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张泰荣︱王郡：怎样为孤儿院募捐

1926年，张泰荣苦叹着：“人生道上的一切辛味，实在尝得够了……大地的一切一切，全旁落在恶魔的权威之下，信目所瞻，仅是黑暗，黝悽，阴惨……”此是自体经历了炎凉的心曲，也是目睹了世间惨剧的悲悯。于是，他要“把自己的血，变为开放着的殷红新艳的鲜花”，或因之萌生了教养奉化孤儿的愿望，

在庄崧甫、孙表卿等前辈乡贤的支持下，张泰荣奔走呼告，劝捐筹款，历一年筹办，创设奉化孤儿院。历七年经营，院务、诊疗、制度、规章俱臻成熟，并增设竹、藤器、缝纫、印刷工场作为院生实习勤工之所。1929年回奉省亲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慨允孤儿院名誉院长。设工场即为宋美龄提议，故运作很得地方助力，渐及扩充院舍，经费略有余，即加收女孤，到了1933年孤儿院还“置田地、买巨牛”以建设农圃场。

“帝乡”盛名，地利人和，孤儿院的事业蒸蒸日上，在院孤儿也近百人。与事者也褒奖以“粲然大备，成绩卓著”，然而作为慈善机构，此项事业一路生发，无时不需要外界人力、物力帮助和扶植，即便自有产业，也难以为继。在1934年的《奉化孤儿院第三期报告》中所知：“每年收入约八千左右，支出则九千余元，收支两兑，尚差数千元”，如谋以“扩充则更形艰难矣”，故“经济竭蹶彰彰而明”，身为奉化人的王正廷（字儒堂，耶鲁博士，同盟会员）自惭“频年在外，鲜居乡闾，襄助院务甚微”，惟念“同人苦心孤诣，缔造经营”，号召旅外浙江同乡“乐输为助”。

奉化人在民国一代，固然乘时趁势，而其地方风气也得益于清末也因一批纳新而不弃旧的民元勋臣，而孤儿院发起者并兼院长的庄景仲（崧甫）在清末时是学堂舍监，名重乡里的士绅，在清末时因支持学生拆庵扩充龙津新学堂为故家百姓拆房驱逐，不得不逃难至宁波，在同乡并同志的孙振麒（表卿）帮助下，在甬设立“新学会社”出版新艺书籍（农书为主），销路不佳，孙却更注资分设“新学会社”于出版中心的上海，庄崧甫从此常驻，时值辛亥前夕，新学会社成为浙籍革命党聚议之所，如陈其美、周淡游等，都是其间常客。庄崧甫亦因此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后竟成为革命元老而荣归故里，并出任奉化议会会长，仍葆其务实朴质之精神，主张农本、启蒙与不扰民。议会提案多是设立女校、取缔私塾；禁烟禁赌、设义冢、禁婚嫁奢靡这类亲民议案；后来抗战期间，对躲避战火的孤儿院建茅屋还是砖房也是体贴入微地设法、指点。

鼎革之后，新学会社又成为浙籍尤其是奉化籍政商界人士在上海的活动中心，也是浙籍在沪谋生者告帮之所，故虽无同乡会之名而具其实。鲁迅最初的几本小书也曾请新学会社代为分销。新学会社也代理奉化同乡在沪诸事务，1922年尚在小学执教的张泰荣，在上海得到亲戚汇款，即由“新学社介入”。后来奉化孤儿院发起固然在奉化，但募捐、汇款、收款，新学会社一直发挥着基地和枢纽工作，张泰荣在孤儿院创立后到上海，几乎每次都在新学会社落脚，后来旅居即使在他处，仍会前往新学会社拜望庄崧甫、孙表卿以汇报商量孤儿院募捐、管理等事宜。

