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行口述：浙江所藏的孤本文献如何成了上博的藏品

【编者按】

方行（1915-2000），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1957年调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长期主持上海文化工作，在文化建设、古籍整理方面颇有建树。2015年是方行诞辰100周年，其孙方放编印了祖父母的文集《行南文存》。本文是方行口述的部分内容，摘自《行南文存》，原题为《文献选编二三事》。经方放先生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方行与妻子王辛南

1．笔名文操

我编谭嗣同、李大钊、瞿秋白文集，就是靠四处收罗材料，文章都是靠手抄的。当时照片拍不起，叫别人抄我又出不起钱，连抄写的纸张都是马路地摊上买来的。我编书就是靠徒手抄写，所以笔名叫“文操”。

这些人的文章都是散见书报，上海的书报最多，当时上海轰炸，我担心战火殃及，所以就开始找书报抄这些文章，以便保存。做地下工作时，有时风声紧，我就躲在图书馆里抄。慢慢地抄了一大包，纸张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我又怕放在上海家里也不安全，就带到了香港。找上海地下党派到香港去的万景光（曾任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租个保险箱存放，直到解放后才找他拿回来。

2．关于《谭嗣同真迹》

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开始编《新文化》。对外请周建人出面，实际工作由我做。这期间认识了蔡尚思，蔡尚思也参与编辑工作，还有复旦的陈子展教授。大家谈论罗列近代最重要的二十个人物，其中就有谭嗣同，谈起谭嗣同的文章散见书报，应该编成集子，然后我就开始收集谭嗣同的文章。《谭嗣同全集》的铅印本在解放前就编好了，交给了“生活书店”出版。

《谭嗣同真迹》初版是1955年。谭嗣同的书斋名叫“莽苍苍斋”，田家英的书斋名叫“小莽苍苍斋”，他对谭嗣同是佩服得不得了。1960年左右，田家英购得谭嗣同写的一个扇面。现在能看到的谭嗣同书法作品只有这么一件，其他手迹都是书信之类。后来报上说台湾也找到了一件谭嗣同的书法，但我还没见过原件。田家英的这个扇面很珍贵，他怕保不住，就拿到上海来，叫我们博物馆给他按原样复制几份。田家英说，老方啊，《真迹》再版时一定要把这个扇面放进去。“文革”中这些复制品不见了，“文革”后总算找到。《谭嗣同真迹》再版时，这个扇面本来想按原大小印在书里，可惜没这样做，是缩小印的。

1955年出版的《谭嗣同真迹》，书名由张元济题写。

《谭嗣同真迹》里有三张谭嗣同的照片。第一张照片中的谭嗣同很英武，谭嗣同的武功非常好，欧阳予倩（戏剧家，1889－1962，谭嗣同老师欧阳瓣薑之孙。）说，有人拉住谭嗣同的辫子，他一甩头可以把拉辫子的人甩出去。这张照片是谭嗣同的一个过继孙子谭训聪寄给我的，这个人解放后去了台湾。这张照片最早出版，就是我用在《谭嗣同全集》中，后来的都是根据这张照片翻印的。另一张摄于时务学堂的照片，也是谭训聪寄给我的，被郑振铎看到，让他先用了。第三张是从一张当时好几个名公子的合影中剪下来的，是翻印的。

“谭氏书斋”和“谭氏客厅”的照片是我在1950年或1951年到北京开会时自己拍的。“谭嗣同名刺”上的名字是谭嗣同的亲笔，我本来想用这个字作为《谭嗣同真迹》封面的题名，但做书的同志没有按我的意见办。出版社领导批评了他们，我只好说“很好、很好”，我若再批评他们，几个年轻人怎么吃得消。“谭氏监制之霹雳琴”上刻的诗是谭嗣同作的，琴藏在故宫。琴的照片是根据故宫发表的照片翻拍的。“谭氏自制用笺”是文管会的沈老先生送给我的，据沈老先生讲，那原来是陈三立收藏的。

《谭嗣同真迹》中的书信都是我东南西北去收集来的。我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收，当时很多材料是借来的，看到有手迹的，还的时候就拍张照下来，这些初版用的原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都是上海图书馆的藏品。汪康年去世后留下几麻袋的信，都是当时名流写的信，差一点要被称斤两卖掉，顾廷龙把它们留下来，编了四本书信集，这些信就是其中的。谭嗣同的信写得很好，像写给欧阳瓣薑的万言长信，一气写来，一字不改。

解放后，听说北京有人有一册谭嗣同的手稿本（即《秋雨年华之馆从脞书》，收藏人张次溪）。我向收藏人借，他说借阅可以，但是要50元，我就汇了50元给他，不久书果然寄来了。我和顾廷龙一看，里面有的是抄件，有的确是谭氏真迹，是有涂改的文稿。我们商量请张元济看看真伪，于是，一起去上方花园拜望张元济。张元济这时九十岁了，中风了，但人情况还是好的。他躺在床上，床上放着个小茶几，我们把手稿放在小茶几上给他看。张元济一看之下，竟然“啊——”一声大哭起来，脸涨得血红！他看到了老朋友的东西，哭了，真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当时我吓坏了，老夫子这么大年纪，有个什么不测怎么办，我怎么担得起这个责任！这样看来，稿本中的一些手迹确是真的。想买又买不起，我让顾廷龙拍份照片下来，也不知道这份照片现在在哪里。这个稿本后来被卖给了湖南历史研究所。我曾请张元济为初版的《谭嗣同全集》和《谭嗣同真迹》题书名，他一口答应。当时，我曾接待过一个爱国华侨，华侨提出想要一幅张元济的字，我不敢当场答应，老夫子毕竟中过风，不知道是不是方便提笔。结果我跟张元济一说，他就答应下来，就在床上凭着那个小茶几写的。估计我的书名，张元济也是在小茶几上写的，那时他已经很少下床了。

