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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上海”：一周城市生活

陈鑫培里斯本王越洲薛之韵

2021-10-01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申君以及青龙镇，但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直到近代上海才慢慢走到文化舞台的聚光灯下，形成了有自己风格特色的海派文化。上海文化是如何发展和被塑造的？本期我们将回顾9月25日在多伦现代美术馆举办的讲座，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分享了他关于上海的文化流向的思考。同时，本期主题推荐整理了从建筑、商业、个人等层面讲述上海文化的书籍，与读者分享。

（本期主持：陈鑫培）

近期回顾

寻找上海的文化流向

9月25日下午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王晓明教授以“五个上海”这样十分概念化的主题，完成了2021多伦讲坛“城市-空间-记忆”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回溯百年来的沧桑变幻，将上海人文化形象与上海城市精神内核的时空变化过程描述了一遍，并对未来上海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文化样貌作了系统性的预测。

这个话题十分巨大，涉及的学科起码有七八个，大师级学者也要耗费几十年的功夫去观察、体会，且必须拥有多重视角才能完成比较，否则必然陷入“站在上海夸上海”的套路陷阱。在王晓明看来，城市空间与人的身份的变化，是“五个上海”分别寻求定义的最为重要的客观基底。也就是说，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典型的“上海人”是什么人、他们在怎样的城市空间当中怎样维系生活，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后，再谈那个时候的上海人想什么、想成为什么样子、希望城市怎样变化，才会有理可据。

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多伦现代美术馆供图

第一个上海是“老中国的上海”，大概从北宋建镇及以前，一直持续到1860年左右，此后以老南市区的范围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整体上呈萎缩之势，目前呈现为旅游景区。这也是外地游客来沪会看的地方之一。

第二个上海“租界式上海”奠定了当代上海各方面的基础，并非是在前一个上海基础上发育的，而是主要由西洋式的力量、资源和制度文化塑造的，城市空间也由“越界筑路”等诸多方式大大推向外围，完成扩展，基本上确定了现在上海的城市范围，以及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层次和地位。这一时期上海被公认是“欧洲以东直抵太平洋广阔土地上最大的城市”。王晓明提醒道，这一时期的上海是特殊的，不要低估也不要高估上海与周边、全国和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要更明确地看待“租界式上海”的文化实质。

王晓明教授提醒我们，“海派”这个词，尽管现在是人们在上海言必谈的亮词、热词，但最初它并不是正面词汇。对这样的概念，我们得在回溯过程中逐渐让它归位，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也有利于上海更好地找准自身位置。

解放以后，第三个上海“社会主义的上海”来临，“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延续了租界式上海，同时加速吞并了老中国式上海”，通过多重素材可以看到，这个上海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前一个上海积累的资源和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发展。城区的大规模工业化、单位的大批量出现、劳动者阶层的扩大、革命意识形态和市民生活习俗并存等，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两个特点是与前一个和后一个上海接力棒式的关联。前一个上海遗留了很多的文化形态、消费生活方式和具体的人（比如外国人），后一个上海则从这个时期继承了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理想社区整块建设的模式。

第四个上海是“改革开放的上海”了，王晓明早年长期研究城市房地产问题，在分析这个上海时着重比较分析了以“浦东模式”为代表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对社区空间、居民生活、重点商圈、居民文化心态乃至城市精神带来的影响。超大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模式，如组团式的城市区块建设、封闭式大型住宅区建设、精细化治理等，也走出了上海，向全国推广。这个时期从创意产业园区兴起到网红街区、网红建筑的流行，在王晓明教授看来，士绅化显著、老上海的空间在物理上进一步收缩，一转身就变成了文化的传说和宣传中的概念，用以继续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而上海人是怎么变化的呢？逐新逐利的特质，在“四个上海”的波涛涌动中不断强化，新文化和外来文化带来的教育、国际化、商业素养等资源也注入了上海人的精神形体，呈现为开放、包容的风格。但面向未来，问题还在，还不足以乐观。王晓明教授指出了上海城市文化与市民性格在向“第五个上海”前进路程中体现出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克服“价值最大化思维”“竞争至上逻辑”、学校教育社会职能不足、社会“普遍智能”偏弱等问题，个人在言行的“微层面”上不能有所变革，当社会面对“卷”的压力时，不容易有所突破。

“第五个上海”理应是更加融合、开放、高质量、精细化的上海，从细微的言谈举止到大的发展战略和地区的更新，都需要更好地认识自我，甚至走出自我来回看自我。以崇明的发展为例，王晓明谈到了这种发展观、眼界问题。夯实文化基础，更新文化生态，活跃思路，开拓眼界，向曾经看不到甚至不想看的地方去看，也许是对明天更积极的应对态度。

（文/里斯本，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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