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语文教材不存在“汉奸、西化”问题，但应增传统文化

离开语文课讲台25年之后，王旭明又站上了语文课讲台。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语文版新修订教材培训师。

今年秋季，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宁夏、山西、四川、云南等地，新入学的400多万中小学生，开始使用新修订的语文版一年级和七年级语文教材。新修订的教材全套共计18册，供义务教育一年级至九年级的学生使用。

这次教材修订大幕正式拉开早在2013年，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和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柳斌担任了语文出版社修订版语文课标教材总顾问。两位都因心脏病住院，未能莅临2016年5月23日的“语文出版社举办语文版义务教育修订版教材使用暨培训工作会”现场。

这天上午，北京天伦松鹤酒店的临时课堂上，王旭明作为语文出版社社长，同时也充当了语文版新修订教材的培训师，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位语文教育专家、中小学语文教研员、一线骨干语文教师等，上了新教材的第一堂培训课。

培训课上，他讲到了七年级上学期的课文《乡愁》。

这篇余光中的《乡愁》，王旭明听过各地的语文教师讲这堂课不下四次。有一次，一位教师声情并茂，读到第三小节的时候，“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音乐声起，教师哭了。

“老师是真的哭了。孩子们一看老师哭了，也跟着哭了。”王旭明点评道，“哭什么哭？这是傻哭啊，是二。”

他认为，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分析，“这首诗四小节，第一小节，讲母子分离；第二小节，讲夫妻分离；第三小节，讲生死离别；第四节，讲比妈妈死了还愁的愁，是什么愁？老师也没弄明白，学生也没弄明白，大家就在浅的层面晃动。”

“上午讲课的时候，还真想提溜个老师起来回答。”王旭明在当天午间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

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位置退下来之后，王旭明依旧保持着他直言坦率的个性。出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后，他时常到各地听语文课。他要知道，语文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各地的教师是怎么教的。他认为教材重要，老师的教法同样重要。

到语文出版社8年，他推动了语文教材的修订；同时他也在慢慢影响一批语文老师，推动语文教学的改进。

哪怕他听课的教师是很熟识的朋友，王旭明点评起来也绝不含糊，总是当面一针见血，惹得教师们不敢让他听课，担心自己无法面对这样的尴尬。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要做这件事。”王旭明对澎湃新闻说，推动语文教学的改进过程很慢，一点一点的，但这是他至死也要做的事。

【对话王旭明】

谈“教材西化”：中国对教材有十分严格的审查制度

澎湃新闻：新修订的语文出版社版语文和旧版有什么不一样？

王旭明：修订版和原来版最大的不同，从理论上说，就是教材的人文性和工具性进一步统一在选文当中、练习里头，还有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和写作上，这是最大的不同。

具体地说，古代诗文的篇幅增加了，一至六年级教材中约占全部课文的30%，七至九年级约占40%；文质兼美的选文增加了；更加注重体裁和题材的一致性。

澎湃新闻：原来的课文换了多少？

王旭明：一半左右，量挺大的。

澎湃新闻：今天你讲的“一上”的第一页《我爱学语文》，这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王旭明：对，原来是《我爱上学》，现在改成《我爱学语文》，我们就希望学生一入学就知道，我要上语文课了，我要学语文了。我爱上学，这是校长、是班主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语文老师解决的。希望语文老师能设计好第一课，不要局限于书上提供的内容，让孩子爱上语文。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有人称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严重西化，你怎么看？

王旭明：我到语文出版社8年了，教材隔三岔五就会出点“问题”，一会儿说国民党多了，成了“汉奸”；一会儿说百分之多少是外国的，教育部出了“卖国贼”……怎么可能呢？我国对教材有十分严格的审查制度，不是个别人和出版社的意志所能决定。我们的教材，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吗？没有，也绝不可能。

澎湃新闻：但是你也认为我们的语文教材还是有问题的，对吧？

王旭明：教材应该说存在问题，但并不是所传言的“汉奸”、“卖国贼”、“西化”等方面。我们十多个各个版本的教材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教材和教学中的要求偏少、偏简，虽然做了改进，但还不够。