张元济画像

3．关于《鲁迅日文作品集》

鲁迅日文很好，他给日本朋友的信都是用日文写的，日本出过一本鲁迅的日文作品。我想，中国也应该出一本鲁迅的日文作品集，这样更能全面体现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伟大。我就让上海鲁迅纪念馆具体办这件事，终于在1981年以鲁迅纪念馆的名义出版了这本《鲁迅日文作品集》。但是当时上海不肯多印，怕印出来卖不掉。日本得到消息，在日本学中文的人非常感兴趣，来电报说要订三千册，这样上海才肯多印些。后来不久，日本十个大学教授到中国来访问，从北京到武汉到上海，再转道香港回日本。上海让我出面接待。到临接待前，领队突然跟我说，要送给日本朋友每人一份几十元钱的礼品。当时时间紧迫，外事礼品又不能随便，我灵机一动立刻打电话让鲁迅纪念馆送十本《鲁迅日文作品集》来。日本人收到礼品后高兴得不得了，说早就听说出了这本书，苦于买不到。

《鲁迅日文作品集》

4．关于《萝轩变古笺谱》

国内最出名的“笺谱”是崇祯年印制的《十竹斋笺谱》，印得相当精致。当年是鲁迅和郑振铎一起影印出版的，一共有两本，第一本鲁迅还在，第二本印出来时鲁迅已经去世了。

比《十竹斋笺谱》年代更早，印得更精致的是《萝轩变古笺谱》，是目前传世的“笺谱”中，年代最早的一部。《萝轩变古笺谱》是明朝天启年间印制的，饾版套色，套色多达七八十种。书印好近四百年了，饾版拱花凹凸之处一点没变。（注：饾版，即将画稿按深浅浓淡不同之色，各刻一版，依次套印成图。拱花技术是饾版套色印刷之后，在宣纸表面压印出凸起的暗纹，使画面产生浅浮雕效果。）

当年日本有《萝轩变古笺谱》的下半部，下半部没有出版年代，出版年代在上半部里，因此日本误认为《萝轩变古笺谱》是乾隆年印的，还有专门的考证文章，觉得这书很了不起，将那下半部影印出版了。徐森玉、郑振铎看了觉得不像乾隆朝的东西，年代应该更早，但也拿不出证据。“文革”前，浙江拿来一部书，请徐森玉鉴定。徐森玉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版本专家，老夫子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看到书竟跳了起来，叫道：此书居然还在人间！那书就是《萝轩变古笺谱》，是明朝天启年出版，这可是孤本了。

书鉴定完，徐森玉不肯还了，要留在上海。人家是来鉴定的，不是来卖书的，但老头子无论如何不肯还。当时浙江宣传部的部长是上海调去的，我建议去找石西民，因为石西民原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浙江的那个宣传部长先前是他的部下。徐森玉就说要去拜望石西民，我说他很忙啊，徐森玉说没关系，我六点钟到石西民家门口去等好了。后来石西民找到我，说老方，那个老头子找我要干嘛？我说如何如何，石西民说，让他千万别来啊，他老夫子六点钟等在我门口不像话啊。我就对石西民讲了书的事情，请他和浙江讲讲看，让浙江省委压下去。浙江省委和对方商量后说，实在不行就交换吧。开价大得很，要十六张明清书画，郑板桥是最起码的档次。我们“上博”一口答应。这才换来了这本《萝轩变古笺谱》。

“文革”前我就想翻印《萝轩变古笺谱》，但还没谈好，“文革”就来了。“文革”结束我放出来后就问“上博”，书还在吗？谢天谢地书还在。我决定把书按原样饾版套色翻印出来。但是当年印《十竹斋笺谱》的老师傅已经太老了，只能眼睛看看不能动手了。就算这样还是要印。我提出让谢稚柳总负责，每印一张都要谢稚柳点头了才能用。结果被谢稚柳剔除了许多印得不太好的。当时为了纪念“上博”建馆三十五周年，印书的时间来不及了，要加班。当年加个夜班才三毛钱，吃顿夜点心都不够，都不愿意加班。我们就决定把加班费涨到一块钱，书如期印出来后，连奖金一起发了一千块下去。这一千块钱是我从文化局纪念鲁迅活动的经费中动用出来的。后来财政局有意见了，说加班费超标准了，要从工人手里收回来。我坚决不肯，跟财政局说，实在不行这一千块钱就从我工资里扣。后来我去找了一个副市长，财政局才撤了回去。后来我曾想再版《萝轩变古笺谱》，但是那些印刷老师傅都不在了，达不到当时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