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如何看待中国人讲究的客套与面子？

一老一小，双手作揖，互相行礼。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一百多年前就对中国人的客套勾勒出基本印象：

如果一位批评者想激烈地评判中国人，就必须得意识到一点，如何才能把客套做到家，这不仅在西方国家鲜为人知，而且对他来说，如果自己还没有掌握（客套），那么批评他人可能会很生硬，而且很难产生效果。

人们看到，中国人客套的特殊形式一直让来自西方的游客感到惊奇并夹杂着一种无所适从、无从理解的感受。一部分原因应该在于如下所述，人们很少能准确“弄清其概念”，虽然在此期间这方面并无多大改变。

客套在中国属于一个伦理范畴，其背后蕴藏着儒家“文明礼仪化行为”的理念，也即，客套是内心修养的外在体现。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克服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倾向于以“仁爱”道德来为人处世。考察比较与此相对应的德国“礼仪”（从词源学角度来解释，指与宫廷有关的举止）概念，由于行使礼仪的“宫廷”目前已消失，所以人们大多将其理解为一种冷淡而友好的行为模式，这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拉近了彼此原本疏远的关系——除非人们希望有意制造出某种距离。然而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礼仪”被评价为一种“真诚”或不加掩饰的坦率越来越显得有些多余。因此，德国《时代周刊》曾在刊登的《新的鲁莽》文章中写道：“可以将这种肆无忌惮粉饰为一种正直品质的保证”，因为“不讲客套就意味着正直”。

此后，“客套”在我们看来似乎更多是一种负面的伦理的组成部分，这个形容词包含了虚伪。（歌德就曾说过：“谁用德文来说客套话，谁就一定是在说谎。”）另外一些有细微差别的客套含义是：“合乎习惯”、“保持距离”（“您”取代“你”）、“献殷勤”或者“道貌岸然”，而后者在“人人平等”时代也完全不再盛行。与此相比可以说，中国式客套并不存在这种意义。中国式客套的基本支柱更多是谦恭，也即贬低自我与抬高他人，而且未顾忌到性别。

谦恭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派生道德”。其既来自儒家也来源于道家。孔子如此说道：“古人的言论不轻易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跟不上而感到可耻。” (原典：古者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也。《论语》第四章) 道家中的谦恭也是曾提及的生存策略中的一部分：枪打出头鸟——谁最先发出声音，就会最先招致危险。《道德经》中写道：

逞一己之见、爱自我表现的人反而遇事看不分明，自以为是的人反而判断不清是非，自我夸耀的人反而建立不起功勋，骄傲自大的人反而不能领导民众。（原典：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类似的还有其他章节：我有三条基本的行为准则，把持它以保证大道得以彰显：一是柔慈，二是简约，三是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保持柔慈，就能全力以赴；保持简约，就能行走于广阔天地间；不与天下争得利之先，就能成为群体的首领。（原典：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谦恭在礼仪化的语言与交际形式中得以充分展示，这可能会迷惑一些不明内情的人。比如，一位有名望的专业人士在作报告时会明确表示，自己对要讲述的内容知之甚少，所云肤浅等。最后，演讲者会请求听众不吝赐教。如果西方人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就会出现一种较严重的跨文化方面的误解。大家可以想象，尽管出于谦虚，演讲者的论述还是会令听众惊奇不已。中国人在社交聚会时喜欢打乒乓球。如果人们想再现年轻时的矫健身姿并与中国人一起打球，其拍档则会明确说，自己本来不很灵活，也不太会打球。但千万别相信他的话！尽管如此，他们会竭尽全力以不致让自己出洋相。如果被中国人邀请到家里吃饭，主人会事先抱歉说，自己没有准备什么好吃的，而且完全不会烹调。但随后，丰盛的菜肴摆满了一桌子——这些菜肴甚至在中国餐馆里都几乎难以看到。

在熟人之间的客套话中，自己的谦恭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格外尊重。人们在询问对方姓氏时习惯称“贵姓”。在回答 “我名叫/我姓……”时,一般会说“鄙人叫/免贵姓……”来代替。人们也同样会说到“贵校”、“贵国”，称文学作品为“您的大作”，相反，自己的作品则被称作为“拙作”，或是“无足轻重的”、“没水准的”、“有待改进的”作品。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在写给前面已提到过的明恩溥的信中谈到过一则轶事，当然这最多是一个玩笑而非事实，该故事描述了中国式客套有趣而直观的一面：

