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观·德国｜无论新政府谁当家，处理德美关系都面临突出困境

【编者按】

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同观·德国”专栏的第57篇。近几个月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德美关系连遭打击，大选后新一届德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对美关系？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7日上午，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等在柏林出席大选记者会。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日凌晨公布的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从目前的组阁形势来看，社民党、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极有可能通过协商谈判而组成新一届德国政府。视觉中国 图

在刚刚结束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德国对美关系和跨大西洋事务成为了各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从目前的组阁形势来看，社民党、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极有可能通过协商谈判而组成新一届德国政府。其中，由社民党领导的交通灯联盟（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组成）或由联盟党领导的牙买加联盟（由联盟党、绿党、自民党组成）是下届政府最为可能的组阁方式。而无论最终是哪种组阁方式，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始终都会是德国新政府所面对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总理默克尔执政末期以来德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结合本次选举中各党的对美政策纲领及表态，对大选结束后德美关系的走向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和预测。

默克尔执政末期的德美关系

对美关系向来是德国外交所依赖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但在默克尔最后一任总理任期内，德美关系却始终处于风雨飘摇、危机层出不穷的状况。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是这一状况出现的直接原因。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德美同盟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无论是其内政还是外交政策，特朗普都对1949年后成立的联邦德国构成了根本挑战。而德国政府则专门制定了应对特朗普的政策。在对美开展的双轨外交并在系列全球事务领域继续与美政府保持合作的同时，德国还展开了雄心勃勃的以西方中等强国为伙伴，试图弥补美国退群所造成的西方领导缺位的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

然而2020年发生的几件事情却进一步动摇了德美关系的根基。先是新冠疫情袭来，使得欧美之间人员交往中断；接着特朗普政府又先后在“北溪2”油气管道和驻德美军裁撤等问题上对德国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不仅要制裁德国和欧洲企业，还要削减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驻德美军数量。他所有这些作为，似乎都是在表达对默克尔政府的不满。这些双边问题上的矛盾，与几年来欧美未见消停的贸易战一起，共同使得德美关系跌至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德国主流政治势力对美政策表态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执政给予了德美关系恢复生机的重要机会。从今年初到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结束为止，目前可能参与组阁的社民党、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等四个政党都对美国新政府表示了希望改善德美关系的善意。从这四个党的有关纲领和言论中可以发现，他们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四者都将跨大西洋关系和欧盟视作德国外交的基础，都认为应该抓住美国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机会期来重建跨大西洋关系，同时对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的意见也差距不大，认为这两个国家既是德国的伙伴也是对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默克尔时期的外交遗产仍然继续影响着德国的对外政策。

不过，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各党又有一些区别。德国大选结果出炉后，比较亲美的德国跨大西洋主义者对社民党的获胜感到了一些隐忧，因为毕竟社民党内部有很多对美国非常批判的人物。但实际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对美国的态度较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来说要更为友好。在竞选过程中，朔尔茨曾多次表示，美国是德国和欧洲最为重要的盟友。他还一再强调要抓住拜登执政的窗口期，重新构建跨大西洋联盟，强调联盟的价值观特征以应对“新崛起国家”的挑战。与他相比，拉舍特对美态度则相对冷淡。后者多次强调发展对英法的关系与发展对美关系同样重要。但鉴于社民党传统的东方主义倾向，若能组阁成功，朔尔茨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需要协调好党内的不同意见。

无论是社民党还是联盟党领导的新政府中，绿党都极有可能获得外长职位。我们也可以从绿党的一些言论来预判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些可能方向。绿党主席贝尔伯克目前是新政府外长的热门人选之一。贝尔伯克对重建跨大西洋关系比朔尔茨还要看重。她认为，当前时代最大的两个挑战分别是专制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竞争，以及应对气候危机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与美国展开紧密合作至关重要。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德国和欧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在世界制度竞争中处于先锋的位置。尽管贝尔伯克认为北约应该在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后，再讨论增加军费问题，但她还是强调了北约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德国和欧洲防务的“中心角色”。而她对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管道项目的坚决反对，也可以化解德美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由于绿党和自民党成为了朔尔茨、拉舍特为了组阁所拉拢的对象，因此新任总理势必会在包括外交在内的很多事务上对这两个党进行妥协。尤其是在对华和对俄政策上，绿党及自民党都更具批判性，因此新总理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可能也会相应减弱。