张泰荣是孤儿院捐务组负责人，孤儿院捐款有四种：一常年捐，大约170余人，数额从一年数百到十几元不等，建院十多年，大多年年不辍；一基金捐，截止1934年，招募二万八千余元；一为普通捐，积银五千四百余元以及十三余亩的田产捐助；一临时捐，分为庆奠、物品、图书等三种，所谓庆奠临时捐，如上海闻人杜月笙因杜祠落成，捐款一千元，宁波仁济医院成立，捐款一千元；而普通乡民日常多捐助蔬菜、粮食等。临时捐的数额，多达上千，微仅面粉一袋、针线若干，均有详细记账。宋美龄捐款两千，特旨设藤工场；而两任县长也分别捐过100元。这两项一是“第一夫人”捐助巨款，一是父母官撙节嘉勉，故张泰荣及孤儿院都很重视，格外单列。在1934年的孤儿院报告册上可以看出，捐款从建院之初的二十余本捐册已经增加到一百多本，从原先主要局限在奉化、宁波扩展到象山、定海、镇海、上海、南京、北平，甚至星家坡。各项类捐款已经形成常例，金源固定且稳步增加。

从张泰荣日记中可知，孤儿院善款尽量采取了多头存贮与投资，对此庄崧甫特为有过指示，而张泰荣也与同事多有商榷，旨在金融危机或银号倒闭时尽量减少损失。所以善款存贮分散于宁波各银号，也间有投资国债或不动产、田产。善款筹措之初，端赖庄、孙等人在浙江政商精英中的影响力。孤儿院开院初（1928年），庄崧甫曾专为筹措孤儿院善款，在上海大东酒店广招奉化及浙江政商旅沪精英，出席者如司徒克秋、邬志豪、江良通、江良达、竺通甫、何绍庭、何绍裕、何鹿山、何耿星、王士佳、余华龙、汪成谟、汪宝棠等，大体与奉化旅沪同乡会相侔；1933年，又带领浙籍政商在上海与吴铁城、潘公展等聚会，席间发言也屡屡号召捐募善款。在上海，浙籍政商界人士大多际遇较佳，也热心桑梓，依靠他们的资本，确实为孤儿院募款打开了局面，而这些善款关系的扩大以及日常维护、收捐，主要依靠张泰荣的热情、坚韧和责任感。张1933年、1936年的日记都有在沪奉化等浙籍人士在上海居住点的详细记录。他几乎每年都到上海数次，每每盘桓一周以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奔走募捐和收缴捐款。曾经在短短十天内，走访拜晤了褚慧僧、朱守梅、邬志豪、王儒堂、何耿星、周和卿、王廉方、司徒克秋、周德初、袁恒通、顾鼎梅、周荆庭、王士佳、王和兴、江仲权、汪宝棠、毛文亨、江良通、江辅臣、蒋良达、卓葆棠、宋简香、毛濂卿、王儒怀、陈基明、汪寿田、朱焕章等，将近六十人。其中慷慨者固有之，而“唯唯”者亦复不少。

为着孤儿院毕业生的就业，张泰荣也屡屡赴上海联络求告于热水瓶厂、铅笔厂、金笔厂、铁路工厂、航空学校等，而孤儿院的毕业生也多在邬志豪的丝绸厂、周荆庭的华孚金笔厂（1966年易名英雄金笔厂）等同乡实业中谋职营生。

鼎力支持张泰荣募款事业的奉化同乡中，周荆庭尤可一提。周先是在汉口经营文具业，因愤慨于自来水笔全需进口，1927年辗转到上海与同乡竺芝珊（蒋介石妹夫）、沈百年创建华孚笔业（即后来英雄金笔厂前身），1937年华孚金笔厂已经拥资20余万，员工200多人。周荆庭与张泰荣年纪相近，相识甚早。周在创业之初，张泰荣每每砥砺不已。后来张每为孤儿院募捐，周荆庭一直也是支持不遗余力，不但捐款，也尽量招收孤儿院毕业生入厂务工。两人一为民族实业，，一为桑梓孤幼，都善用同乡袍泽。