澎湃新闻：这一版中外国文学占多大比例？

王旭明：外国文学的比重我没有具体统计过，包括童话、寓言、小说、诗歌、散文，大概有三分之一。

澎湃新闻：这个是比以前增加了吗？

王旭明：没有。基本就在这个比例。

没有撤掉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课文

澎湃新闻：语文出版式版教材把原来的《南京大屠杀》改成了《死里逃生》。是怎么考虑的？

王旭明：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

更换的原因主要是张纯如所写《南京大屠杀》片段《死里逃生》，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事迹，感人至深，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我们还有《二战历史不容抹杀》，人民日报的评论我们都搁进来了。

语文教师要打破“满堂灌”的恶习

澎湃新闻：你刚才在课上说，要让小学生从小蔑视考试。不论是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分数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王旭明：这个说的极端了。就好像我说“语文教材有一半不可读”，这都是极端的、愤青的话。如果要客观冷静地说，现在的学生过于重视分数，过于重视考试，这种现象必须改变。我们应该培养学生不做分数的奴隶、不做考试的机器，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学生还是分数的奴隶和考试的机器。

澎湃新闻：这不是学生能决定的，有个“指挥棒”在那儿。

王旭明：对，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有一份责任，要减轻这个作用。如果一切都推到考试上，那现在我们什么都甭做了，大家都等着。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比如语文教育，我们可以做出我们能改进的部分。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堂上存在哪些问题？

王旭明：很多语文老师的讲得多，花哨多，尤其是一些公开课的错误导向，老师成了戏台上的主角，成为各种流派的展示场，而学生则成了捧角的看客，标准的回答，流利的发言和获得老师和同学一致称赞的反响。

还有，一定要打破“满堂灌”、“满堂讲”的恶习，至少给学生10-20分钟思考与表达时间，让学生在语文课上真思考、真表达。

澎湃新闻：你对语文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最好是老师能够被学生问倒，学生也能够被老师问倒，挺挑战传统教学的。

王旭明：实际上，现在的课堂很多都是设计好的，都是表演性的，都是老师压倒一切的。我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课堂应该是互动的，应该是活跃的，应该是教学相长的。

拿《乡愁》为例，学生不知道愁的是什么，其实这点事儿，就看你能不能给学生讲透；《雪花的快乐》，学生不知道雪快乐体现在什么地方，那你给它讲透了，它飞得快乐，它落得快乐，它融化也快乐，但它融化在烂泥里他不快乐，它融化在爱人的心胸里他才快乐。你要这样给学生讲，他们才会想当雪花。但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讲不透。

“中文系学生英语可学可不学，但字要好看”

澎湃新闻：教师队伍素质如何提升？

王旭明：所以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培训、去讲，需要我这样的人到各地去传播。

为帮助教材使用区更好地使用语文版修订教材，接下来语文出版社还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教材培训工作。6至8月，语文出版社将在湖南、广东、四川、河南、辽宁、宁夏、广西等省区举办多场省级教材培训，并交在所有教材使用区举办近百场市县级培训。语文出版社还计划在暑期开通在线远程培训，将培训辐射到全部教材使用地区，参培人员涵盖所有使用语文版教材的语文教师。

澎湃新闻：这样就够了吗？

王旭明：现在需要提高的不仅是老师，还有中小学语文教育、高等学校教育。现在很多中文系、师范教育培养的什么人呢？不深入去读文本，背一些概念、定义、外国的教育理念，可能知道“苏格拉底教学法”，但孔子的《论语》不一定知道。

澎湃新闻：对高等教育有什么建议？

王旭明：确实要改进。最切实可行的，不要读概念，不要读理论，而要读原著。中文系、师范系一定要考学生读原著的水平。《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包括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三角恋情你怎么看，得分析书。

第二，对中文系学生的英语不要有硬性要求，可学可不学。但得对写字有要求，字一定写好看，要当老师还得写粉笔字、毛笔字，还得写繁体字。要让学中文系的同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第三个可行的，不能是个大学毕业生就当老师，必须抬高门槛。有次去学校听课，有个老师讲的乱七八糟，我问他们校长，校长说他是研究生学的机械加工，学机械加工的讲小学语文，牛头不对马嘴。为什么？因为可以（解决户口）进到这个城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