一位拜访者穿戴整齐地在接待室里等待主人的到来。有只老鼠在阳台上玩耍逗乐，它小心翼翼地将鼻子伸进油壶，由于受到这位不速之客突然到访的惊吓而赶紧开溜。然而老鼠打翻了油壶，并掉在客人身上，溅出的油污将客人的时髦衣裳完全弄脏。当主人进来时，客人的脸因尴尬恼怒而变得通红。在必要的客套寒暄之后，客人开始讲述他的这一不幸经历：“当我来到您漂亮的房间并在您舒适的阳台上坐下时，我不经意间打扰了您尊贵的老鼠，它在逃跑时不小心打翻了您宝贵的油壶，并将油污溅在我便宜、不值一提的衣服上。这就是我为何以这副狼狈模样出现在尊敬的您面前的原因。”

对中国式客套的应对方法是，作为谈话伙伴应尽量不要在意对方的套话式赞美，但对对方的自我贬低要尽量予以拔高。不熟悉内情的西方人简直完全被弄糊涂了。当然，人们熟记客套的基本规则：精心的客套永远不要太过火。也就是说，人们根本不能过分地客套。相比而言，尤其是老年人极为讲究客套。人们对那种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傲慢的表现大多表示反感。

最后有必要知道，拒绝某种好意或邀请（比如在吃饭或喝点什么方面）不应该直接说出来。客套的规则是，对于这种好意应当首先在表示感谢的情况下委婉回绝（送礼方面也如此），当然人们期待再一次被邀请，而这种客套式的拒绝最终因为对方的一再坚持而得以化解。以下是一位中国人在德国的不幸经历，他相信，中国的客套礼俗应该得到普遍理解，下述故事会让人对此了然于心：

……“对了，吴先生，您想喝点什么？”“不用了，谢谢！饭菜很可口。牛肉加面条——这是我的最爱。”……过了一会儿，女主人问道：“谁想再来点什么? 吴先生，您怎么样，想不想再来点什么？” “哦，不了，谢谢。”在我们国家，第一次请求一般都不会被接受。“太遗憾了，我原想它应该会合您的胃口。”“是的，不过我……”接着上来饭后甜点——草莓浇奶油。德国的草莓比我们中国的草莓味道要好得多，我们的草莓个儿小而且味道酸。我只吃了我们礼节中所允许的那么多，并享受它的香味与果实的甜美。我悄悄地盯了一眼盛放草莓的碗。“您还要点什么？”这回是赫兹先生发问。“啊……不用，谢谢！”我热切盼望着第二次被邀请。“太遗憾了。您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还是——？”“太遗憾了，所有食物您都吃得很少！”赫兹太太接过她丈夫的话。而碗里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当我们坐在沙发上时，女主人又问道：“您想来点咖啡吗？”“不了，谢谢。”我半饥半渴、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但我很高兴，我没有做出什么不礼貌的事。

尽管原则上说来，我们根据自己的礼仪规范在中国行事完全可以不出差错，但人们几乎都会认为，两者还是存在明显的评判与等级差别。别具一格的中国式客套一方面会吓倒客人，另一方面也会感染他们并使其逐渐适应；最后一种情形是，在长期逗留中国之后，西方人的不拘小节大多会被看作是一种明显的缺点。

然而，特别的客套也并不是在中国到处都会碰到。举个例子来说，越是关系亲密的人，越不讲究形式，因而也可以“不客套地”与之进行交往。同时，那些在公共汽车站或在火车站不怎么修边幅的乘客所表现出的交往方式，几乎让人看不到客套行为的痕迹——至少按照德国的观念来说，这使那些想在中国寻找尽人皆知的客套行为的旅行者惊愕不已。这里有两个背景，一方面，客套在中国是一种现象，其首先按照正式的关系确定其行为（特别是在主人与客人之间）。如果我与某人没有任何关系，那我也没必要自我谦卑以及恭维对方。另一方面，是在公共领域面对汹涌人潮所带来的巨大人口压力，特别是在公共交通方面，尽管中国已实现现代化，但仍处在瓶颈阶段，而这也导致了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面子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顾全面子，这本来属于滑稽剧的老一套（“自始至终只是微笑……”），人们在最大程度上将其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甚至“面子”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借用语，被西方当地记者们发展为一种保留节目。

人们偶尔阅读到这个或那个德国政客“丢了面子”，或者劳资双方必须在谈判破裂之后为“顾全面子”而达成妥协。尽管如此，人们大多还是对这一独特的中国背景文化无法理解。西方人通常将这种顾面子的嗜好与诸如不情愿、过失或罪责等负面因素联系起来，从既定的欧洲视角来看，还不如说是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的“原罪”。

然而，中国人通常并不按照基督模式——罪过、赎罪、惩罚与宽恕——来进行自我约束，起码这是一种有悖传统的思想。中国社会的调解与约束手段更多是靠羞耻感，这不同于经常性的个人原罪，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而人们向来在外人面前感到害羞。这大致上可以说，中国人努力避免任何麻烦，因为这将意味着颜面扫地。

