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抉择｜百年“政治古董”重焕生机，社民党胜选背后德国的变化

27岁的基层干部卡洛琳·艾希霍恩目睹了德国社民党（SPD）的华丽转身。“仅仅不到一年以前，很多人想尽办法不和社民党扯上关系，都怕沾上我们这些‘政治毒药’。”卡洛琳近日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嘲道，“如今我们再去接触各界人士，基本上都能见到笑脸。”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7日，德国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总理候选人朔尔茨接受鲜花。 澎湃影像 图

当地时间9月26日傍晚，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投票结束，16年的默克尔时代即将画上句点。社民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微弱领先。

自从2016年加入社民党以来，卡洛琳从没有见过如此“盛况”：拥挤的地方党部、鲜活的年轻面孔和党员们轻松的表情，这些都是久违了的景象，似乎只出现在该党的历史里。“对于党龄跟我类似的同事们来说，大家的情绪都差不多，这几天有点像过节。”卡洛琳告诉澎湃新闻。

她的话大体上没有夸张，社民党人确实有理由欢欣鼓舞。在默克尔时期的后半段，这个一度代表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老牌政党几乎已被舆论盖棺定论：如果检索过去数年的媒体报道，除了德媒自己，英文主流媒体也经常不客气地评价社民党为“行将就木的政治古董”。

胜选之后，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颠倒。英国《卫报》甚至谈起了欧洲社民党在德国大选后的整体崛起。这个诞生于1863年的老党一时间焕发了“第二春”，尽管优势微弱，接下来组阁前景也并不明朗，但都没有妨碍卡洛琳和她的同事进入庆祝模式。

“政治古董”翻身

在初加入社民党时，卡洛琳感到自己可能成了同龄人中的少数派。那时她刚刚结束在法国西部小城雷恩的“伊拉斯谟”交换项目，回到曼海姆完成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

“为什么要加入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党？这是我当时最常被朋友问到的问题。”卡洛琳回忆，“有人劝我说，如果我对环保拥有某种使命感，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投身前途光明的绿党，那才是未来领袖们聚集的地方；如果我执着于社会公正，则可以考虑不断刷新存在感的左翼党（Die Linke）。为什么要把个人前途和行将就木的社民党绑在一起？”

社民党在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曾遭遇惨败。2013年时获得25.7%的选票，选情小幅回升，但仍被联盟党的41.5%的选票牢牢压制。到了2017年卡洛琳加入后不久，社民党只在大选中拿到20%出头的票数，可以说在整个默克尔时代，社民党都深处联盟党的阴影之中。

社民党与基民盟传统上就是德国政坛的两大竞争对手。默克尔的本届政府中，社民党与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共同执政本也出于无奈。不过，这并不妨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选战策略上将自己塑造为默克尔遗产的某种继承者。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告诉澎湃新闻，朔尔茨正好享受了默克尔政府的“执政红利”，他作为内阁的成员与默克尔一同面对了疫情等重大挑战，如果选民认为默克尔政府有什么执政业绩的话，那也有朔尔茨的一份功劳。另外，社民党很早就推举甚至都不是党首的朔尔茨为总理候选人，无论一时的民调有多低，社民党都没有出现分裂和内斗，这也有助于朔尔茨打造他的稳健形象。

出于公关考虑，朔尔茨还模仿了默克尔的一些行为举止，如常见的菱形手势。这立即被德国媒体斥为拙劣的模仿，也遭到默克尔本人指责。然而在他东施效颦的肤浅动作之外，强行和默克尔扯上关系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毕竟社民党实打实地与默克尔共事多年，一些联盟党选民的疑虑和陌生感更小，他们可以为了求变而弃投联盟党，但出于稳健考虑，不会将手中的选票送给绿党或激进的左翼党。

朔尔茨模仿默克尔手势

未曾设想的得票

卡洛琳对一位在戴姆勒公司工作的选民印象十分深刻。他名叫康斯坦丁，在曼海姆的戴姆勒工厂中担任工程师。康斯坦丁年逾四十，早已习惯了默克尔时代的稳定安逸，过去几次选举中都把票投给了基民盟。