大选后德国对美事务的初步展开

近几个月以来，德国各大党恢复跨大西洋关系活力、重建德美关系的努力连续遭到打击。先是西方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在一种混乱过程中结束，随后还曝出美国在诸多环节上没有通知德国和欧洲盟友的新闻。而最近爆发的美法外交争端，则更是突出体现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拜登政府关键时刻同样不顾盟友利益而行事的状况。由于这场争端正好发生在临近德国大选之际，因此也注定其将成为各大有组阁可能的政党即将需要面对的第一件对美事务。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澳大利亚用美国核潜艇替换法国潜艇的事件发生后，美法和跨大西洋关系突然陷入危机。德国政府很快也表示了对潜艇事件的不满，但主要是针对拜登政府处理印太事务和跨大西洋关系时的“特朗普化”，即在没有和欧洲盟国协商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有关决定。德方认为，美国既然可以对法国这么做，今后也可以对德国或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这么做。正如德国外交部所说，美国政府不能在制造了即成现实后才通知盟友。德国外长马斯直截了当地表示，想知道下一个受到如此对待的盟友是谁。

但另一方面，德国却希望继续推动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发展并努力调解美法之间的矛盾。与目前呼吁与美国脱离，并阻碍跨大西洋交流的法国不同，德国各主流政党，战略决策分析机构和德国政府都不断指出，当下有关欧盟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的讨论走得太远了。欧洲绝不能疏离或者和美国分裂。德国所强调的欧盟战略自主和外交只能在与其他价值观伙伴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进行。

无论是朔尔茨、拉舍特还是贝尔伯克等人，他们所强调的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欧洲能够更积极地承担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责任，并在关键领域对美国提供支持。在他们看来，欧盟战略自主主要是指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而难以顾及欧洲和欧洲邻近地区事务的情况下，德国和欧盟需要加强自身应对这些事务的实力，同时在印太地区也为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这一思考在西方从阿富汗撤军和AUKUS建立后实际上在德国这些政治家的脑中更加深化了。

 在这种思考下，德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展了系列活动来积极调和美法两国的关系。此次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马斯成功邀请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意大利外长在德国驻联合国代表办公室就利比亚问题进行了商讨。而此前，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已经拒绝了与布林肯、马斯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四方会谈。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后，德国政府也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德国外交部仍在尽量化解联盟内部的分歧，强调欧美之间在太多问题上都需要相互合作，并指出“本质上欧美之间在印太战略上根本没有矛盾”，希望西方联盟内部的争论和愤怒能够快速得到解决，要求通过对话来避免双方进一步对彼此误解。

从现在看来，法国政府追寻的欧洲经济和防务自主大都很难获得德国政府的支持。在防务上，德国会继续强调北约和美国的作用。而在经济和供应链问题上，德国也支持积极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协调，以维持西方对系列重要经济技术标准的制定权。

在德国等国的努力下，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将于10月27日召开有关出口管制的会议。这也非常受到德国和欧盟内部的战略精英的支持。在这次会议中，双方将建立10个跨大西洋工作小组。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网络等领域设立共同标准，并阻止高科技被“专制主义政权”滥用于侵犯人权。

与此同时，德美关系中的一些传统矛盾也再次得到了体现。在德美两国的当代史中，美国政府对德国施压，要求德国对某国实施贸易禁运的例子十分常见。而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关上述跨大西洋合作机制的材料显示，德国和欧盟主要国家政府实际上是希望在建立跨大西洋协调机制的同时，致力于阻止美国通过该机制对德国和欧洲对中国出口的重要物资进行限制。德国方面尤其担心对中国市场有着极大依赖的汽车产业受到TTC机制的影响。

无论是社民党还是联盟党组阁，美国战略重心移往印太这一大趋势都不会改变。新一届的德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面临着一个突出的困境。一方面，与法国一样，德国不希望在印太等全球事务中完全失去影响力，他们渴望向美国政府表明，欧洲在印太地区对维持西方主导国际体系也能有所贡献，而不应该被美国视作是种负担。但另一方面，主要出于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和安全上对俄罗斯的疑虑，德国也不想受印太事务过度拖累。这样一个经典的同盟困境模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德美关系的发展。

（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