人们可以将“面子”确切地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中文里称为“脸”的，是为了维护道德与社会和谐。人们应该避免在任何情况下丢脸，因为那样就会导致出洋相并会公开感到羞愧。与此相反，被称为“面子”的，确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荣誉及威信：人们可以挣足它（就像社会信贷），但也可能会失去它。

讲面子的基本思想给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带来一个中心问题：人们怎样看待我以及我应该怎样表现？尽管这种忧虑我们也并不陌生，然而较之于 “真实的”我行我素，讲面子在西方属于一种低标准的伦理，别人愿意怎么看无所谓。中国人追求维护社会和谐的独特倾向构建起这种好面子的特殊文化背景。纠纷理应可以避免，在无法统一时，人们长时间且客气地与他人交谈，直到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而且参与者谁也不必有明显损失。明恩溥将这种面子与戏剧进行比较：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戏剧，但其外在形式还是必须要有所顾及；此外，人们在观看戏剧时应该尽可能不看舞台背景后面，否则，那将不仅会破坏想象，而且会使人对戏剧失去兴趣。

当然，若从总体上予以谨慎地评价，人们还是可以说，较之于西方国家，在中国——请留意——人们更愿意与人和善相处。个人喜好势必受到个人感觉与情绪等影响，如果露出紧张等情绪则是失面子的事。一方面，即使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大多也会在表面上相安无事。人们经常在陷于窘迫的情况下微笑处之：情况越是糟糕，越需要通过笑声来予以缓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讳莫如深”，在任何生活情景下的中国式微笑。另一方面，为顾全面子，他们对自己的明显错误也不会改正。

然而，在中国不仅要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且也得“给别人面子”——单单如此还不怎么令人信服。比如说在别人遭遇尴尬时尽量帮助他顾全面子。如果不能如此处理，则自己也会颜面扫地。“给面子”也创造出这样一种情境，给别人提供一种可以展示及塑造自身理想或他人预期形象的可能性。隐含其间的更多是一种社会能力，这也展现了中国人的领袖品格。

尽管竭尽全力去保全面子与给足面子，但这也完全可能是一种批评，只是这种批评大多难以觉察，好像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经常被掩盖在赞美声中，就像下面的句子：“您工作干得不错，但我希望您能够继续加把劲。”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表达的是不满，然而批评的话在加上肯定话语之后就不但没有失面子，而且是给足了被批评者面子。另一种方式是间接批评（德语中有句话：“den Sack schlagen und den Esel meinen”，在中文词典里是“指桑骂槐”）或者借古讽今——尤其在敏感的政治领域。

顾全面子也涉及自己的国家。尽管存在可以偶尔批评自己政府的观念，但中国人很少会同意对中国的批评——特别是被外国人批评。这就是在批评性新闻领域存在一些涉及跨文化误解的原因。我们可能对几年前某位德国驻华记者被驱逐出境一事仍耿耿于怀，而这在中国或许几乎就没有被报道，因为——以中国特有的礼貌及好客观念来看——中国人很不习惯外国客人对自己国家的公开批评。跨文化方面的典型误解如同下文中所表述的那样：一位德国人为自己对中国的批评而辩解，因为他不但强调中国的另一面，而且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德国，两者他并未区别对待，而是对一切都采取平等的观点，因此他也就并不了解“爱国主义的”成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极难成立，因为在中国人的关系结构中——前面已提及——并不存在平等的理念，自己的父母要比别人的父母亲近。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自己的祖国也比别人的国家亲近，爱国主义与对祖国的忠贞不渝自然要比自我意识更为重要。因此，保全国家的脸面也就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重要共识。中国人在礼节规范中通常避免私下批评谈话伙伴的国家——尤其是他作为“客人”居住在国外的时候。即使偶尔不得不对外国予以批评，他也会尽最大可能地“给面子”。

最后，人们在批评中国时尽量不要带有“讽刺的”口吻，因为玩笑与讽刺的意义具有某种文化特殊性。如果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开玩笑，则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要熟悉某种特定的文化。因此，比如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讽刺这一修辞方法是通过说出反面意思来表达真实意见。在中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也就是说，根据客套以及给面子的规则，过多通过说出反面意思来表达真实的意见，会被认为要么是“不真诚”，要么是嘲弄。

下述两则案例可以揭示讽刺（一）与面子（二）二者之间的不同：

一、 某人用英语引用了一句不怎么地道的谚语，谈话伙伴评论道：“你说得一口出色的英语!”双方都知道，这并不一定对，并且认为这只是一个反话而已。

二、 某人尝试着用中文去说几个不怎么地道的词语，中国谈话伙伴会评价说：“您的中文真的说得很好。”双方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这种评价是给谈话者面子。然而作为对这种赞美的反应，他会谦虚地说：“那怎么会呢！”或者“根本不是那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