“几个月前我上门拜访他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次例行公事，他肯定会继续投给基民盟的。”卡洛琳说，“没想到那天他逮着我问了一串问题，从产业政策，到职工福利，再到能源转型，足足聊了一个半小时。”卡洛琳的这位访谈对象住在一栋带小花园的三层小别墅里，屋内陈设富有设计感，还设有一个角落专门收藏戴姆勒公司各种经典型号的汽车模型。

康斯坦丁在工厂中多年从事燃油发动机的开发和改进工作。作为百年老厂的技术骨干，他告诉卡洛琳自己每月能挣5000多欧元，每年还拥有40多天的带薪假期，能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去澳大利亚、冰岛和土耳其等地出国度假。因此，对康斯坦丁来说，戴姆勒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工作机会，而是一份终身事业。但在默克尔时代的后半段，他看见危机的轮廓隐隐浮现。

“在流露出对社民党的兴趣以前，康斯坦丁告诉了我他的担忧。”卡洛琳回忆，如今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是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各个党派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表问题，而不是必要性。如果转型一定要来，那作为汽车行业从业者，他希望变革不要过于激进，且工程师和高级技术工人们能生活在一个注重保障企业员工权益和福利的政府治下。”

20年代的曼海姆戴姆勒工厂

戴姆勒公司并不是德国绿色能源转型大潮中的弄潮儿。据《纽约时报》报道，戴姆勒直到今年才发布了其首款完全使用电力的汽车，而为了顺应行业潮流，公司又设定了在2030年淘汰内燃机的宏伟计划。一名名为亚历山大的资深工程师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暗示了对就业前景的悲观，“一台内燃机需要1200个零部件，而使用电力的话200个就够了。”

如康斯坦丁对卡洛琳所言，德国政坛中除选择党之外的所有主要党派，都表示气候和能源转型应成为下任政府的施政重点，并均向选民们承诺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中左翼的社民党与联盟党多年共同执政，且和基民盟相同，都主张最晚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在绿色议题席卷舆论的德国，这是一个相对中规中矩的提法。与之相比，绿党要求20年内实现碳中和，并在2035年前就让可再生能源取代所有的化石燃料和核能发电，为此要在2030年左右逐渐停止新的内燃机汽车销售。

与大部分同事一样，康斯坦丁是戴姆勒公司的工会一员。据德国之声报道，如今戴姆勒公司的绝大部分雇员都加入了工会，公司的监事会中有一半都是工会成员。在赞赏“德国制造”的人看来，强大的工会、优渥的待遇、安稳的保障再加上充足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才维系了优秀的工程师和工人对公司的长期忠诚。

不难理解，有些厌倦了基民盟的康斯坦丁所剩选择不多，社民党是唯一一个不追求过于激进的能源转型、强调企业员工福利保障并自带“稳健老党”色彩的选项。社民党如今已被德国媒体称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者”，而朔尔茨又属于党内稍稍偏右的一派，与当年前总理施罗德略带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路线较为相近。

“这是一张之前没有想到的得票。”收获了康斯坦丁的投票后，卡洛琳评价道，“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默克尔留给我们社民党的遗产。”

碎片化和“内向德国”

不只是社民党，默克尔时代也给整个德国政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自2017年议会选举以来，德国政坛进一步出现了“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碎片化局面。本次选举也没有改变整体态势，甚至越来越明朗的是，选举最大赢家并不是拿下选票最多的社民党，而是组阁不可绕过的小党自民党和绿党。

紧跟着选后两日的情势发展，卡洛琳的喜悦也逐渐褪去。“现在怎么有种自民党和绿党才真正掌权的氛围？”卡洛琳说。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准确反映了社民党和联盟党均有求于它们的现实。