1930年代的前半段时间，江浙一带局势平稳，故张泰荣的募捐事业也相对顺遂，如实业银行，如上海王和兴、和笙昆仲、如竺梅先等又均有大宗捐款，而其他各种例捐常捐更是难计其数。孤儿院的征收花销，可想其账目及相关文件何其浩繁，仅以1933年为例，张泰荣收发各类信件就达上千封，主要是关于募捐和收捐事务。日记中常见其终日整理函牍、清理捐务、催捐劝款（而孤儿院在张泰荣主管的近三十年里，账目始终明明白白，毫厘必清）。亦可见张泰荣的奉公自爱，以及不畏烦难，不嫌琐碎地劝募善款，管理经营。

1938年初，张泰荣应时任奉化参议会议长胡次乾邀请，“担任抗日自卫委员会财务组事体”，张“以为救国工作，谊在必诺”。从此日记中又频繁出现张为抗委会的各种事务奔波忙碌。院务与抗会财务都不轻松，“不胜暇给”，皆需“花费许多心血”，更需有坚韧的定力，张泰荣事事躬亲，也不胜其烦，常叹“案牍劳形，穷年兀兀，苦不可言”，可叹息甫止，1938年年底奉化水灾惨重，“省府赈济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到县赈灾，张泰荣又一连十数日，接待向导，履看考察各处灾情，并接手分配“一万七千余赈灾款项”，发放各“应领村落”，事毕又“覆省府文，审核帐款”，而院务会务积牍又已“烦不胜理”。

发大愿易，而一生践行而不改初衷则难。庄崧甫、孙表卿等身居高位且常驻上海、宁波，是故孤儿院的账目管理乃至日常院务的实际领导人就是张泰荣。在为孤儿院募捐善款的事业中，张泰荣自己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精神世界的圆满。浙省教育厅长、奉化县长履新，孤儿院必然是其考察首站；周荆庭、王和兴、邬志豪等同乡巨贾捐赠巨款而不稍疑；庄崧甫、孙表卿这两位浙江民国元老更是在孤儿院事业的稳定发展中对张泰荣的人品与能力深为信赖。

张泰荣日记不啻为张泰荣一生之“功过格”，如1938年4月18日，张泰荣在日记里写道：“予月领薪俸居全院之最高，一切享受俱属高乘，若再不觉悟，一为往日悠游卒岁，良心固已泯灭，更将何以对社会人士与报答孙、庄二丈厚意乎。”这段话在张泰荣日记里并不算特出，绝无粉饰的自我剖析是为了砥砺鞭策自己“须更以刻苦之精神……立定脚跟，勇猛精进”，他也每每因为想到一条为孤儿院筹措善款的方法或者因畅想孤儿院的改进发展而“颇觉津津有味”或“殊觉有味”。归震川有云：“夫县之士大夫，为士民之望”，如庄崧甫、孙表卿等固然是奉化乃至浙江比较典型的士人代表，而张泰荣虽绝无胜朝功名，在新民之国也只是学徒出身，但他以一腔热忱服务桑梓黎民，以仆仆风尘与碌碌有为造福社会、成就自己。他的挚友曾为赠诗，赞其“男儿莫待庸庸老，一事功成即丈夫”，确实是张泰荣一生事业与精神的知己语。

由此想起，霍布斯曾说“拥有朋友是权势”，“在平时或战时做事精明谨慎的声誉是权势，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管理托付给谨慎的人，而不愿托付给别人”。从这一意义上讲，张泰荣不单局于奉化一隅，甚至在浙江都因为他的热情、坚韧和清白而拥有了权势。在此“权势人物”一词在鄙民齿间已近乎寇仇的浊世中，我们展读这位昔日的“权势人物”的日记，感受着他在生活琐细与事业奔忙中的种种体悟，会升起对世界的善意、激起人性的信念、兴起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