、大腹便便、蹼足的怪物，一个有龙的头，另一个是人的头。它们诞生于1500年，正是博斯创作的巅峰时代。

博斯一定熟悉它们的创作者，这也是那种吸引他的神话中的野兽。如果博斯有机会回到这里，他一定很高兴能够再次与它们相遇，穿越500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