9月29日，社民党秘书长克林贝尔宣布，将于10月3日正式展开组阁谈判。克林贝尔和朔尔茨等人将与自民党以及绿党的领导人进行协商。社民党还表示对组阁“没有B计划”，这意味着社民党不会再与联盟党组阁，几乎视“交通灯”内阁（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为唯一选项。

另外一边，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主席拉舍特和基社盟主席泽德同日也宣布，联盟党内部已就组阁一事达成一致，将全力争取领导组阁，两人还向自民党和绿党领导人去信对选举结果表示祝贺，意在争取两党支持联盟党的组阁方案。

在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之时，德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加速：与2017年选举时相比，有资格投票的中老年选民人数与年轻选民差距进一步扩大，超过一半以上选民都在50岁以上。这种选民结构也影响到了气候变化等宏大议题决定选举结果的权重。

尽管气候变化近年来成为德国公众关注的首要议题之一，但在大选逼近前就有迹象显示，民众对宏大叙事的兴致或许没有舆论预计的那样高昂。

据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德国选民对气候问题的普遍关注在今年7月洪灾时达到顶峰，但未能成为左右选票走向的关键。不少选民心口不一，根据一项投票前的民调，超过半数的选民声称环保和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议题，但实际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以此来决定手中的选票归属。

德媒“德国编辑部网络”（RND）委托研究公司舆观（YouGov）进行的一项在线民则调显示，18至29岁的德国人最关注的议题是环境问题（53%的受访者选择），而30至54岁（63%）和55岁及以上（79%）两组受访者最关注议题的都是退休金。此外，也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18至29岁的受访者关注健康、退休金和教育这些议题。

大选前两周，民调显示环境气候和能源转型问题超过新冠疫情，成为德国选民最关心的话题。不过，这种空前关注并没有给高举气候旗帜的绿党带来直接利好。绿党在今年4月宣布推举40岁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为总理候选人时曾引发热议，支持率一度冲至第一，但临近投票时，贝尔伯克的民望已回落至第三位。

另一个令人有些吃惊的地方是欧洲议题几乎被各党忽略。曾学习欧洲政治的卡洛琳坦言，她在与选民接触的过程中，感到欧洲议题有些被“冷落”了。首先很多老年选民对此并不十分感冒。“作为个人而言，欧洲议题固然不是最受关注的东西，我理解选民们。”卡洛琳解释说，大量老年选民首先关注的还是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他们在社民党身上寻找的更多的是确定性，而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欧洲一体化叙事。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6日，德国柏林，大选后各党派候选人一同参加了电视辩论。 澎湃影像 图

这一现象也被敏锐的法国媒体捕捉到。令欧洲邻居十分尴尬的是，在公开电视辩论中，各主要党派候选人没有一个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欧盟建设的主张，法媒《费加罗报》就评论称这非常难以理解，因为德国作为欧盟的顶梁柱之一，在决定未来的大选中有诸多理由慎重思考欧盟将何去何从。

法媒带着几分遗憾评论称德国大选过于关注国内议题。德媒《南德意志报》也坦承，在这样一个全欧瞩目德国的关键选战时刻，德国人“却不屑于向欧洲投去一瞥”。这其中固然有选民更在乎日常生活的因素。但在更深层面，《费加罗报》评论称，也反映出欧盟经历多次危机（债务、难民和新冠）后，普通人意识到民族国家又回来了，成员国政府往往比跨国家机构更能快速应对危局。

“我在法国的专业就是欧洲研究。我还记得这段经历是如何把我和同学都塑造成亲欧派的（Europhile）。选择社民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卡洛琳用如今仍不失流利的法语回忆说，“带着丰富的多国学习、游历经历，我回到了家乡曼海姆。没多久我就发现，学生时代对于政治的想象可能有些过于浪漫了，那时和同学言必谈英国‘脱欧’、欧盟的气候应对这些宏大命题，在家乡我发现从政还是要面对柴米油盐。”

“况且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人们心态中实际的一面也显露出来。或许不止是我自己发生了变化，与几年前相比，德国似乎变得更内向了。”卡洛琳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卡洛琳和康斯坦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